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

本书作者乐黛云是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人物，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她在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文化洞察力。本书通过《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名士，通过《浮生六记》剖析封建末期的文人，通过《孤独者》《伤逝》《蚀》《财主底儿女们》来了解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外，还分析了现实生活中几位对现代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如林纾、王国维、鲁迅、茅盾、吴宓、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他们都是挣扎于古今中外巨大张力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乐黛云（1931.1—2024.7），贵州贵阳人。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法合办学术集刊《跨文化对话》杂志创刊主编，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导师，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深圳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终身荣誉会长等。荣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获得“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荣获首届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 陈越光，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20世纪8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副主编；历任《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总编辑（主编）。著有《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谦卑》、《以公益为志业》、《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文版、法文版、韩文版）、《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等。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较为宽泛，凡“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a。西方关于知识分子则有较为严格的定义。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三点定位也许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基础 。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指这样一些人：1. 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2. 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3. 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就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论述的“精神生产”，也就是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的“积累知识”“传播知识”“研究和接受这些知识”。中国古代早有“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c 的说法，意思是说通晓古今知识，并能据以明辨是非的人就叫知识分子。《世说新语》的作者概括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对象说：“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也就是积累、传播、研究和接受知识的意思，这与莫兰所说的第一点相通。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的传统是很突出的。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或是“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始终企图以自己的政治行为或自身的道德完善，作出榜样以影响社会。关于第三点，讨论的文章很多。莫兰提出的“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就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也就是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以避免的“半真理”妥协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追求成为政治家，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仍然有明显的界限。齐国的“稷下学士”虽然受到官方的奉养，但他们自居“不宦”，强调“不治而议”，也就是《盐铁论》所载的“不任职而论国事”，即只热衷于对社会政治的批评而尽量不掺和到具体的施政中去。孟子谈到“士”时，总是把“德”和“位”与“道”和“势”并立起来。“德”和“道”是理想和原则，“位”和“势”则是代表当前利益的政治权力。明儒吕坤把“权”分为两类：“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势”就是“执政”“国事”，或“制统”；“理”则是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原则或理想或“道统”。“理（道）”和“势”之间的矛盾斗争正是Mannheim 所提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故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认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这“不召之臣”就是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绝不与政治家的“半真理”妥协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们为坚持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直到 20 世纪中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还因为捍卫“以德抗位”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忍辱负重 20 年！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确有与西方类似之处，但其间又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其中被称为“士”的部分更是相异。“士”大多以做官为最后之归宿，少有对自由的追求。他们结局或是放弃知识分子的“以德抗位”传统，屈从于官僚体制；或是坚持知识分子的品位而弃官远行。另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文人”。一般说来，知识分子都可泛称文人，但“文人”有其独特的定义。在《诗经·毛传》中，“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后来就泛指“读书能文”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护细行”，也就是不拘小节的读书人。他们也许淡泊世事，不问“俗务”，但他们却传承着中国的琴棋书画、气韵情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无论是作为作品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作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知识分子和当代社会生活的生动范例，而小说远比别种资料更能提供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情形。例如通过《世说新语》来研究魏晋“名士”，通过《孤独者》《伤逝》《蚀》和《财主底儿女们》来了解 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作品中的许多篇章都提供了在任何别的史料中都无法找到的具体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这类作品以它自身特有的价值而独立存在，有着远比他种文类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中国文学有悠久的“演义小说”的历史，明清之际的刘献廷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广阳杂记》卷2）他把小说看作“小人”所爱好的历史。所以有人称《水浒传》为《宋元春秋》，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正传”，吴敬梓把他的小说称为“外史”。如果按照列宁所说的任何民族文化都包含着两种文化的观点或是雷德菲尔德（Redfield）提出的农民社会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不同传统的理论 ，那么，好的小说总是比较接近于普通人民的小传统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因而也往往反映了一些从别的资料所不能看到的普通人民的观点。

目录 （一） 晋人之美—反映中国文人生活的最初结集《世说新语》 002 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文人面影—《浮生六记》 025 五四前后的孤独者和零余者 ：谈鲁迅的两篇小说 045 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心态探索 ：茅盾的《蚀》和《虹》 068 四十年代的叛逆知识分子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095 （二） 翻译怪杰林纾 124 汇通古今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先行者王国维 138 青年爱国者鲁迅 162 穿行在西方文学中的青年茅盾 185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吴宓 213 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 230 探求真理精考事实的汤用彤 241 站在古今中西文化坐标上的朱光潜 253 乐黛云学术年表（张辉）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