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1937-1945

本书原名《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记录了英国人林迈可先生抗战时期在华工作和生活的一系列见闻。书中不仅记录了林迈可先生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的所见所想，还收录了近两百幅他在华期间拍摄的珍贵照片，反映出了最真实的抗战的面貌。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拍照已很不易，而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照片能长期保存下来更为难得，本书是林迈可先生留下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本书记录了一个充满硝烟与勇气的时代，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林迈可（Michael Lindsay），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勋爵。1937年来华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秘密为中国军队运送物资，并为晋察冀边区和延安提供无线电技术支持。1944年参与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向世界传播中共抗战事迹。抗战胜利后，返回英国，后赴美任教。

绪言 一些作家曾经提出，毛泽东主席对他在延安度过的时代有一种很深的怀旧感。这种情绪不能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成绩卓著，它真正可以被称作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1937年他们开始管辖一个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地区，拥有一支大约3万人的军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们已管辖着一个几乎有1亿人口的地区，拥有一支90万人的军队。 关于延安和它周围的城乡——陕甘宁边区——已经有过大量报道，而有时人们在谈论对日作战期间共产党管辖的区域时仍然提为中国“西北”地区。若陕甘宁可以被称作西北的话，则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全都是向东方和南方扩展的。到1938年夏天，他们已经拥有几块比陕甘宁边区有更多人口的根据地。1945年春天，我试图估算共产党管辖的区域按人口计中心在何处，并估出它大体是在冀南或鲁西，在延安东南偏东大约500英里的地方。除去传统上称为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把共产党管辖的这些地区称作中国的东北部似乎更正确些。 延安地区是重要的，因为日本人从来没有侵入过黄河以西的地方。自从战争开始，除了1938年初延安老城遭受过轰炸外，陕甘宁边区未曾受到过破坏，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地区却经常处于战争之中，并且他们的城镇和乡村有很大一部分被日本人严重破坏。诚然，延安是中共领导机关的一个合适的中心，可是，把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某些地方更像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或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 我的大部分旅行是在晋察冀（山西—察哈尔—河北）边区，这个区域是最大的根据地之一，也是最早建立起来的战时根据地，大约有2500万人口。它是唯一的一个作为战争期间特殊的、具有省级政府同等权力、得到国民政府承认的政权机构。那里有一个实行“三三制”的边区政府，直到1943年末，这个政府包括国民党的成员。 在战争的状况下，华北由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地区，是以被日本人占领的铁路线为自然疆界的。在平时，作为自然疆界的山区，则成了抗日组织的天然的根据地。 晋察冀的大部分为铁路线所环绕：北面是平绥路（北平—大同段），东面是平汉路（北平—石家庄段），南面是正太路（石家庄—太原），而西面是同蒲路（太原—大同段）。这一地区大部分是几乎连大路都不通的荒野的山区。平绥路和正太路相距达180英里，在两路之间广大的地区，仅有一条山路通过绵亘的山脉。这些山路和这一时期华北的大多数道路一样，只不过是为运输而在田野间留出来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在地面条件处于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在路面上行驶一辆很小的卡车，更普遍的是通行骡子或牛车。而在崎岖不平的多山地区，则连一条这样的路都没有，物品只能靠牲口驮运或脚夫来肩挑背驮。1939年，我们在旅行穿过那里将近200英里的旅程里，连一辆独轮推车都没有看见过。 晋察冀也包括平汉路东面的冀中，它总体上是一片相当平坦的平原，可是为了军事的目的，它有着一些起伏不平的田野和壕沟，夏天高高的庄稼，特别是青纱帐——可以长到3米多高的高粱和玉米，又会将它遮住。冀中地区比较富裕，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比山区兴隆——它是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并且在一些城市里已经发展了机械化纺织工业。1938年末，日本人开始作出一系列努力以控制华北的农村，他们不久便占领了所有的城镇。但是，除了1942年的一个短时期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继续控制着这一区域的绝大部分农村。1942年8月，侵华日军在那里发动了一场较大的攻势，并迫使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撤退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山区里。以至于1961年在东京，我遇到了一位前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部的军官，他还说到，在1942年9月，一个日本军官可以不要警卫单独在冀中旅行。