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研究现状调研与分析

《风水研究现状的调研与分析》采用客观的调查研究，研究的对象不是风水本身，而是把风水研究作为对象，即对风水研究的研究。从研究群体的构成与分布、研究方向与成果、流派主张及实践案例三个方面，调研当下学术研究、民间信俗及风水活动的现状，力求全面而准确地梳理和把握当前风水研究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风水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提出现实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也是从学术角度抢先发售对当前风水研究现状进行的汇总整理，对风水遗产的文化定位提供对策参考，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刘托， 1957年出生于北京，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引言1
第一节课题研究的背景1
第二节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4
第三节经典概念的阐释6
第四节研究方法、论文框架15
第二章当下风水研究现状的调研18
第一节研究群体的构成与分布18
第二节研究方向与成果42
第三节流派主张及实践案例77
第四节小结135
第三章当下风水研究现状分析137
第一节风水研究“复兴”的文化学解读137
第二节当代风水理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148
第三节民间风水研究迷局、透析与研判156
第四节廓清风水研究的格局173
第四章风水研究的对策研究179
第一节如何对风水行业规范管理179
第二节厘清风水研究的当代价值与意义181
第三节如何正视和引导风水市场的存在与发展183
第四节培育与保护风水研究的学术环境186
第五节合理保护风水文化遗产187
第六节对风水“申遗”的思考191
第七节小结195
附录1全国部分省市风水研究与实践专业人员统计与
简介197
附录2改革开放后风水文化研究成果统计233
附录3风水主要流派的典籍著作246
附录4风水研究人员登记表（样表）256
参考文献260

序  言
风水，又称堪舆、卜宅、相宅、青乌、青囊、地理、形法、阴阳、图宅、山水等，是中国数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风水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孕育萌芽。倘从秦汉时期的黄石宫（前约292—前195）所著的第一部风水经书《青囊经》起算，风水术迄今已逾2300年；而若以郭璞（276—324）的《葬书》为风水说的兴起计，至今也近两千年了，其间起起伏伏，隐隐现现，绵延不绝。就应用层面而言，风水作为中国古代营建及宜居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实用操作技术，在中国先民相地实践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古老的巫术占卜，掺和了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通过审察山川形势、地理脉络、时空经纬，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评判；运用龙脉、明堂、生气、穴位等形法术语，择定吉利的聚落与建筑的基址与布局。上至都邑、宫庙、陵墓，下至村落、民宅、坟茔，都深受风水意识的制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建筑活动和居住方式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涉及人居环境的一个极为独特而神秘的知识门类，也成为浸润人们日常生活起居乃至行为举止的因子，如室内装修、家具陈设，乃至饮食起居、穿衣戴帽等等。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禁和文化热，国内的风水研究曾有过一波高潮，一度出版了大量的风水学著作。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建筑学、景观学、文化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风水现象做出了阐述，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肯定者赞誉有加，视风水为“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的学说，因之是集“物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在内的“综合的自然科学”，也是中国建筑—景观—规划美学。批判者则斥之为迷信，直至骂翻拉倒。而后两派之争归于沉寂。然而最近几年，基于韩国、日本似欲将本国风水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闻，在中国民间和学界再掀波澜，全国性的风水学术研讨会和专题性的集中报道更是为“风水热”推波助澜。此外，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屡屡曝出因风水立意而左右规划或建筑方案的事情，而政府官员或地产老板在项目策划及运营中每每聘请风水师“坐帐军中”的情况更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
