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人的现实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停滞阶段，即新平庸时代。在每一场社会和政治论战背后，都有增长的结束和脆弱莫测的经济形势做背景，有时是无声的背景。对个体而言，这大约意味着人类希望和梦想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人开始相信，增长是无止境的，持续的增进亦是可能的。乐观情绪似乎已经脱缰，人们认为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都终将得到解决，而社会繁荣、生活水准提高的基础实际日趋薄弱、摇摇欲倒，世界却对此视而不见。然而，安·兰德（Ayn Rand）早就意识到：“我们可以逃避现实，但逃不开现实的影响。” 史无前例的经济扩张时代结束得有点儿不太光彩，其后汇集的是多种影响因素。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与日俱增——金融交易代替了工业活动，金融消费和投资的借款额度越来越大。到2007年，美国每增加1美元的经济活动，就需要产生5美元新的债务，比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5倍。债务水平的上升已经超过了借方的偿还能力，触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大衰退也随之而来。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会因此摆脱对借贷的依赖。现在，不断上升的债务终于踩下了增长的制动。 这些金融问题中还掺杂着其他因素。比如，人口增长较低和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和革新增长缓慢，水、食物、能源等关键资源的短缺已露端倪，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状况。另一阻滞因素是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长减缓。受惠于增长并在近期对增长多有支持的新兴市场，其发展正在减慢；不平等的加剧也对经济活动有一定冲击。 官方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回应是一种“贷款延期假装没事”（Extend and Pretend）的政策，权威机构选择无视根本问题，将其掩盖起来，或者搞出一些延迟策略来施“缓兵之计”。他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率，给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或现金，可以带来增长。这些措施也可以提高通货膨胀，从而降低债务价值，达到减轻债务负担的效果。但经济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些传统措施的实施而好转，通胀率大多顽强地保持较低水平。权威机构被迫采取未经检验的政策，突破经济逻辑和经济理解的限制，意图争取一点时间，让经济进入可自我持续的复苏。他们以前也这么干过，不幸的是，这一次，这些政策没有奏效——斥巨资争取到的时间都浪费了，而必要的转机并没有出现。 在经济已经恢复的国家中，金融市场大都回归到了危机前的价格，甚至超过了这个价格。但是，实体经济的形势并没有恢复正常。时髦的电子产品人手必备，但这无法模糊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事实：工作越发没有保障，工资即使不跌，也不再上涨。发达国家的常规生活福利，如教育、住房、卫生服务、老年护理、储蓄和退休等，似乎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比起父母一辈，未来几代人所享有的机会可能更少，生活水准可能更低。 比起难兄难弟们，美国恢复得似乎更好些，但美国的中产阶级日趋脆弱。处于收入水平中间20%的美国家庭，比起金融危机之前，收入更少，资产净值更低。2014年，有44%的美国家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数字在2008年是53%。2014年，18～29岁的美国人中有49%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而2008年只有25%。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相仿。 受危机影响更为严重的国家情况则更糟。希腊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恢复增长，但其经济已经缩水1/4。希腊人的支出下跌40%，反映了工资和养老金的下滑。据报道，有26%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50%。有评论员认为，政府也许可以节省教育方面的开支——工作既然都不存在，就没必要让人们做这方面的准备。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39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询问国民是否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有更好的生活水准。33%的美国人回答“是”，这个数字在德国是28%，在英国是17%，在意大利是14%，而只有9%的法国人认为孩子的生活会比前几代人更好。 利率降低和政府开支增加带来的是全球债务的上升，而非下降。2008年的事件发生后，人们认为银行大得有点危险——自那时起，银行无论是规模还是市场支配力，均进一步扩大。