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943年，北非的装甲战深受各种理论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它们都是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的“战间期”的产物。其中，坦克的技术发展主要旨在提升三个核心指标，即机动、防护和火力，因此要制造好用的坦克就必须平衡上述要素。但在1919年—1939年，由于坦克大体上仍属于尖端武器，而且合适的发动机种类有限，因此新型装甲战车的列装一直十分缓慢。在1935年之前，大多数常规坦克和超轻型坦克（tankettes）只有低扭矩汽油发动机可用，后者功率只有80—90马力，这导致坦克行动非常迟缓。其中一个例子是著名的“玛蒂尔达2”坦克，该坦克配备的两台发动机原本是为城市公交车设计的，每台功率只有87马力。而且各坦克设计局在完善变速箱和悬挂系统时屡遭挫折，这让火力更强、防护更好的坦克迟迟无法问世。另外，新坦克从提出需求到投产一般需要大约三年时间，而如果其设计过于保守，它们可能刚服役就会过时。
至于装甲战理论的发展则完全基于一战西线战场的经验。当时，为打破堑壕战僵局，英法两军都在斥巨资研制坦克。这些努力在1917年—1918年得到了回报。在休·埃尔斯（Hugh J. Elles）准将的有力领导下，英军坦克部队（Tank Corps）迅速成长为一支战场劲旅。1917年11月20日，即康布雷之战（Battle of Cambrai）的第一天，埃尔斯亲自率领九个坦克营（共378辆坦克）发起进攻，在德军“兴登堡防线”上制造了巨大的突破口。11918年8月8日，即亚眠之战的第一天，英军投入12个坦克营（共432辆坦克），向前推进了13千米。在1918年9月的圣米耶勒之战（Battle of St Mihiel）中，新组建的美国陆军坦克部队（US Army Tank Corps）也在乔治·巴顿（George S. Patton）中校麾下取得了成功—在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投入了两个营的兵力，共144辆法国制造的雷诺FT（Renault FT）轻型坦克。2相比之下，德国陆军最初对坦克兴趣不大，只在一次行动中投入了不到十余辆笨拙的A7V重型坦克。尽管当时坦克的机械可靠性不佳，但协约国在1917年和1918年获得的作战经验表明，这种车辆在步兵支援方面相当有效—它们能压制敌军机枪阵地和掩体，在普通步兵向前推进时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另外，大多数步兵军官也都真心意识到：在战术层面，坦克是一种“战斗力倍增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陆军主要将坦克部队视为“军级火力支援资产”，而不是一种能独立作战的部队。尽管埃尔斯有三个坦克旅，但它们在战斗中是被分散部署的—通常是一个坦克连负责支援一个步兵营。1917年—1918年的战场经验让埃尔斯认识到：装甲部队在大规模使用时成效最为显著；坦克是一种有限资源，会因损失和机械故障而被迅速消耗。总之，1918年时的坦克只能发起有力但短暂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需要精心筹划才能顺利实施。但埃尔斯的参谋长约翰·富勒上校认为，坦克不仅是步兵的辅助工具，而且其任务也不能局限于洞穿某处敌军前线，并向前推进几千米。富勒是坦克的早期“狂热信徒”之一，他认为坦克是一种革命性武器，就像轰炸机或芥子气一样，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在得知新型中型坦克—Mark D坦克的开发情况（预计该坦克的时速为32千米，行动半径约为300千米）后，富勒开始为未来的机械化进攻作战构建理论模型。3他认为，中型坦克可以在炮兵、步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协助下，在敌军前线达成初步突破，然后轻型坦克将深入敌军后方，破坏对方交通线。4这样一来，敌人的纵深防御就会瓦解。虽然历史学家经常将富勒的构想称为“1919年计划”（Plan 1919），但这个词实际上是在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富勒也不是唯一一个提出坦克可以充当强大诸兵种合成打击部队“矛头”的军官，还有其他人也提出过类似设想。5