将“风水热”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国际大背景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使一些人试图从包括风水在内的东方智慧中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出路。有人认为，中国风水在建筑—景观—规划设计和地理学领域具有维护生态平衡和“环境友好”的特质，因而被看成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一个有效“克星”。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国的风水得到国际广泛关注，甚至引起研究热潮。如本调研报告中所示，美国著名规划师林奇1960年推出的《都市意象》，就认为风水体现了前人“对宇宙间能量规则”的省悟，是一门前途无量的景观学学问；瑞典学者艾吉莫1968年在《论中国东南的风水》中指出，中国风水实际是对社会和经济进行生态调整的“媒介”；美国地理和环境学学者博可斯1968年在关于中国南方荃都湾城市化研究的论文中说，中国风水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促成了对土地的某种节约使用。美国人类学者安得森1973年在《风水：理想与生态》一书中，认定中国风水实际是关于在地质规划、土地使用和资源管理等领域改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独特科学”；福伊希特万1974年出版的《从人类学角度剖析中国风水》，以西方科学田野考察的眼光对风水进行了肯定；美国著名科技史学者席文1977年在《东亚的科学与技术》专著中，把风水在整体上与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相联系，认为它至少在南方的应用具有科学性的方面；1982年，英国地理学者斯肯尔出版了名为《风水的大地生活手册》，提出中国风水既是人与大地协调的艺术，也是中国人解决人与大地应协调共存的价值观体现，他还创办了名为《现代生活风水》的杂志，以英、德和中文发行于41个国家；1983年，美国地理学者杜登在纽约推出《风水——地理位置选择与布局艺术》，全面介绍评价了风水作为中国山水审美艺术在地理学上的合理性；美国生态建筑学者托德夫妇的《生态设计基础》于1984年面世，设有专章论风水，认为风水所体现的世界观表现了人类应顺应自然的深邃智慧，为当代生态环保设计提供了巨大启示。随着自然科学工作者对风水认识的深入，风水区别于西方的哲学特质问题也引起了注意。1987年，美国建筑—景观学者马卡思在一篇比较景观学的论文中提出，作为建筑—景观学规则，风水同时可能代表着区别于西方的“另一个哲学范式”。此论代表着当代国外研究中国风水的主要趋势，即风水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生态环保智慧及其“天人合一”的哲学。
作为中国近邻的韩国和日本，也多有风水研究成果问世。韩裔学者李.S.H于1986年推出的《风水的文脉与意义》，不但将风水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规则，更将其视为中国“文脉”；韩裔新西兰籍地理学者尹弘基教授著有《环境循环论——中国早期的风水思想》《风水地理透视》《韩国堪舆研究——风水与自然的关系》等，尹弘基教授重在探寻风水作为东方环境科学“新范式”在应对生态环境危机上的合理性。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有：郭中端的《风水是中国的环境设计》、武藏大学的《风水——运势的景观地理学》、三浦国雄等的《风水与城市形象》、掘人宪二的《风水思想和中国城市》、渡边欣雄的《东亚的风水思想》等。
理性地说，风水学研究的出路实际上不在风水本身，而是在其蕴含的文化价值，研究的方法也因之主要不是借鉴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以及建筑、景观、环境、生态学等学科，因为自然学科恰恰是证明其“迷信”“落后”的利器，而应该是借鉴文化阐释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因为后者更能解释它在人类生活的时空中的持续的功能和价值。这种价值不是风水中“术”的内容，“术”不断地被科学证伪，而有价值的是风水中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也是不断地被各个时代表述为各自当下的思想，比如当今的和谐观、生态观等等。简而言之，我理解风水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在于其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即强调自然、社会、个体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它以特有方式赋予自身以神秘的外衣，带有一种准宗教色彩，用来维护风水理念和知识体系的合法性，使得人们尊崇它而不敢怠慢，从而使其理念得以在社会中顺利推行。在风水实践中，风水思想与实践赋予了每个个体的人、团体、社区以独立性、唯一性与存在感，同时不断地强调、确立和实现每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群体、社会及自然的相互联系。按这一思路，我理解风水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是涉及整体观的三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风水反映了中国人的环境观，人们通过风水术以及某些神秘禁忌，将生存环境的选择与人类自身命运的走向联系在一起。透过风水论的某些评判和风水术支配下的建筑实践，可以窥悉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避凶趋吉、藏风聚气、画山绣水等中国传统环境意识。《黄帝宅经》中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以住宅为核心的建筑正是人们了解、认识、把握、体悟世间万物运行规律的手段和对象。追溯风水渊源，最早的“卜宅之文”在商周之际或更早时候即已出现，见载于相关的中国最早如《尚书》《诗经》等文献，都是有关古代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史实性记述。