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成功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一极富艺术美感的女性形象。安娜在越来越厌倦自己冷漠无趣、所谓精英人士的丈夫之时，与英俊的军官不期而遇，爱情火焰的腾腾升起不可避免。然而在舍弃家庭与婚姻、丈夫与孩子之后，安娜却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爱情”真相破败不堪。在源源不断的绝望和反复的挣扎之中，安娜走向来不可挽回的覆灭的结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是公认的世界文学瑰宝。 出身贵族世家，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抚养成人。十六岁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后退学回乡，投身农奴制度改革。二十三岁时自愿参军，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三十四岁时和索菲娅结婚，总共生育十三个孩子，其中五个天折。四十一岁时，历时六年完成《战争与和平》，被誉为“天才的史诗巨作，四十九岁时，历经十二次修改完成《安娜·卡列尼娜》，被誉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 此后举家迁往莫斯科，调查贫民，探访监狱，研习哲学、宗教、伦理、道德，因对自己的富裕生活产生怀疑，常自己动手收拾屋子、打水、劈柴。七十一岁时，耗费十年心血，完成巨著《复活》，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 一九一零年十月，八十二岁的托尔斯泰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患肺炎，死于阿斯塔波沃车站。依照他的遗嘱，遗体葬在故乡波良纳庄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大小，上上下下，都感到非常难受。他们都觉得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觉得他们这奥布朗斯基一家大小、上上下下的关系还不如随便哪一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人。妻子在房里不出来，丈夫已有两天多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就像迷路一般。英籍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了信请朋友给她另找位置；厨师昨天午餐时就走掉了；做下手的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要辞工。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把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弹簧沙发上翻转了一下，紧紧抱住枕头的另一头，将脸贴在枕头上，似乎还想再睡上很久；可是他忽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是怎么来着？”他回想着梦境，在心里说，“哦，是怎么来着？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不过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玻璃瓶原来都是女人。”他回想道。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放射出快活的光彩。他微微笑着沉思默想起来。“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梦里还有很多妙事儿，不过用言语是说不出来的，而且一醒来连想也想不清楚了。”他看到一幅呢绒窗帘边上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便快活地把两条腿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用脚去找妻子绣了花的那双金色鞣皮拖鞋（那是去年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且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来，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咳！……”他回想起一切种种，叹起气来。于是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他和妻子口角的详情细节、他的尴尬情形和他自己铸成的最使人伤心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想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 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一会儿，那时他从剧院回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给妻子的一个老大的梨子，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底儿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而且他认为头脑非常简单的陶丽，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拿着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神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懊恼的主要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这时的情形，正是人干了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揭穿时的情形。他不善于装扮一副苦相，以应付他的过错暴露后面对妻子时的局面。他没有表示委屈，没有否认，没有申辩，没有请求原谅，甚至也不是满不在乎——不管怎样，都要比他的做法好呀！——他的脸上竟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朗斯基一向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反射”），完全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种习惯的、和善的，因而是一种很傻的笑。 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种傻笑。陶丽一看到这种笑，就像被戳了一刀似的，浑身打起哆嗦，发作起来，暴跳一阵，说了一大串难听的话，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从此就不愿意看到丈夫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灰心丧气地自己对自己说，自己也无法回答。 