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潘翎（Lynn Pan，1945—2024），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移居香港。1963年取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1964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心理学。曾任职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剑桥大学，1970年代初开始写作。她的作品多偏重中国社会的人事物景，尤其侧重于讲述上海和海外华人的故事。曾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上海沧桑一百年》，个人作品包括《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Old Shanghai: Gangsters in Paradise等。1991年获马丁·路德·金纪念奖。
译者简介：
宋菁，翻译学博士，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国萨里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精彩导读
第一章 爱的前菜
你会听到中国人这样说：“我们不重视爱情。”他们的语气并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实话实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的确如此：除了一小部分人，中国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并不认为浪漫爱（romantic love）是最重要的。
虽然这个少数群体很小，但它仍然比20世纪初的时候大得多，那时所有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人在浪漫爱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配偶。在知识分子先锋队的敦促下，这个千年习俗早在1949年前就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正始于本章题词中所提及的1926年的“恋爱雏形时代”。
当然，不为爱情而结婚的人并非对爱情一无所求，无爱的已婚中国男人一直在同歌妓和妾室发展情事，但在知识分子看来，那不是真正的爱情，后者只在行使自由意志和实现男女平等的情况下才存在。“真爱”是一种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缔结的关系。在中国，两性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所以中国人“没有恋爱可言”。有人这样评价：“中国人也不明瞭恋爱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也不能和中国人说恋爱。”一位评论家认为这些话有点夸大其词：“中国人未始不明瞭恋爱的真意义是什么？”他写道，“真正的恋爱，我们是得不到的；中国底社会是不许有的……这正是中国人悲惨的境遇。”中国社会不允许，因为它仍然被古老的儒家礼教束缚，如同深闺的少女，所以爱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我们该如何进步和发展？他问，随后自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我们需要一场“恋爱革命”。
这种革命的呼声很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被忽视，那就是上海，中国最西化的城市，英国、美国和法国租界的通商口岸。上海是中国的主要出版中心，所有的书籍、杂志，特别是介绍新式恋爱的外国译作，都在这里得见天日。这类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涌现，那是一个特别专注于爱情的时期，例如《妇女杂志》用整期的篇幅来讨论爱情、离婚和择偶问题，还开设了专栏，以便读者就诸如“我之理想的配偶”及“我对男人（或女人）的期望是什么”等问题写信发表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对于爱、性与婚姻的看法在此间产生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关键性进展。截然不同的观念一齐涌现出来，西方思想较之本土观念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抢占了上风。上海出生的作家张爱玲（1920—1995）在写短篇小说《五四遗事》（Stale Mates, 1956）时就意识到，这些西方思想确实移植到了中国，但并非完全移植，也并非所有的都是好的。
张爱玲这篇小说的副标题名为“以爱情来到中国时为背景的短篇小说”（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我的书名“真爱遗事”（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有意识地呼应了这个标题。她的故事发生在1924年，当时的风尚是称呼年轻未婚女子为“密斯”（小姐），即使没有近视，她们也要戴上圆形的黑框眼镜，把钢笔夹在衣襟上，阅读雪莱的作品。在西湖上划船时，故事的主人公罗先生向20岁的范小姐大声朗读英国诗人的作品，范小姐每每感动时就会紧紧握住女伴的手。
他对她很好，她对他也很好。可命运总是作弄人，他已经结婚了—中国男人在他这个年龄段不可能还是单身。由此，张爱玲称之为“当时一般男子的通病”，并挖苦地说，“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听到过‘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罗先生和他的男性朋友们已经听说过爱情，这可以从他们兴致勃勃地无休止谈论自己的爱人、相互展示女孩的信件并在笔迹中分析女孩的个性推断出来。你可能会认为这些毫无意义，但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们着迷。爱情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体验，“就这么一点点，在中国却要走几千年”。
罗先生向范小姐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要范小姐等他，他打算从目前的婚姻桎梏中解脱出来。罗先生提出要和乡下的妻子离婚，立刻引起了双方母亲的惊愕和愤怒，中国的婚姻更多的是家庭问题，而非仅限于夫妻本身。唉，达成协议要花六年时间，这对范小姐来说实在太久了，她26岁了，很快就要变成老处女。如果她不抓紧时间，她甚至连成为所谓“填房”的资格都没有，填房也就是指嫁给鳏夫。范小姐相亲的对象是一个开当铺的，媒人认为干这行的男性算是顶好的。范小姐收到了他送的大钻石订婚戒指，还被带出去吃了大餐。
已经离婚的罗先生一气之下通过媒人的介绍转向王家，王家长女在例行交换照片和适当调查后接受了他的求婚。罗先生在三个月内就结婚了，而范小姐的婚事却告吹了。是因为这个男人比最初想象的要老，还是因为她谎报了年龄？恶意的流言蜚语四起。
