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故事

袁凌《八个故事》共包括八篇作品，篇目有《大杂院子弟》《墨菲定律》《彩色骨灰》《亲爱的皮囊》《鸟神》《此人纯属虚构》《山》《聊天》。作品题材与行文风格统一，着眼于通过对平凡人市井生活和繁杂琐碎的家长里短的描写，刻画当下都市漂泊者及边缘者等普通人的内在心境和生存状态，探索人与城市，异乡与故土，人性与现实的分裂、张力与平衡，具有很强的冲击感，使忙碌奔波于生活中的人们能在本书中找到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归宿。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县，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历任《凤凰周刊》主笔、《Lens》主笔、《财经》记者等职，曾任新媒体“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曾获“2015 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2017 新京报·腾讯“年度致敬作家”，单向街“2019 年度青年作家”。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非虚构类前三、两届豆瓣年度作品、两届新浪“十大好书”、两届华文“十大好书”、两届南都“十大好书”、凤凰网年度好书、单向街年度作品等，另曾提名或入围首届吕梁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新京报十大好书、新周刊年度好书、2020 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等多种奖项。 出版作品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寂静的孩子》《生死课》《记忆之城》《汉水的身世》等；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诗歌等数十万字，曾在《上海文学》《延河》开设过非虚构和小说专栏。

墨菲定律 一 在与一苇和母亲柯凡的关系当中，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心理师，父亲的老同学，叔叔，朋友，还是她叫的哥哥，或别的。 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我也是半路出家的。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譬如劳保用品、小型机械啥的，都是跟人合伙，拿小头。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家庭也破裂了。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晚上睡不着觉，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身体轻飘得像张纸，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两次心理咨询师，当时还是个新鲜东西，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大。后来忽然想到，现在心理出问题的人多，这倒是个有前途的行当。好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又爱看些心理小说，转起方向来倒不算是太匪夷所思。那时候国家还有二级心理师考试，我用两年考了个证书，在北京三环之外租了个稍微大点的房间兼作住处和工作室，就算转行开张了。 十多年下来，我没能靠这行在北京买房子扎根，只是挣一口饭吃。心理学的理论一直在变，女客户是大多数，往往喜欢挑女心理师，还兴起能量疗愈的一派，桌上摆个水晶球，一手覆在球上，随便打量几眼客户，就算是接通了能量场，看透了来人的前世今生。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跳大神。 我像是起了个大早赶上晚集，常常感觉过气了半截。近两年，我从事务所里出来单干，除了坐等客人上门咨询，我也学习别人建了一个微信群读书会，通过带领人一起读某一本书，一面收点会费，一面培养粉丝。一苇妈妈加入那段时间，我们在读的是《墨菲定律》。 起先我没在意柯凡的加入，她是群里两个鹤岗老乡拉进来的。不怎么发言，只是静静地潜水。直到半年多以后，到了要交下一季会费的时候，我逐个清点群里的成员，到了她的名字，默默打算将本来不算长的名单划去一格了。