二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已经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妻子，这一点他也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想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不过他还是深深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困难，而且也心疼妻子，心疼孩子，心疼自己。他要是早知道这事儿会使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他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把自己的罪过遮盖住，瞒过妻子。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感觉妻子早就猜想到他对她不忠实，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甚至以为，她这个年老色衰、已经毫无风姿、毫无魅力、只是一窝孩子好母亲的普通女人，应该通情达理，不计较什么。谁知完全不是这样。 “唉，糟透了！咳，咳，咳！糟透了！”奥布朗斯基一再地唉声叹气，再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这事儿没闹出来之前，这一切有多么好，我们过得多么好呀！她有了几个孩子，心满意足，欢欢喜喜，我什么也不干涉她，随她怎样照管孩子，料理家务。是的，她是我们家的家庭教师，这不大好。真不好！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是有点儿不像话，有点儿下流。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师呀！（他十分真切地想起罗兰小姐那滴溜溜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不过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放肆呀。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简直就像是存心叫我过不去！咳，咳，咳！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只除了生活常常为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的通用办法。这办法就是：应该糊里糊涂过下去，也就是应该忘却烦恼。在梦中忘却烦恼已经不可能，至少不到夜里不可能，已经不能再回到玻璃瓶女人唱歌的音乐境界中去。看来，只有在生活的梦中忘却烦恼了。 “以后自有办法的。”奥布朗斯基自己对自己说过这话，站起身来，穿上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带子系好，往宽阔的胸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习惯地迈开矫健的步子，一双八字脚便十分轻盈地支撑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来到窗前。他拉开窗帘，使劲按了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长衣、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也手持理发家什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 “有没有衙门里来的公事？”奥布朗斯基接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下来之后，问道。 “在桌上呢。”马特维回答过，带着关心和询问的神气看了看东家，等了一会儿，又带着调皮的笑容补充说，“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了。” 奥布朗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在镜子里看了马特维一眼。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是默契的。奥布朗斯基的眼神好像是在问：“这话你何必说呢？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两手插到上衣口袋里，把一只脚向前伸了伸，微微笑着，默默地、亲切地看了看东家。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他白跑。”他说出了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话。 奥布朗斯基明白，马特维是想说说笑话，让人注意他。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一面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译错的字，把电报看了一遍，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这时理发师正在刮他的长长的卷曲络腮胡子中间那条红红的纹路，他让理发师那光溜溜的胖手停了一下子，说道。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就是说，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是她一个人，还是跟姑爷一起来？”马特维问道。 奥布朗斯基不好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刮他的上嘴唇， “噢，这个咱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这话时，一张脸又红到了耳朵根。 “嗯，好的。明白了。”奥布朗斯基说，“你要知道，我本来要请你上我家去的，可是内人身体不大好。这样吧：你要是想见到他们，今天四点到五点，他们肯定在动物园。吉娣在那儿溜冰。你就上那儿去吧，我回头去找你，咱们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 “好极了，那就再见吧。” “当心别误了！你这个人呀，我可是知道，要么会忘了，要么一转身又跑回乡下去！”奥布朗斯基哈哈笑着大声说。 “肯定不会的。” 列文已经走到门口，才想起没有和奥布朗斯基的两位同事打招呼；就这样走出办公室。 “看起来，这是一位很有朝气的先生。”等列文走出去，格里涅维奇说。 “是的，哥儿们。”奥布朗斯基摇着头说，“真是一个幸运儿！在卡拉金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又是那样嫩气！可不像咱们这些人。” “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司捷潘·阿尔卡迪奇？” “唉，不好呀，糟透了！”奥布朗斯基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就竖起一个手指头。马特维对着镜子点了点头。 “是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 “你去禀报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她会吩咐的。” “禀报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吗？”