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生活哲学

《非洲的生活哲学》作者塞勒斯汀·孟加是土生土长的喀麦隆人，拥有名副其实的本地人眼光，又长期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拥有广阔的国际化视角。书中的每一章都从他自身的经历和身边的小事讲起，涉及饮食、娱乐、信仰、工作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对待婚姻、幸福、暴力、死亡等人生大事或重要问题时的处世态度，作者从中思考其历史根源及哲学意涵，并试图探寻非洲人所谓“虚无主义”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的本质及深刻含义。

塞勒斯汀·孟加，现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此前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高级经济顾问。曾任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梅森学者项目，还曾作为访问学者任教于北京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法国波尔多大学。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李安山，多伦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等职。曾应邀参加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5年中非教育部长会议和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并受外交部委托率团访非，对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作评估。

导言 虚无主义：非洲的多样性
班图人回家
雅温得：教化而来的悲哀
失败中的欢乐
超出坏与最坏
黑人性：依从与异议
幻形非洲：他者的问题
西奥兰和叔本华在热带
第一章 欲望的谋略：婚姻的政治经济学
欲望的谋略：虚无的爱
选择妻子
受压迫的记忆
性高潮的真相
第二章 餐桌上的哲学：我吃故我在
通过感官享受来教化
享乐的美学与社会伊壁鸠鲁主义
口味的伦理与道德意义
第三章 运动的诗学：舞蹈和音乐的想象力
舞蹈：一种虚无的祈祷
神秘的音乐方程
混乱的精度
第四章 原罪的体验：围绕上帝葬礼的对话
梵蒂冈的歇斯底里
享乐的上帝或无能的上帝
信仰的成本收益分析
巫医与巫术
第五章 身体用途的伦理：自尊理论
思考的身体
受难的身体
复兴的身体
专断的美
自愿的奴隶
第六章 作为邪恶伦理的暴力
关于主权国家鞭刑
暴力的伪装
权力的色情化
悲剧的审美泛化
弱者的力量：一种邪恶伦理
曼德拉的道德困境
虚无主义与私人暴力
结语 驯服死亡的虚无主义
情感构造学
葬礼的社会语法
欢快的葬礼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是喀麦隆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塞勒斯汀·孟加先生。他也是世界银行经济顾问，与林毅夫教授共事多年。当毅夫教授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我联系翻译事宜时，已是8月。由于毅夫教授与我们中心关系密切，并在两年前欣然同意担任《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我想，尽管出版社要求两个月之内完成译稿，时间紧，任务重，也必须答应。 本书的翻译是由四个人完成的，我主要负责导言和结语，并对全文进行了校对。原书的书名是《虚无主义与黑人性》（Nihilisme et Négritude），原文是法文，我们依照的是英文版。通过阅读，我进一步感觉到非洲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学习非洲历史知识已有36年，读过不少关于非洲的书，包括非洲民族主义先驱爱德华·布莱顿的历史文章，老一辈政治家如尼日利亚总统阿齐克韦、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等的政论著作，还有大量非洲历史学家如戴克、阿贾伊、芬、博亨的重要著述以及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代表论著。然而，孟加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新的知识，使我对非洲、非洲人和非洲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启示。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对非洲的热爱。 首先，孟加先生对非洲和他所属的国家有一种炽热的爱。尽管他在西方受教育多年并生活多年，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非洲公民，是喀麦隆人。“一旦当我踏上喀麦隆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那种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欢悦。自发的陶醉，记忆中那些地方的魅力，难以言表的颤抖，难以解说的灵魂之乐，难以觉察的救赎和永恒之感。”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故乡。这里有他熟悉的一切，而这些是在他生活的西方都市中不存在的。这里特有的寂静和安详，嘈杂与喧嚣，混乱与平实，一切都在生活的安排之中。他可以恨它，骂它，责备它，甚至羞辱它，诅咒它，但他爱的仍是它——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在与我的电邮交流中，孟加先生表示：“我在法国待了10年，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然而，我在喀麦隆以外的时间待得愈久，我就变得愈喀麦隆化。”“我看重我从法国或美国学到的东西，但我更看重我从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所学到的东西。”这种情感在他对非洲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当然，他否认非洲是一个同质体）、非洲人对生与死的感受和体验、喀麦隆人民的生活场景以及他的家族在葬礼中的各种礼仪和反应的描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家族的爱是这部著作中的另一个主题。