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却没能消灭共产党的组织，虽然吕正操将军告诉我，他的地方干部曾经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1943年初，当侵华日军的压力减轻了一些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又返回这里，而到了1945年，甚至从延安来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已经能够去冀中访问了。 晋察冀还包括冀热辽（河北—热河—辽宁）边区，可是，这不是一块正规的根据地。平津铁路北面的冀东地区，在1935年就已作为冀东“自治区”而受到日本人的有效的控制。1938年7月，一些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大规模的暴动，从而使日本人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达几个星期。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而且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相连接的交通线通过这里，所以日本人派遣了大量的军队来镇压这次暴动，然后建立起严密的控制，以防止新的抵抗运动的发展。我遇到过一个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他说人们甚至不能安定下来去消灭他们衣服里的虱子，因为警察经常突然地到村里来进行搜查，检查居民的“良民证”，逮捕从别处来的人。 晋东南荒野的山区是共产党领导的另一块根据地。直到1941年，朱德将军和彭德怀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主要是设在那里而不是在延安。但晋南山脉少部分地区和那里的几个大一些的城镇，直到1943年还是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其他根据地还有处于同蒲铁路和黄河之间的晋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和新四军所在的江苏等地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民政府一直在改善它的正规部队，并为此而希望尽可能地延迟和日本进行全面战争。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而从政治角度看，这项政策却颇成问题。国民政府无法向人民解释它的政策。因为当这项政策正在顺利地执行时，恰恰给了侵华日军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其去抢夺它们所想得到的一切。中国民众看到的是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一系列的蚕食面前妥协和让步，中国民众越来越不满意了。1937年7月7日是公认的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之日，然而，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却在进行谈判，战争也只是被限制在平津地区。 如果日本人可以通过谈判得到更进一步的让步，以加强他们在华北的地位的话，侵华日军的首脑们倒是愿意把1937年7月的战争作为一个局部事件加以解决的。但是蒋介石已不能给予更多的让步了。一个老资格的忠实的国民党员罗家伦先生，曾经向我描述过，他在那些日子里对蒋介石可能作的进一步退让感到很忧虑。当他从蒋介石秘书处的一个成员那儿听说蒋已经决定派遣八个师进入河北时，他的欣慰之感油然而生。鉴于这样做是和早些时候同日本签订的一个协议内容相反的，这就表明国民政府已最后决定对日作战了。（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文件表明，共产党领导人担心自1937年7月以来的战争，会作为一个局部事件加以解决。） 8月底，当战争开始扩大的时候，日本人不仅在华北的平原地区进展迅速，而且突破了隘口进入山西。在上海的战斗中，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了日本人，直到他们被在杭州湾登陆的日本人包围。 1938年初，日本人已经打败了黄河以北除晋南地区以外的国民党正规军。但是，直到1938年10月，他们很少作重大的攻击，以控制远离铁路线的农村。这就给了共产党人以机会。虽然从1934年末到1936年的长征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军事的奇迹，它属于像英国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的阶段。红军设法生存下来是了不起的。先前在南方和华中地区的共产党武装加起来有30万人，1937年，甚至在地方上招募了新兵以后，红军在西北新的根据地总计仅有约3万到4万人。另外在中国南方有长征时留在那里的大约1万人，后来成了新四军。 1936年，当共产国际的路线已经从“下层统一战线”变成“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谈判开始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举行，只是由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内战才真正地结束了。直到1937年9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才达成一个协议，在此协议中，在北方的共产党武装被承认为第八路军的三个师，即115师、120师和129师。后来，在南方的红军留下的部队被承认为新四军，这是一支最初的兵力只有大约1万人的军队。 有证据表明，在这场战争的早期，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在关于战争政策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少数领导人反对进行游击战争，而其他的领导人则提倡进行游击战争。晋察冀的一个军分区的参谋长告诉我，曾经讨论过一个进入东北的行动计划。原来期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暂时控制住某些华北平原的关口。