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必要考虑从事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毫不讳言地说，是由于人文学科在整体性地经历着严重的令其日见衰落的制度化危机(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并且由于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在总体社会话语中越来越边缘化。
大多数人广泛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总的来说文化，特别是文学，是从个人、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等诸方面来定义人性的人类活动。作为一个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认为当前出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值得警惕，这不仅是一个人文学者利己的个人感受，而且是基于我对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social relevance)的论述。
在新保守主义观点影响下，纳税人和政客大力削减国债，教育面临严重财政紧缩已不是什么秘密。尽管自然科学和职业教育也面临削减，有些领域甚至非常严重，但是人文学科受伤最深。何以至此呢？
虽然人文学科在大学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从来没有像过去20年那样成果赫赫。二战之后，空前的物质财富允许大笔的资金流向人文学科，建立新学校，资助学术研究，盛极一时。随着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新保守主义复苏时代的到来，丰厚的资金逐渐消失。在以往二十几年中，国债高涨，几次经济衰退要求国库紧缩，影响到了人文学科。这种状况为人文学者敲响了警钟(美国人文学科和文学研究的制度化状况例见Sande Cohen[1993]；欧洲总体情况见Muller-Solger；德国例见Brack-ert和Stuckrath)。他们有所觉察，但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系主任们，大学校长们和学者们谈起或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社会的关联，并以此论证资金持续的必要性，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并未具体化。实际上，像从事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或者男女同性恋研究的学者们证明了他们工作的社会意义。然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和成果是被双重边缘化了的，不仅在学术圈中，而且在公众观点里。
在我看来，大部分传统的学术方法继续生产与社会无关的作品。许多人文学者追随C.P.Snow(例见Kaiser)，赞同文学与文化研究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在学术和研究中衍生出二种以上的文化定义(人文的和自然科学的)。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两种文化在学术科研上必须唇齿相依，学术边界如不能全部开放也要相互软化。近几年来，大西洋两岸出版了许多关于人文学科处境的书籍。在北美，出色的例子有Bill Readings的《大学的毁灭》(1996)，Heather Murrav的《以英语工作：历史，制度，来源》(1996)，Peter Emberley的《零度极限：加拿大大学中的热点策略》，Sande Cohen的《学术圈和资本热衷者》(1993)，和Gene H. Bell-Villada的《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生活：政治与市场怎样协助唯美主义思想与文化的形成1790－199O》(1996)。
但是，在我举例论证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学术引力之前，通过比较文学学科和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Srstemic and Emptrlc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我想指出在人文学科内部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文学研究在学术上，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讲，都有缺陷，并因之影响到广大公众对文学研究的看法，我并不诡称此书中提倡并实践的研究法就是问题的答案，但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行的并且可供选择的方法。(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