没料到柯凡不但续了费，还提出找我做一次心理咨询。 因为是第一次，我估摸着报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价位，约好在我的住处兼工作室见面。这时因为北京的房租涨价，我已经又往外迁了两环，到天通苑二区地铁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租房了。顾客下了地铁，走到稍微不耐烦的时候，也就到了。 柯凡出现的时候我有些吃惊，看上去像在哪里见过。她面容白皙但是皱纹偏多，约略看得出年轻时的清秀，个子不低，穿一件浅色外套，里面是恒源祥羊毛衫。头发看得出用心捯饬过，却被北京无处不在的风吹乱了，马尾上还落了一粒杨絮，远看像是鸡毛。我看着她心想，也许我们在鹤岗的公交站牌下一起等过车，或者共同在一个菜摊前停留，仅此而已。但当初她的面容一定是有些出挑，给我留下了印象。 咨询进行得有些费事。她叙述起来语无伦次，总是陷在自己的某个思路里，看不到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完全别样的解释，每当这时候，我面前总像并非一个人，而是一只落网的飞虫，或者动物园铁笼中兜圈子的熊。我自己的心情也变得郁闷起来，因为在客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为咨询师又不能太干预，只能顺着她说下去，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表现得不经意地提醒一下，这主要是为了时间。两小时的咨询收费九百块，虽然我的时间并非如此紧缺，却也不能随意延长。 她叙述的线索在眼下和过往之间缠绕，好久之后我总算理出了一点头绪。她早年在鹤岗结过一次婚，生下了女儿，没几年就由于男方的大男子主义和养小三离婚了。以后她带着女儿过，没有再成家，甚至没有再找过男人。女儿考上大学后，她跟着亲戚来到北京，做医疗销售代表和物业管理之类的工作，把女儿一苇送去了日本留学。女儿半年前从日本回来，和她的关系出现了很大问题，像是变了一个人。 听她说着以往的经历，我又产生了某种熟悉感。似乎她生活中的哪个线头，和我已经在那个小城抛离多年的记忆某处是连缀在一起的。她是从小城考到沈阳去的大学生，在那一代人里面属于拔尖的，毕业后分配回到鹤岗，和铁矿上的一个人结婚。夫妻俩一起下海做生意，发了家，由于丈夫出轨和用度上的毫无节制，两人离婚，生意也破产了。也许是因为在东北有太多这样的情节，一遍遍地上演，没有谁是纯粹置身事外的看客。 丈夫早已不再联络，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女儿的事情。女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乖巧的别家孩子，也顺利地考上了省城一座不错的大学。去日本留学期间，母女定期联系，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什么异样。回国之后，一苇却表现得事事忤逆，从找工作到交男友、日常生活习惯，你叫她往东，她一定往西，找关系让她去面试，她故意穿成吊儿郎当的装束，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问题，把面试搞砸了，回来还显得很开心，像是很有面子一样。进了一家外贸公司，没两个月就出来了，说是不想在日本人的公司干。自己说要找别的工作，却又不见下文。外出时候不打招呼，问她见什么朋友不回答，好的坏的一概不知。 在家的时候，习惯把房间门关起来，一整天不出门地刷手机，只有吃饭的时候会打照面。偶尔进去一看，乱得不像个女孩子的房间了，还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气味，一点不像是年轻人该有的朝气。多问她两句，就吵起来。柯凡说，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说到这里，她似乎会像很多女人一样流泪，准备去拎包里掏餐巾纸了，但终究没有流出泪来，只是眼圈红了。看起来她终究是个要强的女人。 我只能按通常的理论做一些解释，知道对她的问题其实是隔靴搔痒。我提醒柯凡注意一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一事实，这类孩子的心理相比完整家庭的孩子，不论如何都有更敏感的地方。作为母亲，需要和女儿加强沟通，多从一苇的角度想一想，毕竟她已经成年了。 柯凡起身收拾拎包，一边礼貌地点点头，我不知道对我的话她听进去了多少，不过看上去她到底放松了一些，还转脸打量了我一眼。这张脸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呢？正打算送柯凡出门的时候，她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周北方的同学。