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公元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真诚地对埃及和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即今美索不达米亚)重新进行探索。随着对古代语言的深入解读，成千上万的出土文字资料被翻译出来并得到了分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冒险家和学者们的动机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即一方面出于对政治、文物(或珍宝)的兴趣，一方面出于捍卫圣经的目的。最初的研究倾向于护卫圣经，甚至会按照这种立场的需要来排除或曲解这些楔形文字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这些文字与圣经联系起来的种种行为不胜枚举；结果，1902年由德国东方文化协会赞助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是关于进化论的讨论，而这些文章是关于比较研究的讨论，其作者是知名的亚述专家弗雷德里希？德里慈(Friedrich Delitzsch)，其父为著名的保守圣经注释学者弗兰兹？德里慈(Franz Delitzsch)。德里慈的文章题目是“巴别塔和圣经”(Babel und Bibel)，这篇文章使人们更加关注亚述研究对圣经理解的影响。然而，他宣称，圣经依赖甚至借用了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主流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这一观点引起了更多争议。他在文章中说道：“我们可以观察到，来自米所波大米人的证据不仅和旧约的习俗和思想相似，而且还真正表明了后者的起源。”于是，不可避免可以得出：旧约的起源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基督徒信仰的根源是异教的神话。在随后的两年当中，他又写了两篇论述这个主题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比第一篇更加令人反感，按照圣经有明显依赖性的观点，他质疑传统神学术语用法(例如，启示、默示)是否恰当。正如赫夫曼(H. Huffmon)所见：“德里慈走出了巴比伦王国，作为旧约的讲解者和说明者，他代表当代德国人全面攻击旧约的信仰价值。”当时，许多亚述学者都是信仰上帝的人，最后，他们写文章激烈地批评德里慈的论文。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因为亚述研究变得日益世俗化，而这些几乎从不关心圣经的学者们已经信奉批判性学术研究的教条，所以德里慈的文章被看作是比较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结果，比较研究中意识形态上的分裂日益明显，学者们或是从信仰的角度出发，试图用亚述研究来护卫圣经，或是从科学或世俗的角度出发，认为圣经是后来才出现的世俗文学，圣经中有许多内容不过是从古代近东神话改编而来。持批判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他们的对手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传统主义者，而声明自身信仰的学者们认为他们的对手是不敬神的异端。因为当时出现的证据不大合乎维护圣经的愿望，所以持批判观点的人就更加极端，许多人开始认同德里慈的文章内容，认为“旧约不是基督徒信仰的书目，应该被排除在基督徒神学之外”。作为回应，声明自身信仰的学者们变得更加固执和戒备。这个分裂的循环使裂痕越来越深。过了一个世纪，现代学者认识到德里慈的文章并非单纯受科学的客观认知所驱动。和我们一样，他也是在自己的文化中成长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显而易见的爱国主义不仅被反基督徒观点所左右，而且也被反犹的观点所拖累。赫夫曼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倒退：德里慈在他的前两篇文章里这样处理关于亚述研究的问题：他把学识和诡辩术合在一起，论述旧约时，德里慈把知识和相当程度上的幼稚混合在一起；在论述新约时，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涉及耶稣时，德里慈表现出幼稚和不可信。德里慈的作品引发了一场运动，称为“潘—巴比伦主义”(PanBabylonianism)，这个运动绝不广为人知，但是却非同一般的过激，该运动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神话和基督教圣经的所有内容(旧约和新约都一样)都只不过是巴比伦神话的不同版本。例如，福音书中耶稣的故事基于《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Epic)，而基督受难的情节基于玛尔杜克(Marduk)神话。尽管亚述研究和埃及研究(以及赫人研究)表现为严肃、独立和学术性的学科，但是许多人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圣经上。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一个又一个重大发现接连出现，每个发现最初都引起了兴奋，因为学者们做出了大胆的声明，称这些文件记录将影响圣经。在多数情况下，时间以及更仔细的关注致使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声明都被否定了。哈洛(W.W.Hallo)的作品较为严谨，开始展示出方法论上的成熟，他提出了一个均衡的方法，称作“语境方法”，这个方法试图识别并探讨在圣经和古代近东文献中观察到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哈洛的目的“并不是在某些古代近东地区的典型例子中为每个圣经的现象找到答案，而是在更广阔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中勾勒出圣经经文的轮廓”。因此我们必须既不屈服于“过度平行”(parallelomania)，也不能屈服于“厌弃平行”。正是哈洛的工作为下文中方法论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