马特维似乎带着怀疑的神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你去禀报。哦，你把电报带上，回头告诉我，她怎么说。” “您是想试探试探呀。”马特维心里明白了，不过他嘴里只是说，“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拿电报，穿着咯吱咯吱响的皮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准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让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马特维只是眼睛带笑地说，然后把手插到口袋里，歪着头盯住东家。 奥布朗斯基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那漂亮的脸上出现了和善而有点儿可怜的笑。 “啊？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事儿，老爷，会雨过天晴的。”马特维说。 “会雨过天晴吗？”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是谁来了？”奥布朗斯基听到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就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又利落又好听的女人声音说。接着在门口出现了保姆玛特廖娜那方方正正的麻脸。 “哦，玛特廖娜，有什么事？”奥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他和妻子的事全是他的错，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可是家里几乎所有的人，就连这个老保姆，妻子的心腹，也都站在他这一边。 “有什么事？”他灰心丧气地说。 “您去一下，老爷，再去认个错儿吧。也许上帝会见怜的。她太伤心了，叫人看着都难受，再说家里也闹翻了个儿。老爷，也该心疼心疼孩子们呀。去认个错儿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谁系的疙瘩，还得谁自己解呀……” “可是她不会听我的呀……” “您该做的要做到。上帝是仁慈的，您要祷告上帝，老爷，要祷告上帝。” “嗯，好的，您去吧。”奥布朗斯基忽然涨红了脸，说，“好吧，给我穿衣服。”他对马特维说着，很果断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着准备好的衬衫，一面吹着衬衫上看不清楚的一点什么东西，带着显然很高兴的心情像上马套一样把衬衫套到东家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奥布朗斯基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习惯地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股链子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抖了抖手帕，觉得尽管家庭遭遇不幸，自己浑身上下还是洁净、芳香、健康、舒适的，带着这样的感觉轻轻抖动着双腿走了出去，来到餐厅里，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了，咖啡旁边还有信件和衙门里来的公事。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出卖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儿根本谈不上。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他与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掺杂金钱利害关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一想到他会为了出卖树林而想方设法同妻子和好，就觉得是受了侮辱。 奥布朗斯基看完信，就把衙门里来的公事拉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大的铅笔做了几个记号，便把公事推开，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报纸。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政治本身一概不感兴趣，他还是坚持大多数人及其报纸在这些领域的观点，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脑子里悄悄地变化。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动来找他，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衣服的式样，只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由于进出上流社会，也由于通常在成年期渐渐发达的思维需要有一定的活动，他必须有观点，就像必须有帽子一样。至于他选择自由派，而没有选择他的圈子里也有许多人选择的保守派，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主张更合情合理，而是因为自由派主张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就负债累累，钱简直不够用。自由派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奥布朗斯基带来乐趣，而且还要迫使他撒谎，作假，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钳制那一部分野蛮人的，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简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点儿就不错了，何必用那么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儿谈论来世。此外，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既然夸耀祖先，就不应该追溯到留里克为止，而忘记自己的祖先——猴子。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成了奥布朗斯基的癖好，他爱自己的报纸，就像饭后的雪茄一样，因为报纸可以在他的头脑里布起一层淡淡的雾。他看了社论，社论中说，在我们这时代，叫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嚷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祸害，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臆想的革命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传统势力之顽固”，等等。