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前言 在近几年来的总统大选中，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总统小都强调了提高美国工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重要性。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使用"人力资本投资"（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这一术语来表述如何提高劳动力质量。放在十几年前，在总统大选中出现这种术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总统已经提议要通过增加高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投资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探讨方面对人力资本的兴趣，以及公众对本书第2版的持续关注，给了我筹备第3版的动力。从第1版到第2版，我没有对前一版进行任何改动。在这一版中，我添加了四篇自1975年第2版出版以后所写的文章。 其中一篇是瑞尔森（Ryerson）1989年芝加哥大学讲座的演讲稿，采用了一种非技术性方式对人力资本领域进行了回顾和调查。我想把它推荐给那些想要简要陈述人力资本理论在理解经济、社会行为方面的作用的非经济学家。 编入本书中的其他三篇文章则更具有技术性，包括了人力资本理论在收入不均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分析应用。它们在书末组成了新的第三部分。XVI 在1964年出版第1版时，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能够在30年后准备第3版的出版。人力资源这一领域从极具争议发展到被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乃至社会公众高度认可，这一过程让我感慨至今。在这里，我想对这一领域的前辈们的远见和影响表示致敬，特别是TW舒尔茨（TWSchultz）、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同时，我也对人力资本研究从一开始能够做到将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问题相结合表示敬意。 我要感谢以下几位人员对我的帮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杰弗里·哈克（Geoffrey Huck），他鼓励我新的版本还会有市场；雪莉·凯瑟尔（Shirley Kessel）为这一版准备索引；默娜·希克（Myrna Hieke），她是我多年的秘书，帮助我把新资料整理到一起；贝基·基尔伯恩（Becky Kilburn），她提供了优秀的日常研究帮助。另外，我还要格外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友好而批判的氛围，在这里没有人是依赖以前的荣誉和成就来工作的。无论对于搞科研，还是开发新想法来解释这个世界，我没遇到比这更合适的环境了。 第1版前言 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既可以说是因为人们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不能够被物质资源和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完全抵消，又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强调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研究人力资本的最初目的是想要把国家人口普查报告中关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收入的相关资料与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教育成本的资料汇总起来，以便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综合考察。我认为，如果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教育的货币收益率将是非常重要的。 从1957年研究的起步，到这本系统性专著的完成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的回报率的研究扩展到了全球，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与回报率进行预测，其中不乏一些受到国民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初步研究报告启发而深入研究的学者。先前发表的报告组成如下："Underinvestment in College Education?"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60, 和"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Investment in Human Beings, NBER Special Conference 15, supplement t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62。 这种研究兴趣和反馈反过来使我改变了最初的目的，进而又有了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我开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一般理论以及它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充满了兴趣。理论研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教育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比如教育对年龄 收入曲线和年龄 财富曲线形状的影响。最终，对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在经验证据、群组、时间与蕴意上的多样性和广泛性都大大超过了其他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很多机构和个人为我提供了慷慨的支持、帮助和批评。首先，要感谢纽约的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对国民经济研究所关于教育的经济影响的研究项目提供的两次资助。然后，要感谢在我离开教育事业后，哥伦比亚大学的福特教授在1960～1961年提供的资助和福特教学基金会在1963～1964年提供的资助。 本研究的完成离不开那些能力超群且尽职尽责的研究助理，罗桑·科尔(Rosanne Cole）、琳达·凯(Linda Kee）和尤金妮亚·斯堪德雷特(Eugenia Scandrett）做出了主要贡献，玛丽·霍尔曼·法登(Mary Holman Faden）、雪莉·约翰逊(Shirley Johnson）和琼·科恩(June Cohn）从旁协助。 教育经济学中的领军人物T. W. 舒尔茨先生（T. W. Schultz）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非常有用的批评指正。我非常感激他的帮助，也想在此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明塞尔先生在多次讨论和草稿修正中提出的建议和批评也对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他的热心帮助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国民经济研究所阅读委员会在改进本书内容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很感谢乔治 J. 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艾伯特·费希罗（Albert Fishlow）、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兹维·格里利兹（Zvi Griliches）。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对初稿的整体或部分提出批评建议。我要感谢M. 布劳格（M. Blaug）、亚瑟 F. 伯恩斯（Arthur FBurns）、爱德华 F. 丹尼森（Edward F. Denison）、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所罗门·法布里坎特(Solomon Fabricant）、维克多 R. 福克斯（Victor R. Fuchs）、利奥·古德曼（Leo Goodman）、W. 李·汉森（W. Lee Hansen）、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ck Houthakker）、C哈里·卡恩（ CHarry Kahn）、詹姆斯 N. 摩根（James NMorgan）、塞尔玛·莫什金（Selma Mushkin）、爱丽丝·里夫林（Alice Rivlin）等人对本书做出的贡献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劳动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成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指导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对本书进行了中肯评论，他们是V. W. 布拉登（V.W.Bladen）、马里昂 B福尔松（Marion B. Folsom）、W. 艾伦·沃利斯（W. Allen Wallis）和约瑟夫 H. 威利茨（Joseph H. Willits）。 我由衷地感谢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编辑人员，尤其是玛丽 克里斯蒂娜·卡伯特（MarieChristine Culbert）提供的详细深刻的评论，H. 欧文·福尔曼（H. Irving Forman）对图表绘制的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