父亲的解放日志

父亲死了，撞上电线杆死的。

一个一生“徒劳”的倒霉蛋，一个韩国的赤色分子，前半生打游击、蹲监狱，后半生在农村管闲事。爱操心、立志为民众奉献却被嫌弃了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葬礼上来了许多人。断了来往的亲戚、有名望的官员、出狱的犯人、叛逆的不良少女……上到七八十岁，下到十几岁，爱他的、恨他的，彼此意见相左、水火不容的，都聚在这个小小的吊唁厅里，互不干涉地用自己的方式悼念。

他们都与父亲相知相交，彼此之间也有过不可逾越的围墙。但现在，在葬礼上，一种微妙的和平涌动，一种或许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实现的和平。

也许，父亲一直为之奋斗的，就是葬礼上的这个画面。

郑智我 ？？？

韩国作家，韩国中yang大学文艺创作系博士。1965年出生于全罗南道求礼郡。

代表作有《父亲的解放日志》《游击队的女儿》，另著有小说集《幸福》《春光》《森林的对话》《资本主义的敌人》等，包揽金裕贞文学奖、沈熏文学大奖、李孝石文学奖、韩戊淑文学奖、YES24年度小说奖等重要奖项。1996年凭借《黑枣树》当选《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小说大奖。

父亲死了。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死的。

严肃古板地活了一辈子，最后竟然撞在电线杆上，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就算是愚人节，我们家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不会出现这样的幽默。还幽默呢，幽默在我们家就是禁忌。当然，这并不是说幽默在我们家不存在。任谁都觉得好笑的事，我的父母都很郑重其事，就像视死如归的战士一样，这才是我家的幽默。不过，真要说有幽默吧，也只能说他们那种万事带着革命精神、一本正经的态度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幽默。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但确实挺好笑的。比如这样的事：

那是我高中的一个寒假。我的父亲高尚旭，曾经的游击队员，吃了快二十年的牢饭之后，选择远离资本主义的中心首尔，回到既不通车也不通电的老家扎了根。一个视资本主义为敌、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回到了连资本都没有的山沟沟，说来也是一种幽默。不过也是，你说在独裁政府掌权的韩国，社会主义者还能上哪儿？于是，眼看就到花甲之年的父亲成了一名新手农民。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父亲有时还是可圈可点的，但作为一名农民，只能说一塌糊涂。他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意识先行的农民。父亲热衷于《新农民》杂志，把它奉为行动指南，一板一眼地照着里面的指示播种、除草、施肥。母亲给父亲干的农活儿起了一个名字，叫“纸上种田”。

“《新农民》让他什么时候除草，他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也不管那草长得多高。你管它《新农民》说什么，草长出来了你就得拔，种田哪能照书上种啊？”

但无论母亲怎么唠叨，父亲就是对纸上的文字坚信不疑，毫不动摇。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对文字的信仰，父亲在读完《共产党宣言》之后，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专家要是什么都不懂的话，他能那么写吗？”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一头扎在那《新农民》之类的农业书里，母亲咂着嘴，拿起镰刀走了出去。

母亲帮忙的时候多少还好一些，否则光靠父亲的纸上种田法，结局就是年年歉收。那年冬天就是如此，他们只能吞下收成惨淡的苦果，靠剥生虫的栗子熬过漫长的冬天。栗子剥到一半，我那没耐性的父亲就屁股痒痒跑出去了。除了思想学习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直到太阳落山，灰压压的影子慢慢占领了这个巴掌大的村庄，父亲才回来，屁股后面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我正觉得冬天山村里往来的只有西北风，太过冷清，无聊至极，这下来劲了：难不成父亲终于也动了些歪心思？莫非我要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了？那来都来了，不如来一个富得流油、未来会给我分一大笔家产的“小妈”吧！我抱着看好戏的心情，悄悄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啧啧，那个女人头顶着个箩筐，不管是长相、身材，还是穿着打扮都跟我理想中的小妈相去甚远，根本不是我母亲的对手。怎么说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劳动妇女，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对父亲看女人的眼光多少有些失望。一股寒风吹来，我打了个寒战，啪地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