另外，富勒的计划还有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直到今天都鲜有人知。首先，Mark D坦克迟迟未能得到完善，其开发时间比富勒预想的更长；其次，富勒的构想完全建立在对未来装甲部队能力的想象之上，有些脱离实际。不过，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在1918年7月编写的文件—《关于1919年攻势的装甲突击部队需求的备忘录》（Memorandum on the Requirements for an Armoured Striking Force for an Offensive in 1919）之中确实借鉴了富勒的一些想法。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拖上”六个月，英军坦克部队很可能将达到某种“蜕变临界点”，进而催生出性能更强的坦克和更适当的战斗理论，使其能在机动战中有效运用诸兵种合成战术。一战于1918年11月停战后，富勒的宏伟蓝图虽然被悄然搁置，但还是催生了一种思路，即坦克有能力独立作战，进而在战役层面取得决定性成果。
一战结束后，英军坦克部队的规模从25个营缩减到4个常备营[即第2、第3、第4和第5皇家坦克团（Royal Tank Regiment）]。6埃尔斯继续指挥坦克部队数年，但他的坦克营分散于各地且战备完好的车辆极少，因此大规模集体训练直到1925年才开始进行。不仅如此，步兵和骑兵部队也试图打破坦克部队对装甲车辆的垄断—这让很多皇家坦克部队（Royal Tank Corps）的高级军官都充满了门户偏见。在法国，其陆军在架构中保留了27个坦克营（共计3500多辆雷诺FT轻型坦克），这让法军装甲部队的实力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第一。这些坦克全部由步兵部队管辖。7法军坦克部队的主管让·巴蒂斯特·艾蒂安（Jean Baptiste Estienne）将军反对让坦克沦为步兵的陪衬，并呼吁建立一支拥有4000辆现代化坦克的机动部队。但由于战后军费拮据，法国政府直接无视了艾蒂安的提议，而是只为替换雷诺FT轻型坦克和开发一种新式重型步兵坦克投入了少量资源，这导致法国装甲部队有将近10年的时间都在原地踏步。
一战结束之初，大多数军官都认识到技术已经改变了战争，但不清楚哪些装备和战术更适合未来战争。除了坦克，化学武器和轰炸机也有其拥护者。不过，鉴于卡车可以立刻提升普通士兵、炮兵和后勤部队的机动性，大多数人都支持提升部队的摩托化水平。另外，提升部队的摩托化水平也不需要重大技术飞跃或理论变革。但让部队实现机械化却不一样，它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新型履带式车辆，还必须全面调整作战理论，需要彻底改变军队在战场上的作战方式。在战间期，不少国家的军队都有兴趣进一步发展坦克，但“每个国家的上述进程都面临着两种瓶颈”，即技术问题[通常与发动机（传动系统）和悬挂系统有关]和资金短缺问题（缺乏政治支持）。
在一战后的英国，部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都得到了军队的大力支持。早在1921年，英国陆军部就公开提倡进行野战炮兵的摩托化；英国陆军的高层领导也在讨论组建一个“实验旅”（experimental brigade），以便测试新的机械化战术和技术。1922年之前的英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元帅也坚定地支持坦克部队，还设想过组建一支“能进行诸兵种合成机动作战的陆军部队”。8此外，英国陆军在战后条令的修订[如1924年版的《野战部队条例》（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方面也很重视诸兵种合成战术—毕竟，这些都是他们在1914年—1918年付出巨大代价才学会的。9但英国的国防工业在战后却退化了不少，只有两家机构有能力开发新型装甲车辆，它们分别是位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兵工厂（Royal Ordnance Factory）和私营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其主要坦克开发设施位于切尔特西（Chertsey）]。因此，英国陆军在寻求新型车辆时的选择非常有限。此外，陆军的经费也不断遭到削减：1922年时为6200万英镑，1923年时为5200万英镑，到1925年时就仅有4450万英镑了。10其中更是只有不到30万英镑是装甲车辆的研发经费。另外，于1919年通过的“十年设想”（Ten Year Rule）还预测：未来至少十年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这导致英国政界普遍不急于增加陆军或坦克的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