他又读了论述财政问题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边沁和穆勒，并且不指名地讽刺了政府某部。他凭着机灵的头脑，能够揣摩到任何讽刺的内涵：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因何事而发。这往往可以使他得到一定的乐趣。可是今天他一想到玛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如此不顺遂，这种乐趣就烟消云散。他还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的传闻，还看到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的广告；不过这些事没有像往常那样使他暗暗觉得好笑和开心。 他看完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过黄油面包，就站起身来，拂了拂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宽的胸膛，很高兴地笑了笑，这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快活的事儿，——这高兴的笑是良好的胃口引起的。 不过这高兴的笑顿时使他想起了一切，于是他沉思起来。 门外响起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朗斯基听出那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丹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拖拉什么东西，把东西翻倒了。 “我说嘛，不能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儿用英语叫道，“快扶起来！” “全乱了套。”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没有人管了。”他走到门口，唤了唤孩子，两个孩子丢下当火车玩儿的匣子，朝父亲跑来。 女孩儿是父亲的宝贝，她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闻着他的络腮胡子散发的香水气味儿。最后，女孩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憋得通红的、闪着慈爱光辉的脸，松开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亲把她拉住。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摩着女儿那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又微微笑着回答男孩儿的问候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喜欢男孩儿，于是他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可是男孩儿感觉出这一点，所以看到父亲冷淡的微笑，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吗？她起来啦！”女孩儿回答说。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看，她又是一夜没睡。”他想道。 “怎么样，她快活吗？” 女孩儿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知道母亲不会快活，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这话是装模作样。她为父亲红了脸。他也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女孩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叫我们跟古丽小姐上奶奶家去玩儿。” “好，去吧，我的好丹尼娅。哦，等一下。”他还是把她拉住，抚摩着她的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他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她喜欢的两块给她，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吗？”女孩儿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头发根和脖子，这才把她放开。 “马车套好啦。”马特维说，“不过有一个女人找您有事。”他补充说。 “来了很久了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有人来要立即通报！” “至少也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是用十分关切的粗大嗓门儿说的，叫人没办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奥布朗斯基烦恼得皱着眉头说。 来人是卡里宁上尉的妻子，求办的是一件无法办到的、没有道理的事。但是奥布朗斯基还是照常请她坐下，用心听她说完，不打断她的话，听完后又耐心地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告诉她去找谁，怎样去找，而且又快又一丝不苟地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而清楚的笔迹给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一个可能有助于她的人。奥布朗斯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拿起帽子，站下来，想想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忘，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唉，咳！”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出现了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己对自己说。于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必去，除了虚伪作假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修补和改善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再使她变成美貌迷人的女子，他也不可能变成心如死灰的老头子。除了作假和说谎，现在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作假和说谎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不过早晚还是得做的，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说。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两口，就丢进贝壳烟灰缸里，快步穿过幽暗的客厅，推开另一道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四 陶丽穿着小褂，当年那一头浓密的秀发如今已经稀疏，扎成辫子盘在脑后，一张脸瘦得瘪了下去，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显得格外大，格外突出。