罗先生和范小姐的朋友们都希望两人能够遇到，如果他们在月下的西湖边重逢，将是“悲哀而美丽的，因此就是一桩好事”。在皎洁的月光下，罗先生又一次被迷住了。他第二次开始了离婚诉讼，这场斗争的时间不亚于前一次，或许因为“以前将他当作一个开路先锋，现在却成了个玩弄女性的坏蛋”。范小姐和罗先生同甘共苦，对他不是“一味的千依百顺”，而是迎合他的心境，阅读他送来的书，并继续对雪莱倾心。
然而，婚后，范小姐就放弃了雪莱而钟情于打麻将，暴露了罗先生不曾了解的一面。她放任自流，不出去打麻将时就穿着没洗过的旧长衫在家里闲逛，在床上嗑瓜子，把瓜子壳吐到床单和地板上。
他们争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亲戚那儿，亲戚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为什么不把前妻王小姐找回来？罗先生犹豫了，最终被说服了。不出所料，现任妻子范小姐大发脾气，却在王小姐被带回家时表现出宽宏大量的姿态—在王小姐家人看来，王小姐和范小姐平起平坐，既不是小妾，也不是情妇。
如果已有两个妻子了，为什么不能有三个？家族的长辈说，罗先生把第一任妻子接回去才是公平的。罗先生同意了，去乡下把第一任妻子从娘家接回来。虽然这羡煞旁人，但他并不觉得有福气。他有这么多妻子没什么值得庆贺的，因为现在已经是1936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当他坦言自己的不幸时，没有一个朋友把这当回事儿。其中一个取笑道：“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对罗先生来说，逆天而行的思想落到了实处。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一夫多妻告终并非逆天而行—张爱玲嘲笑他不可避免地回归到了祖先那套传统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回归似乎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享乐，他做了家族长辈或古老的中国传统期望他做的事情。诚然，他是一个开拓者，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为爱情而结婚—这在中国是一件新鲜事；随之又义无反顾地离婚。但这就是他的新自我，相当一部分是由雪莱和进步的新旗帜所激发的自我。他的旧我是另一回事。没有根除自我的办法，它迟早会爆发。毕竟，自我不是在一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这种自我，在中国有着千年的根基，要拔除谈何容易。
然而，爱情革命的斗士们敦促说，人们应该振作起来，旧观念应当被连根拔除。必须重塑自我，任何文化构成和性格上的不足都必须通过借鉴外国来弥补。令人沮丧的是，这种不足是普遍的，爱情只是中国人生活的诸多领域之一，从科学到艺术和哲学，都需要西方的参与。许多人认为全盘西化是前进的方向。
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有两个版本，先有英文版，后有中文版，她通过在中文标题中加入“五四”这个日期来告诉我们中国人是从何时开始如此热情地看待西方的。这是一个在中国革命记忆中引发共振的日期，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简称。五四运动是一场全面的文学和思想革新，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北京天安门前举行的爱国学生示威，以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的屈辱决议。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街头，声讨这是盟国对中国的一次赤裸裸的背叛。他们发现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此无足轻重，这着实让人恼火。落后使中国变得软弱，而软弱又招致了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抗议者问道，我们这个国家如何在20世纪生存下去？
校园集会、街头游行、慷慨激昂的演讲、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高涨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五四运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与之前的两项全面的社会变革不无关联。一次是1911年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第二次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正如其名称所示，这是一场革新中国文化的运动。古老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个人关系的处理，所有这些都必须被清除。因此，受文言文束缚和约定俗成的理念将被现代白话文解放出来，成为新的思想。自上而下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平等及其他新观念。
中国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以一种宣泄的方式驱魔，而孔子是这场运动中最合适不过的驱魔对象，这是为了拯救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从政治、道德和知识的黑暗中走出来，步入“科学”和“民主”的坦途。一旦儒家思想被摒弃，与之相关的思想网络—道德、家庭理念，当然还有与女性相关的理念，也随之被废除。
随着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思想的力量也在一系列新期刊上喷涌而出，这些期刊包括《新青年》《新潮》《新女性》，它们不约而同地呼吁翻开思想的新篇章。为这些期刊投稿或阅读这些期刊的作家、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共同组成了“五四一代”。
1919年5月4日是新旧交替的里程碑，这标志着从旧式爱情到新式爱情的转变，诚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1910年12月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并非像“一个人走出去，看到一朵玫瑰花开了，或者一只母鸡下了一个蛋那般的骤然而明朗。但无论如何，情况还是发生了变化，既然要对此划定出一个界限，我们就把时间定在1910年左右”
除了认为浪漫爱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爱情的时候又在想什么呢？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又会说什么呢？他们思考着，谈论着，要从“封建”媒妁之言的婚姻黑暗暴政中解放出来，谈论着自由意志、个人主义和自主能力。他们谴责不平等和性别双重标准，指出要求女性保持贞洁和忠诚，却容忍男性玩弄女性和一夫多妻是多么的不公平。他们谈论新女性，呼吁她们从儒家的审慎中解放出来。他们拒绝圣洁和伪善，呼唤建立一种基于爱情的、新的、更高的婚姻道德。
人们对“爱”的理解模糊不清。有人认为“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动物欲望的化身，有人认为它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