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到，那么热河和辽宁南部的多山地区，将成为最接近华北的适合进行游击战争的地区。 事实上，应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请求，八路军渡过黄河去帮助山西的防卫。115师对一支通过平型关向南推进的日本侵略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日本人却占领了山西省首府——太原，并继续向前推进。115师留在山西的东北部，那里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所包围；129师驻在山西的东南部，在那儿日本人控制着通向北方、东方和西方的铁路线；而120师驻扎的晋西北，和延安隔黄河相望。 由于日本人仅仅控制了铁路线，所以许多农村都是政治真空地带。不少以前的地方官员随国民党部队撤离了，而众多的地方抗日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有些是由地方绅士领导的，有些是由国民党部队退却时留下的军官领导的，而其他的则由较小的地方军阀或各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所领导。共产党有能力提供具有长期进行游击战争经历的干部以抗击在装备上更优越的敌人，并在组织上较大，因而处于有利地位。 在1937年9月的统一战线协议中，共产党人允诺放弃那种特殊的共产党政策（如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原则作为他们自己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比实行苏维埃政府的纯粹的共产党政策更能有效地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在土地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上，共产党人把国民政府在1930年曾经颁布过的一条法律作为自己政策的根据，即把主要农作物的地租限制在37.5%（而国民党直到1949年撤退到台湾之后，才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法律），并给予佃户许多保护，但这种保护并不使地主感到是不可忍受的。 一个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实现的重要的改革是税收制度。这个制度曾经既是无效的，又是不公平的。说它是无效的，是因为很多从纳税人那里征收来的税金不能到政府手里；说它是不公平的，不仅因为许多税款有税率递减问题，而且也因为存在广泛的逃税现象。据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逃过了土地税的登记。而这种土地税从规定上说是比较公平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山东的根据地里一直保留着地租。） 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使用的是被称为合理负担的税收制度。政府将要征收的赋税限额分给县，县再把它的限额分给区，区再分给各村，村再按限额分到各户。这种制度是有效的和相当公平的，但这种限额的依据只是靠粗略的估计。第二阶段使用的是“统一累进税”。这是一种结合收益和财产的税收制度。这种结合对于不劳而获的收益规定要交较高的税款。一个收益完全由地租得来的家庭，比一个靠自己的劳动而具有同样收益的家庭交的税要多。我计算了1944年的比率，对一个贫穷的佃户家庭来说降低了5%，而对一个兴旺发达的地主家庭来说则要多出50%。这种对地租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经济上促使地主把土地卖给他们的佃户，而把资本投入税收较轻的地方工商业中去。 中国在农村进行改革的早期努力曾经遭到失败，因为农村中的武装仍然掌握在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手中。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原来由地主控制的保安队已经被村里的民兵所代替，而民兵则受选举出来的村委员会控制。的确，除了确定的政策外，政府信守诺言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燕京大学有人告诉我，抗战前，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有政治背景，而他又想去外国获得一个学位，那么，通常他就会先去获取一个有如县长这样的职位。名义上县长一年只有合几百美元的工资，可是他却可以从一年的公务费中弄到足够的钱，以支付他去美国学习的经费。而当一个毕业生真的起到县长的作用，试图帮助他那个地区的民众时，满怀感激之情的民众就会为他建立一座功德牌坊。要赢得对任何政府的诺言都抱有怀疑的人民的真正支持，是要花些时间的。同样，要把来自形形色色的小抗日组织的成员和许多刚招募来的新兵训练成能干的战士，也是需要花些时间的。而1938年大部分时间，是进行这种军事训练的理想的时机。这时，主动攻击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的轻微战斗不太多，反击日本人对农村的规模较小的袭击也不多。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为最终控制华北农村发动了攻势。到1939年底，他们占领了除阜平以外的晋察冀的所有县城。阜平地处偏僻的山区，1938年在一次侵华日军的扫荡中成了废墟。尽管如此，八路军并没有被消灭，从1938年起，他们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使侵华日军不断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并遭受惨重的损失。在一次侵华日军进攻这一地区的战役中，侵华日军少将阿部规秀被八路军击毙。 在侵华日军方面看来，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时间地延缓了对华北农村的军事进攻，这一点，我是1961年在东京和日本国民自卫队历史研究部门中的一些官员交谈时得知的。我详细地询问这个问题时，这些官员承认侵华日军有计划地制造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但他们坚持说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准备在中国发动一场更大的战争，也没有足够的现成的军队。