她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满屋子都是。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望着门口，竭力要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和轻蔑的表情，却怎么也装不出来。她觉得，她怕他，也害怕此刻和他见面。她刚刚试着做了这三天来试了上十次的事：把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挑出来，带到娘家去，可她就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然而就是现在，也像上几次一样，她仍然自己对自己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她要想法子治治他，羞羞他，报复报复他，哪怕把他给她造成的痛苦，还一小部分给他尝尝。她还一直在说要离开他，可是她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谓不可能，是因为她无法不再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还觉得，既然在家里她都照管不好她的五个孩子，那么，到了她和孩子们要去的地方，孩子们的情形必定会更糟。就是在这三天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喝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几乎没有吃什么。她觉得，走掉是不可能的；不过，她为了欺骗自己，还是在收拾东西，做着要走的样子。 她一看到丈夫，就把手伸到衣柜抽屉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等丈夫走到她跟前，她才回头看了他一眼。可是，她原想在脸上摆出一副冷峻和决绝神气的，结果却露出灰心和痛苦的神情。 “陶丽！”他用低低的、羞怯的声音说。他缩着头，很想装出一副听凭发落的可怜相，可他还是显露出精力充沛、身强力壮的样子。 她迅速地用眼睛扫了扫，把他那精力充沛的、健壮的身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是啊，他真是够快活，够得意的！”她想道，“可是我呢？……连他这副和善的模样儿也是令人讨厌的，大家还因为他和善喜欢他，称赞他呢；我恨死了他这副和善模样儿。”她想道。她的嘴闭得紧紧的，在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的右边，腮上的肌肉抽搐起来。 “您有什么事？”她用急促的、不自然的胸音说。 “陶丽！”他用打哆嗦的声音又唤了一声，“安娜今天要来了。” “干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叫了起来。 “不过，这是应该的呀，陶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看也不看他，高声叫道，这叫声很像是肉体疼痛引起的。 当奥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的心情还能平静，还指望会像马特维说的那样雨过天晴，还能心平气和地看报和喝咖啡；可是等他看到她这张痛苦不堪的、憔悴的脸，听到这种听天由命的、灰心绝望的声音，他连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住，眼睛里闪出泪光。 “天啊，我做的是什么呀！陶丽！看在上帝面上吧！……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泪水涌到喉咙里。 她把衣柜关上，看了他一眼。 “陶丽，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请你原谅，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补偿一时，一时……” 她垂下眼睛，听着，等着听他说什么，似乎是在恳求他说点什么，好让她不相信那事儿是真的。 “一时的冲动呀……”他说出这话，还想说下去，可是她一听到这话，好像被戳了一刀，嘴又紧紧闭上，右腮的肌肉又跳动起来。 “走开，给我走开！”她用更尖厉的声音叫起来，“您别给我讲您的冲动，别讲您干的下流事吧！” 她想走出去，可是身子摇晃了两下，她连忙抓住椅背，免得倒下去。他的脸憋得老大，嘴咕嘟起来，眼睛里充满泪水。 “陶丽！”他已经是抽搭着说话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我有罪，你就惩罚我，让我赎自己的罪吧。凡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做！我有罪，我的罪大得没法说！可是，陶丽，你要原谅我呀！” 她坐下来。他听见她沉重的、很响的呼吸声，心里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开口说话，可是说不成话。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想跟他们玩儿，可是我想到孩子们，就知道他们这一下子完了。”她说的显然是这三天来自己对自己说过多次的话里的一句。 她对他称“你”，他带着感激的心情看了她一眼，就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可是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躲开他。 “我想着孩子们，所以，为了挽救孩子们，人世间什么事我都可以干；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挽救孩子们：我是带他们离开父亲呢，还是把他们丢给色鬼父亲……是的，就是色鬼父亲……哼，您说说看，您干出那种……那种事儿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过下去吗？这可能吗？您说说看，这可能吗？”她提高嗓门儿，又说了两遍。“在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跟自己孩子的教师私通之后呀……”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且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讨厌您，见了您就恶心！”她叫起来，越来越恼火了。“您的眼泪不值一文钱！您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您既没有良心，又没有德行！我厌恶您，恨您，您和我不是一家人，对，完全不是一家人！”她带着痛苦和愤恨的心情说出连她自己都觉得可怕的“不是一家人”。 他看了看她，看到她一脸愤恨的神气，感到又害怕又惊愕。他不明白，正是他的怜悯激怒了她。她看出他对她是怜悯，而不是爱。“是的，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道。 “这真可怕！太可怕了！”他说出口来。 