我有些意外地回答是的。她点点头说，周北方是我的前夫。 她这么一说，我脑子里那些散落的线条算是搭上了。周北方确实是我的同学，但他比我大上四五岁，高中时留级和我到了一个班里。他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没有改观，顶班进了矿务局下属的机械厂。他是那种外形轮廓很扎眼的男生，因为大了几岁，在班级也很有大哥范，虽然不受老师重视，却总有几个小弟跟随左右，那时候就经常下馆子吹扎啤。他下海之后，喝酒成就了他的生意，曾经显赫一时，在同学圈中召集每年度的饭局，饭局上他的酒量永远首屈一指，比我们这几个上了大学进单位拿死工资，喝不敢喝赌不敢赌的人要潇洒得多。并且他还找了一位女大学生做老婆，照片上柯凡的容貌更是引人羡慕。 但喝酒和赌博最终也毁了他，听说他落到妻离子散还坐了几年牢，坐牢期间结了婚的小三也离开了。最近几年他再度出现在同学微信群里，开头说是再度创业成功，不时显摆几张坐宝马赴酒局的照片，后来却开始找同学借钱，不过到现在并未借到我头上，大约他也觉得干个心理咨询什么的实在没有多大油水，不过我还是有几分终究会被他点名的忐忑。 我没有见过柯凡，仅仅是看到过周北方手机里展示给大家的照片。但柯凡说，她早就从一个老乡处知道我是周北方的同学，这也是她愿意加入微信学习群，和眼下来找我咨询的原因。 我想告诉她，这种熟人间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咨询师会有代入感，又牵涉到很多隐私。不过我和周北方上学期间并不亲密，除了同学圈也没有更深的交集，长年北漂，这方面的忌讳也就少了一些。倒是有点担心，我这间一半像是住处的工作室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 以后我们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天，没太提到过去在鹤岗的事，她会就课程学习里的一些疑点单独问我。有几个群友也习惯像她这样，后来他们商量之后提出建议，在线上的读书讨论之外，再搞一个定期线下聚会，当面交流，参与者另外缴纳一笔会费。柯凡也参与了，虽然我知道她在物业的工资并不算高。 因为我的住处太过偏远，大家约定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定时聚会，那里平时人多，周末的上座率不高，我们的讨论不大会干扰到别人。聚会时大家各点自己的饮料，轮流帮我点一份，阅读的书目仍然是从《墨菲定律》开头，渐渐地大家习惯了坐下来先聊一下家常，再开始读书。柯凡往往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在角落里占好位置，就着有些昏黄的灯光读膝盖上摊开的书，偶尔会让我想起她的老大学生身份。 像加入线上读书会的经过一样，柯凡一开始仍然是最沉默的一个，似乎她额外交了钱的目的只是来这里点杯饮料坐下，当面倾听大家讲话。后来在拉家常之中她也渐渐会说上两句，但仍旧显得矜持。聚会结束后各自回家，多数人是走到雍和宫站分头搭地铁，我搭五号线回天通苑，柯凡和另两个人是转二号线，她的住处在上地附近，需要到西直门再转乘十三号线。 有一天在二号线地铁站台上，柯凡提出跟我一起去搭五号线，到立水桥再转乘十三号线。我觉得她这样比较绕，但没有说出来，一起上了晚上十点过了仍然显得拥挤的五号线地铁。 地铁上没有座位，我们站在过了惠新西街南口不再开启的车门一边。地铁过了惠新西街北口，开始钻出地面的时候，她背靠着车门问我，如何能让自己想到前夫时不再愤怒？ 她说，自己现在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都会想到前夫，忍不住想骂人，吵架。一苇现在越来越像爸爸了，有时候她都觉得女儿是故意的，为了气她。 车窗外北京的灯火点缀在黑暗的背景中，在柯凡身后时而闪过，不足以照亮奥森公园到西山一带大片的黑暗。黑暗中浮现出了我的那位高中同窗的脸。在班上他经常是中心，而我只是个小不点儿，甚至可以说受到过他的欺负，当然对他来说可能是不经意的，就像人会不经意地伸手去按一下树皮上的一只昆虫。后来听说他的没落，心也会像风吹的水面，掠过一丝轻微的绉纹。 这样的联想其实是不专业的。确实我和柯凡在这时并不是在进行心理咨询，像是两个老友在聊天，她也没有因此付费，但她毕竟是我的忠实客户。我把心思收回来，问一苇和她爸感情好吗。 不好。小时候他也还算疼她，但没多久就闹离婚，他很少回家来，都是我抚养她。再后来，一苇不愿意见她爸，现在更是不愿意人提到她爸。 那你就不能说她像她爸了。你不能在她身上找她爸的影子，对她的伤害会很大。 但她行为举止就是像她爸。邋遢没个边儿，睡早床，到了快吃午饭时还不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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