美国最大的6家银行控制了美国金融系统所有资产的近70%，占比增长约40%。美国最大的摩根大通银行（J. P. Morgan）资产超过2. 4万亿美元，比大多数国家的资产更为庞大。政府仍然认为，银行太大了，倒不得（Too Big To Fail）。 个别国家试图把麻烦推出国门，放弃国际合作，转而遵循“以邻为壑”的策略。针锋相对地削减利率、货币战以及限制贸易，种种毁灭性的报复使各国互为掣肘，谁也无法赢得决定性的优势。 这些政策也为新的金融危机粉墨登场搭好了舞台。低息贷款（Easy Money）人为地将金融资产的价格抬高，超出其真实价值。这笔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入新兴市场，破坏了新兴市场的稳定。世界经济依赖政府和央行支持成瘾，如果没有低利率和过剩的流动性，可能无法维系。权威机构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身已经陷入困境，几乎没有什么操作的余地，也无法轻易抽身，终止对经济的支持。 为了应对交互关联的种种挑战，政府的措施不尽如人意，充满了复杂的权衡，更让局面进一步恶化。增长降低有助于减少环境破坏、保护资源，但这注定要降低生活水平，并使债务问题恶化。另一种选择则是加快增长，这会提升生活水平，但在经济膨胀主要受债务驱动的情况下，这会使本来就很高的负债水平雪上加霜，也会加大环境和资源压力。 如果物价水平较低，可以帮助提高消费和增长，但同时也会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加剧对环境的破坏。低廉的物价还会导致反通货膨胀（Disinflation）或通货紧缩（Deflation）——价格下跌，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增长乏力，甚至会萎缩，使得解决高负债水平的任务愈发艰难。这也会减少负债严重的行业以及依赖大宗商品销售的国家的收益，既影响两者的增长，也有碍它们履行债务承诺的能力。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货膨胀虽可以降低负债水平，但对储户极为不利，对贫困国家中的弱势群体也有恶劣影响。 降低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帮到个别国家，但国与国之间因此爆发的经济战则会使人人受穷。 必要的转变实际非常简单，但极为痛苦，需要勇气和牺牲。扣除物价因素，生活水平会下降，市民将不得不多储蓄、少消费。工作年限会拉长，对很多人来说，退休又再度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税收和政府服务的收费会上涨，以匹配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重点将更多地放在实体经济上，即商品和服务的创造与销售。金融机构需要回归其支持经济活动的本质，而不是参与或助长投机。 在各国内部，随着不同人群为自己在社会产出和分配中的份额而战，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每个国家都千方百计地想获得优势。短期内节俭人士会发现自己的储蓄贬值，被侵吞去应对这场危机了。接下来的几代人则需要为这些错误以及祖辈的挥霍浪费埋单。 这种调整会达到什么样的量级尚不清楚，具体的轨迹和时间表也不确定。大家普遍否认问题的存在，明知无痛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却人人拒绝承认。政府反复提倡过紧日子，有时也身体力行，但一再向大众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政客们拒绝接受公共服务的大众需求与低税收相互矛盾的事实。在峰会期间，一些国家领袖提倡国际主义，而这正与他们实际政策中的表现互相抵触。 政客以及决策者们很清楚，社会契约要求增长和繁荣，所以无论意识形态如何，他们都不愿意公开讨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声称有了危机疲劳，强调问题都还远在将来，当下无须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担心选举时会被遗忘，屈从于对虚假确定性和安慰政策的需要。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任由问题堆积起来。 向客户阐明真实前景并不符合银行家和财务顾问的利益，坏消息对生意不利。媒体和时事分析评论员大都强调积极的一面。他们说，事实过于令人沮丧，优先要考虑的是保持正常的表象，建立信心。 普通人则拒绝接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实，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状本能地感到不安，并对将来抱有恐惧。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些避不开的调整，其最终代价可能是非常高昂的。这不仅仅是经济拮据的威胁，还有对失去尊严与骄傲的恐惧。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力感。 目前，世界期盼最好的情形，但害怕会出现最糟的局面。各地人民就像动画片《海底总动员》里边那条帝王蓝藻鱼多莉（Dory）一样。多莉身受短期失忆之苦，只好告诉自己坚持游下去。她的方向完全是随机的，没有任何目标。 C. S. 路易斯（C. S. Lewis）曾告诫世人：“寻求真理，你或可得到安慰；寻求安慰，你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有……痴心妄想为始，失意绝望而终。”了解是通往改变的钥匙。世界首先需要面对自身目前困境的纯粹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