这时另外一间屋里有一个孩子好像是跌倒了，哭了起来；陶丽仔细听了听，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显然是定了定神，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霍地站起来，朝门外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上的变化，心里想道，“爱我的孩子，她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再听我说一句。”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唤仆人，唤孩子们来！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下流东西！我今天就走，您就跟您的姘头住在这儿好啦！” 她把门砰地带上，就出去了。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擦了擦脸，就慢步朝外面走。“马特维说，会雨过天晴；可是，怎样才能雨过天晴呢？我看简直不可能。唉，唉，多么糟呀！而且她嚷得有多难听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声和“下流东西”“姘头”这样的字眼儿，自己对自己说，“也许，丫头们都听见了！太难听，太难听了！”奥布朗斯基站了一小会儿，擦了眼睛，叹了一口气，便挺起胸脯，走出卧室。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布朗斯基想起自己和这个一丝不苟的秃头钟表匠开的玩笑，说这个德国佬“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上的发条足够走一辈子”。他想起这句笑话，笑了。奥布朗斯基很喜欢妙语。“也许，会雨过天晴的！雨过天晴——这话就很妙。”他想道，“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那你就和玛丽娅把休息室收拾一下，让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住吧。”他对应声前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来到台阶上。 “您不回来用饭了吧？”马特维送到门口，问道。 “到时候再看。你拿去做开销。”他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十卢布钞票，说道，“够了吧？”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要设法对付过去。”马特维说过，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陶丽已经哄得小孩子不哭了。她听到马车的声音，知道他走了，便又回到卧室里。这是她躲避麻烦的家务事的唯一避难所。她一走出去，家务事就把她缠住。就连现在，在她走进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籍家庭女教师和玛特廖娜就趁机向她提了几个刻不容缓、只有她能够回答的问题：孩子们出去玩儿穿什么衣服？要不要让他们喝牛奶？是不是叫人去另找一名厨师？ “唉，让我清净一会儿，让我清净一会儿吧！”她说过，便回到卧室里，又坐到刚才她和丈夫谈话时坐的地方，紧紧攥着瘦得连戒指都戴不住的双手，细细回想刚才谈的一番话。“他走了！可是他跟她是怎样了结的呢？”她想道，“莫非他现在还跟她幽会？我怎么不问问他呢？不行，不行，不能一块儿过下去。就算是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也不是一家人。永远不是一家人！”她带着特别的意味又把她感到十分可怕的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天啊，我以前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呀！……以前我多么爱他呀！就是现在，难道我不爱他吗？不是比以前更爱他吗？更可怕的是……”她想了个头儿，却没有想出个结果，因为玛特廖娜从门口探进头来。 “您就吩咐一声，把我兄弟叫来吧。”她说，“他总可以把饭做好；要不然又要像昨天一样，孩子们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 “哦，好吧，我这就出去安排一下。您叫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吧？” 于是陶丽又忙起家务，把自己的痛苦暂时淹没在繁忙的家务中。 五 奥布朗斯基凭着聪明的头脑，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可是他又懒又顽皮，所以毕业时成绩是很差的一个；然而，尽管他生活放荡，官衔不高，年纪较轻，却在莫斯科一个机关里担任着体面而薪俸优厚的主官职位。这个职位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一个部里担任要职，莫斯科这个机关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职位，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其他人士，通过兄弟、姊妹、亲族、表亲、叔叔舅舅、姑妈姨妈，谋得这个职位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以得到六千卢布的年俸，这笔进项他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尽管他的妻子有大宗财产，他的家业却已经败落了。 半个莫斯科和半个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他生来就在新旧显要人物的圈子里。官场上三分之一的人，也就是那些老一辈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小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还有三分之一是他的老相识。因此，地位、租金、租赁权等等人世间福利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是不会忘记自己人的。奥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也就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需要的只是不亢，不嫉，不争，不怨，而他生性随和，一向就是这样的。假如有人对他说，他不能得到职位和他所需要的薪俸，他会觉得非常可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是想得到他的同龄人已经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一类职务也不会比任何别的人差。 凡是认识奥布朗斯基的人都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性情和善、开朗，诚实可靠，而且在他身上，那漂亮而体面的外表、晶亮的眼睛、乌黑的眉毛和头发、白里透红的脸，蕴含着一股力量，对于跟他相遇的人能产生生理作用，使人感到亲切和愉快。“哦！司基瓦！奥布朗斯基！幸会，幸会！”几乎所有的人遇到他都要这样高高兴兴地笑着说。即使有时和他交谈之后并无特别高兴之处，再过一天、两天，见到他还是同样高兴。 奥布朗斯基担任莫斯科这个机关主官职务已是第三年，不仅得到同僚、下属、上司和一切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喜欢，而且也得到他们的尊敬。