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15―1991）,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 阿瑟·刘易斯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诺奖的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191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成年以后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接收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曼彻斯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除此之外，他还曾经出任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经济顾问，西印度大学校长，加勒比发展银行的总裁，并为亚洲和非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出生和成长于英属殖民地的特殊生活经历、数十年在发达国家著名学府学习、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累的丰富阅历，使刘易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能高屋建瓴，为建立早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又能对落后国家遭遇的困难感同身受，在研究中倾注了满腔热情和深厚情感。刘易斯一生研究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时至今日，刘易斯开创和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仍是理解落后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范式。
前言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罗列若干有关经济发展的原创思想，而是尝试提出一个合适的研究框架。技术性更强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适合表述那些原创思想，我的有关论文均已在每章后的参考文献中列出。出版本书这样的专著似乎很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理论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而近百年来，都没有出版过有关这一论题的综合性的专著。上一本涵盖如此广泛议题的重要著作，还是1848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此后，经济学家变得更加明智，不再试图在一单册中论述如此浩瀚的内容；由于超出了能力范围，一些人甚至将这部分内容全部放弃。激励我在这一浩如烟海的领域中进行探索的动力，部分是由于难以抗拒的好奇心，部分是由于当代政策制定者的现实需要。即使由于本书论及甚广，部分内容难免肤浅，上述理由也使我有足够勇气将本书呈现给公众，以兹批评。
本书的题目有可能会让人误以为只有一种增长理论。实际上，决定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每种因素都有相关的理论。用于研究农地租佃、新思想的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者政府预算的理论，并无太多共同之处。也许将本书题目改为经济增长“理论集”更合适一些，但这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似乎本书目的仅是回顾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我所做的，并非提出一种理论，而是制作一幅地图。研究经济增长需要涉及如此之多的因素，如果对本领域缺乏一般性的理解，就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本书内容粗浅的一个借口吧。出于很多不同的使用目的，地图可以按照不同的比例来印制。专业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就像是1英寸对1英里的比例，而本书更像是1英寸对100英里的比例，这也自有它的用处。
同样出于好奇心和现实需要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本书的形式。好奇心要求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思想性的探索，而现实需要则要求提供做事的手册。我对这两者均感兴趣，并无偏倚，因此，我所写的内容既不针对那些仅对思想感兴趣的人，也不针对那些仅想确知下一步应如何行动的人。似乎任何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各异其趣的作者的个性。
著作也会反映作者的专业特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一般性，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个案。我原想在本书中加上两三个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案例，以丰富本书的内容。出于这个目的，我去了解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期的一些故事，并乐在其中。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从阅读中我获得更多的是愉悦，而不是知识，尤其是对公元1500年之前的历史，这部分的原因是对于早期的经济史，我们能够确知的实在是太少了。若想详细论证某一案例，并涉及本书所论及的所有方面，必须做大量的研究，也需要另外再写一本专著。我与Gisela Eisner女士密切合作，她是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团队的一员，正在写作一本详尽论述1830～1930年牙买加经济发展的专著，并将于1956年出版。某种意义上，该专著正是与本书相对应的案例研究。
我要感谢来自众多相知故友的慷慨相待。他们来自东南亚、非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不惜耗费他们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向我展示他们的工作，交流思想，热情款待，人数如此之多，使我难以一一列举姓名。与各国专家进行的无以数计的交谈，以及来自专业期刊学术论文的思想交流，都使我感受到至深的学术情谊。Peter Bauer先生、Max Gluckman教授、J. M. Low先生、J. Mars博士、K. Martin博士、R. H. Preston教士、P. Rosenstein-Rodan博士以及M. N. Srinivas教授热心阅读了本书手稿，并做了详细的评论。从他们的评论中，我受益匪浅，但在一些地方，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有误导性的，我仍坚持了原有的构想。我的助手Dora Walkden女士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极富耐心地打印了手稿，对此我谨表谢意。
我的妻子和孩子对本书的写作付出很多，我因写作不能时常陪伴他们。对他们的爱，我无以言表。
阿瑟·刘易斯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