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强化控制华北农村或者对付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之间进行选择，而且选择了后者，只留下第110师团警卫他们在华北的所有运输线。事实也是如此：在1938年9月以前侵华日军的主攻目标是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在占领武汉和开封后，他们才把大批军队调往华北。 没有纪律的保证，是侵华日军失败的又一个主要原因。1938年的夏天，一位八路军的军官对戴德华教授（GeorgeTylor）和我谈道：在日本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发展抗日队伍比较困难，然而，凡是侵华日军到过的地方，当地老百姓都坚决支持抗日部队，因为侵华日军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强奸、屠杀。我在延安时曾听说：山西有一个地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到过，当地有一个顺口溜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日本人杀人多。” 侵华日军官员也认识到纪律败坏造成的严重后果。1939年在冀西的一次战役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了侵华日军的一个团部，他们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第110师团桑木将军给部下作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除非侵华日军能够大大地改进对待中国老百姓的纪律，否则就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显然他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状况。我在同日本国民自卫队历史研究部门的官员交谈时，他们试图提醒我，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的报道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宣传”。我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强调说，侵华日军纪律败坏似乎是由宪兵一手造成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完全赞同这一看法。宪兵是牵涉军政界的、权力极大的警察组织，没有任何一个一般官员敢同它作对。而且，他们极其腐败，已深深卷入了贩运毒品和其他方式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侵华日军素质的衰败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课题。以前在日俄战争期间，侵华日军曾以良好的纪律对待平民百姓和战俘，从而赢得了所有外国观察家的高度赞赏。但是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侵华日军在这两方面的纪律已经败坏到臭名昭著的地步了。 侵华日军素质比日俄战争时期下降的原因，曾被解释为那时的上层军官与后来的不同，他们来自有着传统纪律的武士道家庭。当然，这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还有两个普遍的原因可能更重要。首先一个原因是：当一个团体把维护它的团结和它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过问那些有威望的极少数成员的能力。事实正是如此，那些身居要职的日本官员，包括天皇，对那些冒险者和疯狂分子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对于强硬的惩罚性措施会有损军队的良好声誉的主张，他们也从来不想去加以反对。而侵华日军军方在北平举行的招待会上，每当外国记者提到侵华日军暴行的报道时，侵华日军发言人的标准回答就是原则上否认此类事情的存在，因为这种行为是同《明治诏书》有关军队纪律的阐述相矛盾的。另一个原因是：站在错误立场上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往往总是糟糕的。 在1904—1905年间，侵华日军会以从西方帝国主义手里解放亚洲作为借口为其进行的战争辩护，但是自从西伯利亚远征以来，侵华日军领导人的确无法为自己的进攻目标作振振有词的辩护了。任何一位侵华日军军官只要认真思索并将“东亚新秩序”的高调口号和侵华日军在当时的行为比较一下，都会无地自容。 1939年，侵华日军对付八路军部队的主要办法是包围战术，而八路军部队则一直是很机智地避开包围。1940年，侵华日军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这个策略被认为是桑木将军研究了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中央苏区的办法后提出来的。据认为，国民党采取的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办法，最后迫使共产党放弃了南方的根据地，进行长征。 侵华日军建立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战略，开始仅仅是为了保护铁路线，由此扩展到逐步蚕食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他们不再去包围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而是向根据地发动攻势，集中兵力摧毁那些还没有利用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手段控制的根据地。他们在所到之处，实行把房屋烧光、家畜杀光、粮食抢光或毁掉的“三光”政策，还把抓到的村民送到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去当劳工。 初期，在华北的八路军，除平型关大战外，还没有与侵华日军有过其他更大的交锋。1940年8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大的攻势，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占领了许多侵华日军的阵地，捣毁了部分铁路。