奥布朗斯基在公务中赢得尊敬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因为知道自己也有种种缺陷，所以对待别人格外宽容；第二，是彻底的自由主义态度，这种自由主义不是从报纸上学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就因为这样，他对待一切人，不论其身份和职位高低，一律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待所担任的公务非常淡漠，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这天奥布朗斯基来到自己的官府里，由恭恭敬敬的门房陪着，挟着公文包走进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这才来到办公厅里。文书和职员们一齐起立，又快活又恭敬地鞠着躬。奥布朗斯基像往常一样匆匆走向自己的位子，跟同事们握过手，便坐了下来。他说了几句笑话，说得恰到好处，便收住话头，开始办公。应当保持几分自由、随便，几分官场气氛，才能使大家愉快地办理公务，奥布朗斯基比谁都知道分寸。秘书也像奥布朗斯基办公厅里所有的人一样，又愉快又恭敬地捧着一沓公文走过来，用奥布朗斯基所提倡的亲切、随便语气说道： “我们好不容易接到了奔萨省政府的报告。这不是，是否可以……” “终于接到了吗？”奥布朗斯基用一个手指头按住公文，说，“请吧，诸位……”于是就开始办公。 “他们还不知道。”他带着郑重其事的神气低下头听着报告，心里想道，“他们的主官在半个钟头之前多么像一个闯了祸的孩子呢！”在念报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在笑着。办公要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进餐。 还不到两点钟，办公厅的大玻璃门忽然开了，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坐在沙皇像和守法镜下面的所有人员，很高兴有机会解解闷儿，都转头朝门口望去；可是站在门口的卫士把进来的人挡了回去，随即把玻璃门闩上。 等念完公文，奥布朗斯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仿效时髦的自由主义作风，就在办公厅里掏出烟来，朝他的小办公室走去。他的两个同僚，官场老手尼基丁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他一起走了出来。 “吃过饭咱们还来得及办完。”奥布朗斯基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丁说。 “这个福明想必是个大滑头。”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他们正在办的公事涉及的一个人。 奥布朗斯基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了皱眉头，这是让他明白过早地下断语是不适宜的，并且一句话也没有说。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卫士。 “大人，有个人趁我一转身，问也不问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说：等官员们出来，再说吧……” “他在哪儿？” “大概是到过厅里去了，刚才还在这儿走来走去呢。哦，就是他。”卫士指着一个体格强壮、肩膀宽阔、留着鬈曲下巴胡的人说。那人也不脱下羊皮帽，就踏着磨掉了棱角的一级级石头台阶又轻又快地往上跑。有一个挟着公事包往下走的瘦小官员站了下来，不以为然地看了看往上跑的人的两只脚，然后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奥布朗斯基。 奥布朗斯基站在台阶顶上。他一认出往上跑的人，他那从制服绣花领子里露出来的焕发着和悦光彩的脸，更加容光焕发了。 “原来是你呀！列文，难得难得！”他打量着渐渐来到跟前的列文，带着亲热和嘲弄的笑容说，“你怎么不嫌脏，到这种鬼窝儿里来找我啦？”奥布朗斯基说过，握了握手，觉得不够，又吻了吻自己的朋友。“来了很久了吗？” “我刚到，就想来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腼腆而又生气和不安地朝周围打量着。 “好啦，上我的办公室去吧。”奥布朗斯基知道这位朋友的腼腆是自尊心和恼火引起的，就说道。他挽住列文的胳膊，拉着就走，好像是带着他脱离危险。 奥布朗斯基跟所有相识的人，不论是跟六十岁的老头子，二十岁的小伙子，不论是跟戏子，跟大臣，跟商人，跟侍从武官，几乎都是你我相称，因此他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在社会阶梯的两个极端，这些人如果知道他们通过奥布朗斯基的中介有了某种共同之处，会感到非常惊奇的。凡是跟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称“你”，而他是不论跟什么人都喝香槟酒的，因此，如果有下属在场，他遇到不体面的“你”（他就是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的），他可以凭他天生的机灵，冲淡给予下属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你”，但是奥布朗斯基凭他的机灵感觉到，列文以为他可能不愿意在下属面前表露他和他的亲密关系，所以连忙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几乎同庚，他们相互称“你”也不单是因为喝过香槟酒。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好友。尽管他们性格不同，志趣迥异，他们的友情却是深厚的，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都是这样。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也像那些选择了不同行当的人那样，每个人在谈论对方的行当时，都会说是正当和有益的，在心里却是鄙薄的。各人都以为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的正当生活，朋友过的生活不过是镜花水月。奥布朗斯基一见到列文，就忍不住流露出几分嘲笑的神情。他看到列文从乡下来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着什么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奥布朗斯基从来不了解，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总是情绪激动，匆匆忙忙，有点儿局促不安，而且因为局促不安容易恼火，多半对事物抱有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观点。奥布朗斯基觉得这很可笑，却也喜欢这一点。同样，列文在心里也瞧不起这位朋友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官务，认为不值一谈，并且常常加以嘲笑。所不同的是，奥布朗斯基因为干的是大家都在干的事，笑得理直气壮，和颜悦色，列文笑得却不是理直气壮，有时还带着火气。 “我们早就盼你来了。”奥布朗斯基走进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这似乎是表示，这儿没有危险了，然后说道，“看见你真是高兴，太高兴了。”他又说，“嗯，你怎么样？好吗？