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生水起(清末岭南园林史录)

作为中国园林的主要分支和重要流派之一，岭南园林一直以来为建筑史学和园林史学所关注。从研究对象来看，相关研究一般集中在不同时期的两大园林群体，即以现存四大名园为代表的传统园林及新中国时期出现的现代园林，前者主要关注岭南传统园林的造园意匠，后者主要关注新时期园林类型的多样化及创新思想的形成，“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成为描述这两大集群的核心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是巨大的，以此为线索描述岭南园林的发展史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因为忽略了园林艺术变迁所蕴含的复杂、丰富的时间性、空间性及相应的文化结构，反过来也阻碍我们深入地理解岭南园林艺术的深刻内涵。 清末岭南中西交汇，景园营造新旧共存互动，推动岭南园林的现代转型。其中，在繁荣的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书院文化、士绅文化等的影响下，清末岭南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官商士绅竞相造园的特殊历史时期，其造园数量、规模、意匠等均在该时期达致岭南古典园林发展的巅峰。同一时期，在西方文化、洋务运动及革新思想影响下，广州开始出现工厂花园、公园、市政绿化，以及校园绿地等新型园林风景。这些具有公共性质的城市景致与新建私园一道广泛分布在城墙以外，成为清末广州城市空间拓展与风景体系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并与城内因循守旧的衙署园林、寺庙园林一道构建了该时期广州园林混合多元、新旧共存的空间格局。 清末岭南园林营造也暗合了明清以来城市空间生产的态势，并借由多样化的呈现反映了岭南园林发展外部驱动与内在变革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动力机制。其多样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营造主体和知识来源的多样化。与历史上造园活动集中于官府、寺庙及部分士绅不同，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中西商人成为清末岭南造园的主体，知识结构前所未有地丰富。前者推动岭南古典园林艺术发展至巅峰，后者借由空间建设引入西方近代造园方法及管理模式，推动岭南近代公园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型园林业从业者，如花卉、苗圃经营者等，他们对岭南近代园林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功能类型的多样化。在私园等传统园林形态存续发展的同时，清末岭南园林出现了公园、花圃园林、洋务工厂花园、市政绿化、校园绿地等新的园林形态，覆盖公共活动、花木生产、游乐、疗愈、城市风景构成和校园风貌建构等不同功能，奠定了岭南近代园林发展的基本格局。三是空间形态的多样化。与传统园林不同，清末岭南园林的公共性明显增加，基于城市尺度的公共绿地开始出现，如公园、市政绿化、校园绿地等，其形态与城市空间紧密相关，呈现线状、带状、斑块等多种形态。显而易见，上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是清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转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构建了清末广州乃至岭南园林现代转型的基本框架。 清末岭南园林的繁荣，在空间上使岭南园林的地域性特征得以形成和辨识，其空间性与时间性界定了清末岭南园林现代转型的物质及文化维度，对岭南园林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结构或文化系统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在这种新的园林文化结构或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基于变化发展的时间性显而易见，继而推动空间性的发展。由于空间行为主体、知识来源、实践方式以及形态结构的变化，清末岭南园林呈现出与古典传统十分显著的差异性。与此同时，正由于时间维度的变化，中国园林长期稳定的文化系统第一次从近代岭南园林中辨识出地域性。清末岭南园林的重要也在于此。 为描述清末岭南园林发展的轰轰烈烈，本书采用了“风生水起”作为主标题。风与水本就是人居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岭南园林赖以建构其特色的关键所在。风从水面掠过，掀起波澜——这一寓意蓬勃兴旺的成语在粤语中有着超乎意义的扩展，更为强调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实际上，这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清末岭南园林发展的真实面貌，即借由不同阶层的人的作用，或农事，或教化，或工商，或政事，或外交，共同助力，推动清末岭南园林的现代转型。

第一章/清末岭南园林发展的历史机遇 第二章/来自农业生产的启发 第三章/行商花园的兴起与文化生产的转向 第四章/条约体系下的公共绿地建设 第五章/洋务新政建设与园事活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