其宗旨就是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使之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正是基于这一追求，在风水理论及其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最终形成内涵丰富、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知识体系，对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经营建设起到指导作用。上至京都、皇家宫苑、陵寝，下至山村、民舍、坟茔，都曾统一在风水观念下，风水说与传统的营造学、造园学相辅为用，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风水理论及其实践结下不解之缘，首先在于风水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比如微地形对小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极为风水所重，概括成有利的选址模式，比喻为“穴”，如针灸中人体上的穴，一般是三面或四周山峦环护，地势北高南低，背阴向阳的内敛型盆地或台地，甚至人工经营的地形。这种“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是“藏风聚气”、利于生态的最佳风水格局，论谓“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解释为：“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实际阐明了微地形、小气候、生态和自然景观的依从关系。值得重视的是，由于风水注重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及交互感应，注重人与自然种种关系的整体把握，即整体思维，强调自然、社会、个体的关联性和整体性，虽然是通过经验和神秘的方式推行其知识体系，并往往有失牵强和粗略，但却是不乏直觉的整体性体认。
除观照阳宅即世人宅居的种种意向外，作为理义之术的风水理论，出于“养生送死”“事死如生”的传统观念，对于陵墓，即风水所谓的阴宅，也备极重视。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纪念性建筑，陵寝、墓葬的选址与设计更有其独特的讲究与处理。中国古代陵寝有筑陵以象山，因山为陵，或依山为陵的传统，概称山陵；而且，山陵艺术的创作，实际是“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陵制与山水相称”等等。一言以蔽之，建筑居于从属地位，自然山水才是创作主体。如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的乾陵，虽然建筑已荡然无存，但当人们身临其境时，仍为其意念和意境所感染。
二是人与人和平共处。古人称居所为阳宅，选择住宅的场所、环境、形态、格局，乃至建筑的规模、形制、尺度、比例、陈设等，都与家族兴旺、居者安康有密切联系，有所谓“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强调“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士大夫以家为延伸，“正家，而天下定矣”，从而也就使得宅居模式有了普适意义：“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这种宅居模式通过风水格局的阐释被复制、推演、扩展到几乎所有建筑类型。
风水也是确立和调节家族与社会联系的一种方式，如家族之间、邻里之间的和合秩序往往就以建筑的布局、形态、组合方式以及特殊配置加以梳理和调适，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需要认真抉择和经营。《释名》中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其“择”“吉”，道出了风水的途径和目的，一宅一处，一处一境，并不雷同。在操作层面上，风水将综合了气候、环境、乡俗、族规、家法、景观等等因素的环境条件对象化、程式化，供人们甄选和规避。《海州民俗志》中记述有民间用风水之说来协调乡镇建筑布局及其邻里关系的习俗和做法：平行几家建房，必须在一条线上，俗叫一条脊，又唤一条龙，必须同样高低。若有错前的，叫孤雁出头，屋主会丧偶。若错后叫错牙，小两口会不安。若高低不同的，叫高的压了低的气。左边的房子可以高于右边的房子，但绝不允许右边的房子高于左边的房子，所谓宁叫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抬了头。
三是求得个体内心的怡然自得。人世纷扰，祸福难测，人们内心无时不祈求平和安宁，风水就是达成古人内心平衡的一种方法。如指纹一样，每个个体都有与他人殊异的“生辰八字”，如果找到了你与外部的匹配方案，你便可以安心地栖居或行走世间，虽有意外，也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早期流行的阳宅理法，如“五音相宅”等，发展到后世则主要是关于住宅的朝向，房、门、床、灶等的位置与方向，以及“压白尺法”和“门光尺法”的运用，以及与宅主的生辰八字的搭配关系等，非理性和迷信成分也较多。人们过去曾把这种宅居方案看成自己唯一的生活准则，力求做到自己最好便好，无须与他人争胜，于是遇事便可安然处之，烦扰顿消。风水通过实践凸显了个体的这种特殊性和唯一性，由此显示了每个个体的存在感和存在价值。
风水过去的霸业可谓一统江湖，但如今或未来的命数究竟如何恐难研判，然毋庸置疑的是仍有爱好者和执着者孜孜以求，并付诸实践。今天，我们乐于见到的还是人们从文化的视野关注、审视它，揭示其源流，进而阐述其存亡的合理性或必然性，使我们看世界、看社会、看自己更加清醒，而不是更糊涂。风水留给我们的遗产究竟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估计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但风水本身还会在这种争论中存活，并继续被传承。
刘  托
201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