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一部从社会史、文化史视角重新解读“清承明制”传统命题的创新之作，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社会的全貌，深入考察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继承性。作者着眼于地方治理的繁难、人事制度的琐碎、社会群体的复杂、生活秩序的变动，通过对幕府、镖局、会馆、塾师、侠客化僧人、恋世尼姑等社会组织和群体的细致梳理，多维呈现了明清世风世情的世俗化特征与继承关系。本书结合宏观与微观多重视角，充分挖掘以文证史的潜力，生动的文笔与深刻的认识交相辉映，不仅是一部极具创见的明清社会史新论，更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性的历史佳作。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流氓史》《明代社会生活史》《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等。《明代风俗》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中国图书评论协会“2017年度中国好书”。

阴司诉讼：重建法律公正的有力途径？ 明初人瞿佑所作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中《令狐生冥梦录》一则，记载了一位刚直之士令狐譔至阴司打官司的故事。 小说记道，令狐譔生平不信神灵，傲诞自得。凡是有人谈及鬼神变化、幽冥果报之事，他就大言加以驳斥。他有一位近邻乌老，家资巨富，尚贪求不止，而且“敢为不义，凶恶著闻”。一天，乌老病卒，死后三日再次苏醒。有人问他死而复生的原因，乌老则说：“吾殁之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令狐譔听说之后，尤感不平，感叹道：“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富者纳贿而得全，贫者无赀而抵罪，岂意冥府乃更甚焉！”于是愤而作诗一首，道：“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诗成之后的当天晚上，令狐譔在梦中被勾摄到阴司，后遭逼供。阴司据以为罪证者，即为令狐譔所撰诗作中“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一句。为此，令狐譔作了供辩。在辩状中，令狐譔本来相信，“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锉烧舂磨之狱，具轮回报应之科，使为善者劝而益勤，为恶者惩而知戒，可谓法之至密，道之至公”。换言之，地府之说的存在，理应改变“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社会现实，使“上不孝于君亲，下不睦于宗党”，以及“贪财悖义，见利忘恩”之徒，在阴曹地府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事实并非如此，即地府“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后仰；聪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遗。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地府号称公正，其赏罚之条，不宜如是。正因为此，令狐譔才大胆提出质疑。地府中的明法王览毕令狐譔的辩状，批道：“令狐譔持令颇正，难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观所陈，实为有理，可特放还，以彰遗直。”仍下令复追乌老，置之于狱。这则故事大抵反映了下面一个事实，即地府中同样存在不公正。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民间百姓还是相信，地府可以为他们的冤屈主持公道，所以才有大量阴司官司的事例出现。这种事例，同样在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明末的法律文书显示，原籍江西的医人萧德魁，住在广东已经多年，并与王遡琴为邻居。德魁家中有一使婢育英，因被遡琴挑逗而与之产生奸情。为此，萧德魁气愤不过，自认是“异乡孤踪，难与地方人角”，于是就选择了“不声之官而诉之神”，采用在城隍庙贴黄纸的方法，希望能得到神的公正待遇。这应该说是一种“情亦窘矣”的无奈之举，但也反映了民间百姓对神灵的崇奉。 清朝人李西桥在为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包青天奇案》所作之序中，就包公判案进入公案小说的原因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首先，他强调了听讼之难。他说：“明镜当空，物无不照，片言可折狱也。然理虽一致，事有万变，听讼者于情伪百出之际，而欲明察秋毫，难矣。”其次，正因为听讼或者说判案如此之难，所以才出现了包公这样的人物，甚至进入民间的传说或小说之中，以至千古之下，对包公其人闻风敬畏，遇到无头没影之案，即说“非包爷不能决”！进而言之，民间将包公说成是“阎罗主”，所以京城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之说。第三，清朝人明白地知道，所谓阴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为何民间将包公称为阎罗王？正是因为包公刚毅无私，所以民间才以“神明况之”。李西桥进一步提出：“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可见，还是公则明的道理。 至于阴司诉讼，按照民间的传说，其审理诉讼的程序也有一个等级层次，一般是先向当地的“社公”控诉。若是社公无法解决，则必须上诉到东岳行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为我们详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小说卷16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因为经济纠纷而引发的诉讼案件。 案件的原告方叫陈祈，是一个狠心不守分之人。被告方是一位富民，叫毛烈，平日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两人一向交好。两人之交恶乃至诉诸公堂主要源于经济纠纷。原来陈祈家较为富裕，尚有三个兄弟。他害怕将来财产四人平分，就起了贪心，打算多占家产。为此，他就与毛烈商量。毛烈于是替他出主意，让他将好的田产暂且出典给他，就可以避免将来被均分。为此，两人就立下了文书，并请人做中间人，将田立券典给毛烈。考虑到这些田产将来都要取赎，所以典钱只收三分之一。 陈祈在将家产分割以后，就拿出赎田的银价，前来向毛烈取赎。拿出赎银后，毛烈借故原券不在，再过几日交还给陈祈。陈祈要求毛烈给一份收据，但毛烈还是百般搪塞。因为两人平日交好，陈祈就有点托大，不再要求收据。 过了两日，毛烈不再承认有典田之事。为此，陈祈将毛烈告到知县衙门。因知县得了毛烈的好处，且陈祈又拿不出典田的原始证据，于是被判败诉，甚至还被说“图赖人”。陈祈在受了冤枉之后，没处“叫撞天屈”，心中气愤，只好宰了一头猪、一只鸡，买了一对鱼、一壶酒，将这些东西拿到社公祠中，跪在社神前，直诉自己冤屈，相信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替自己伸冤，在三日内给毛烈一个报应。到了家里，晚上得一梦，梦见社神对他说：“日间所诉，我虽晓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自然得理。” 次日，陈祈写了一张黄纸，捧了一对烛、一股香，径往东岳行宫。陈祈一步一拜，拜上殿去，将心中之事，是长是短，按照在社神前时一样表白了一遍。到了晚上，陈祈又到了东岳行宫，再次诉告。 本来世间的一件经济诉讼案件，于是也就变成了阴间诉讼。其结局则是毛烈因为犯了欺心之事，被索命而死，而陈祈也死去七昼夜，去阴司走了一遭后，回还人间。但陈祈因起先就已“欺心”，所以被罚“阳间受报”，得了心痛之病，不得不将原先欺瞒的家产再分给三个兄弟，最后此病随身，终不脱体，结果还是将家产消耗殆尽。 小说的编者不厌其烦地渲染这一则故事，其目的无非说明诈欺之财不是很好受用的。“阴世比阳世间公道，使不得奸诈，分毫不差池”。毛、陈两人的显报，就是最好的例证。 ——摘自陈宝良：《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认真”新说（代自序） 上编 国家治理 第一章 博访利病：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 第二章 兴讹造言：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 第三章 “无讼”抑或“好讼”：好讼社会的形成 第四章 阴曹地府：文学中的阴司诉讼 中编 制度溯源 第五章 佐治检吏：幕府人事制度 第六章 护卫重赀：标兵与镖局的起源 第七章 招徕乡人：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第八章 结万为姓：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 下编 社会群体 第九章 富不教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第十章 清客帮闲：无赖知识人的形象重构 第十一章 禅武僧侠：佛教僧人的侠客化 第十二章 花禅娼尼：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