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没有作声，打量着奥布朗斯基两位同事那陌生的脸，尤其是温文尔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指头那样长、那样白，那尖端打弯的指甲那样长、那样黄，那袖口的纽扣那样大、那样亮，似乎那双手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去了，使他无法再想什么了。奥布朗斯基立刻发觉这一点，微微笑了笑。 “哦，对了，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是我的两位同事：菲里浦·伊凡内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身对着列文：“这位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地方自治会议员，自治会的新派人物，一只手能举五普特重的运动家，畜牧学家，猎手，我的好朋友，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弟弟。” “幸会幸会。”小老头儿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说着，伸过他那指甲老长的瘦长的手。 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手，立刻转过身和奥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非常尊敬已成为全俄闻名作家的异父同母哥哥，可是，当别人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丁·列文，而是当作有名的柯兹尼雪夫的弟弟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忍受。 “不，我已经不是自治会议员了。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再也不参加会议了。”他对奥布朗斯基说。 “太快啦！”奥布朗斯基微微笑着说，“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什么？” “说来话长。以后再说吧。”列文说，可是他接着就说了起来。“哦，简单地说，我认定地方自治会什么事也干不成，也不可能干成什么事。”他说了起来，就好像刚才有什么人把他惹火了，“一方面，成了玩具，玩的是议会那一套，要我玩玩意儿，我既不够年轻，又不够年老；另一方面（他顿了一下），这是县里一伙儿人赚钱的工具。以前是监护机构、法院，现在是地方自治会，只不过不是受贿，而是拿干薪罢了。”他说得慷慨激昂，好像有的在场的人跟他争论，反对他的意见。 “嘿！我看，你又变了，变成保守派了。”奥布朗斯基说，“不过，这事儿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再谈吧。不过我现在找你有事。”列文一面说，一面带着憎恨的神情盯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奥布朗斯基微微笑了笑。 “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穿西服了吗？”他打量着列文那崭新的、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服装，说，“对了！我看，这也是新变化。” 列文的脸一下子红了，但不像一般成年人那样脸红，——微微有点儿红，自己不觉得，而是像小孩子那样脸红，——感觉到自己腼腆得可笑，因而更羞得厉害，脸红得厉害，几乎要流出泪来。看着这张聪明、刚毅的脸呈现出这样一种孩子般的状态，实在令人奇怪，所以奥布朗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咱们在什么地方再见见面呢？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呀。”列文说。 奥布朗斯基似乎沉思了一下，说： “这样吧！咱们上古林家里去吃饭，就在那儿谈谈吧。三点钟以前我没有事。” “不。”列文想了想，回答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一下。” “哦，好吧，咱们就一起吃晚饭。” “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有两句话要说说，问问，以后再细谈。” “那你现在就说说这两句话，到吃饭的时候再细谈。” “就是这么两句话。”列文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竭力克制自己的腼腆，因而脸上突然出现了发狠的神气。 “谢尔巴茨基一家人怎么样？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吗？”他说。 奥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听了这话微微笑了笑，眼睛里放射出快活的光彩。 “你说两句话，可是我用两句话却回答不了，因为……对不起，你等一下……” 秘书走了进来，带着亲切的恭敬神气和一切秘书都有的那种自以为办事比上司高明而又表示谦虚的神气，拿着公文走到奥布朗斯基面前，说是请示，实际上是说明事情有些难办。奥布朗斯基没有听完，就亲切地用手按了按秘书的衣袖。 “不，您就照我说的去办吧。”他一面说，一面笑着，以缓和口气，并且简要地说了说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把公文推了推，说：“您就这样办吧，劳驾，就这样吧，查哈尔·尼基奇。” 一脸窘态的秘书退了出去。列文趁奥布朗斯基和秘书商议事情的时候，完全脱离了难为情状态。他站着，两条胳膊撑在椅背上，脸上出现了带有嘲笑意味的专注神气。 “我不懂，真不懂。”他说。 “什么事你不懂？”奥布朗斯基依然快活地笑着，一面掏香烟，一面说。他等着听列文发表奇谈怪论。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耸着肩膀说，“办这种事你怎么能这样认真？” “为什么不能？” “因为没有意思嘛。” “你是这样想，可是我们的事情忙不完呢。” “都是一些纸上空谈的事。不过，干这类事情你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了一句。 “这么说，你认为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吧？” “也许是的。”列文说，“但我还是很欣赏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大人物做朋友，感到十分荣幸。不过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他鼓足勇气对直地看着奥布朗斯基的眼睛，补充说。 “嗯，好，好。你等着吧，你也会走到这一步的。你现在在卡拉金县有三千俄亩土地，还有这样一身肌肉，脸色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红润，当然很好啦，可是到时候你也会到我们这儿来的。哦，你所问的情形嘛，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可惜你这么久没有来。” “怎么啦？”列文惊愕地问。 “没什么。”奥布朗斯基回答说，“咱们以后再谈吧。不过你这次来，究竟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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