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胜利，不出几个月，侵华日军就恢复了失去的地盘，并把碉堡修得更牢固。在战争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常有许多争执。1938年抗日统一战线还能顺利的工作，那时鹿钟麟将军的部队曾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接管河北南部，而那里的农村早已在这年春天就由共产党控制了。 共产党对鹿将军是怀有敬意的，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他有抗日的诚意，只是作战的组织方法太陈旧，抵挡不住1939年侵华日军对他的猛烈进攻。而对鹿的部下张荫梧，共产党就很不满意，指责他是“曲线救国”论的最早鼓吹者。这个口号意味着与日本人合作去反对共产党。 有些人认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相当厉害的冲突早开始于1939年。在华北，同一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只有凭着相互间的高度信任，才可能避免摩擦。一旦侵华日军增加压力，其攻势迫使某地的任何中国军队移动，就可能造成问题，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大不相同，不能互相兼容。而且，政治形势的变化削弱了地方上的相互信任。国民党领袖之一汪精卫的背叛，使共产党疑心国民党可能和日本人达成妥协。同时共产党完全赞同德苏协议也增加了国民党的猜疑，以为共产党会受苏联操纵。 国民党部队到1943年底没有大规模地在黄河以北出现过。国民政府试图推行的军事组织和地方组织的标准形式，不适于抵抗侵华日军猛烈的、接连不断的攻势。 1940年至1943年，华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都投降了侵华日军，后来被编入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在山东，也有一些残存的国民党部队，直到1945年才被共产党解决。这些部队一些实际组织特征上，同共产党部队极为接近。因为这些特征是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在反对拥有极为优越的武器的敌人时所必不可少的。从1940年底至1943年底，侵华日军逐步占领了华北，八路军大约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并失去了一些很富庶的地方。 侵华日军在这些地区推行“囚笼政策”，八路军被迫在根据地采取紧急经济措施和增加税收，以应付这一情况。侵华日军的碉堡制和封锁线战略的弱点是需要大量兵力。到1943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约有3000个碉堡，每个碉堡需配备约30人。那时侵华日军一方面不得不将部队广泛分布，以备增援任何受到袭击的碉堡；另一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部队去扫荡根据地。许多碉堡由于是由伪军把守的，因此也就远远没有起到作用。八路军能够同许多伪军部队达成彼此“互不侵犯”的协议。晋察冀的冀晋第三军分区黄永胜将军告诉我，他的部队需要袭击某个伪军据点时，要经司令部批准。 穿越冀中去铁路西面的根据地，要赶一夜的路，约有30英里。其中要通过一段封锁线，过路的人总是报告平安无事。有一次，一个八路军小队报告说有人开了枪，第二天，一个农民捎来了伪军的信息，说因为日本人在身边，他们不得不打枪，但愿没伤着八路军。 一位我的无线电班的学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在冀中八路军小分队的时候，一次他们队的机枪坏了，于是就派一位农民捎信给当地的伪军据点，要求在修理机枪期间借一挺机枪。伪军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同意借给一挺机枪，只是要保证在十天之内归还。因为侵华日军可能十天以后来检查。 如果侵华日军的堡垒封锁政策能多持续几年，或能用可靠的部队来镇守所有碉堡，他们或许会迫使华北的八路军转入地下，让那些数量很少的游击队上山打游击。侵华日军在东北能够肃清公开的反抗者，就在于实行了把老百姓都集中在日本人驻军把守和设防的村子里。事实上，自从1943年以后，侵华日军迫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不得不从华北撤走一些军队时起，其整个战略就趋于崩溃了。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而到1945年，侵华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1967年我在日本时，访问了一位侵华日军军官，他曾在太原的侵华日军中负责情报工作。他记得的中文，足以使我们能完全自由地交谈。他分辩说，事实证明，侵华日军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打仗比美国在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打仗更有战斗力。我回答说，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南共产党得到的那种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我的话使他很震惊。 收起全部>>

001 绪 言 025 燕京大学，1937 032 冀中，1938年复活节 041 晋察冀，1938年夏天 057 五台山 066 燕京大学，1938年 068 晋察冀边区，1939年夏天 076 晋东南 079 重庆，1940年 085 燕京大学，1940年9月091 091 逃亡，1941年12月 100 平西，1942年1月—3月 108 到第一军分区，1942年4月 116 吊儿村，1942年5—10月 135 回到第一军分区，1942年12月 140 第三军分区，1943年1—2月 145 中白岔，1943年5—9月 153 在转移中，1943年9—12月 159 第二军分区，1943年12月—1944年1月 161 1944年 174 去延安，1944年4—5月 182 延安，1944年5月—1945年11月 209 经重庆回英国，194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