这种爱不仅体现在对整个家庭的牵挂，更蕴藏在对父亲的怀念之中。“他们越试图安慰我，我就越意识到我的父亲是我自己及本身的一部分。他的意外离世突然使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就是我自己身体的延伸。他身上沉重的家族和社会责任使他艰辛的生活比我的更加正当。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的离世对我而言突然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哲学经历：从某种方式来说，它也意味着我的死亡，因为它抹去了潜意识里在我与虚无之间的生物障碍。它使他人的死亡少了一些个人色彩。”他一方面从自己父亲的去世中看到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他也不时感到父亲的存在。“有时在紧张的记忆中，我认为我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他那嘲弄的笑声以及他有关生活的教训，我倾向于认为他的精神显然在他身体消亡后仍然存在，正是从那里他以一种大彻大悟的神态看着我。”父亲的死也因此使他意识到生与死的区别与联系，他还意识到非洲哲学中有关永恒和整体性的辩证法。 他的写作素材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他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描白与对人生的深沉思考相结合。由于作者长期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他的知识面很广，涉及希腊、罗马及近代以来西方有关音乐、舞蹈的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然而，作者也没有忘记非洲的艺术和文化，他浓墨重彩地向读者介绍了当代非洲的杰出音乐家及其作品，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著名的民族歌手罗夸·坎扎以及著名艺术家、歌唱家、作曲家让-贝戴尔·姆皮阿纳·特史图卡等人。当然，非洲人的生活哲学是他论述中的重点。他力图从每天所经历的平凡生活中寻求生活的哲学意涵，如餐桌上的哲学、运动的诗学、婚姻的政治经济学等。 孟加先生在讨论海外非洲人认同问题时提到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有关“厚”认同感和“薄”认同感的区分。“厚认同感愿意指定一种促进自立的‘非洲式’论证的哲学基础，它是独特的、分离的和排外的，旨在使一种关于差异的邪恶理性合法化。这明显不是本研究的目标。薄认同感有意识地使其轮廓相对模糊，适用于一种分享集体利益的愿景，一种难以定义的包容力，从而使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从他们共同历史的伤口和疤痕中吸取教训，以利于想象和建设一个开放的未来。”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区分，同时也说明这不仅是海外非洲人的认同感矛盾，也是各种海外移民的一种认同感矛盾。 本人在论及华侨华人身份认同时提出过“主观认同”与“客体认同”的概念。从主观上看，有的人在移居地希望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华侨或华人（或非洲人），有的人到国外后则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有的人甚至希望永远记住原籍身份；有的人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身份。客体认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关键在于其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联系。当一个社会受到某种困扰（经济危机、政治斗争或对外战争）时，社会成员往往会将矛头转向同一社会的异己分子，即移民、少数民族、某种弱势群体或集团的成员。换言之，这些集团异己分子的身份在平时可能并不重要，但一到危机时刻，对他们的“族体认同”就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我将此称为“替罪羊”现象，即在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将社会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作为责怪和发泄的对象。以美国社会为例，黑人、华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均在不同阶段成为一种矛盾的焦点和政治经济困境时的牺牲品。这种“成见”（stereotype）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区别异己分子的特征。当然，客体认同往往与其居住的社会环境即居住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联。 在自我认同方面，孟加先生尝试着在各种矛盾中保持平衡。一方面，他认识且时刻体验到自己作为非洲人的存在和意识；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种西方社会的成分，从意识形态到生活志趣，从思维方式到处世哲学，且不时以此为荣。一方面，他认识到法国人既不认可非洲人的人性又千方百计地希望将非洲人克隆为法国人的企图；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学习并掌握西方的各种知识。他既为自己缺乏对非洲文化传统的认识而懊恼，又不时表现出对非洲价值观的轻视甚至怀疑。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对葬礼、饮食、婚姻以及各种思想潮流和行为方式的描述和分析中看出来。他坚持自己是非洲人：“我肯定将自己定义为一位世界公民，但无论如何，我也是一个非洲人。我观察我的同胞和解释他们的想法的行为都是根据融合的‘非洲性’（Africanness）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这种新的黑人性）来进行的。”他也敏锐地观察到这种过分强调肤色的分析维度所带来的局限性：“确实，作为一种对苦楚的简单回绝和对欢快舞蹈的欣喜，黑人性主张一种黑人的个性，使得非洲新政治领袖和精英们在阳光下面有了他们的一个空间。然而，正因为它集中关注种族问题，从而忽略了诸如阶级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又尽量避免陷入过分强调“非洲性”的思维之中：“对我而言，在谈论黑色大陆的同时避免本土主义和‘非洲文化真实性’两种观点的失败和概念上的僵局是可能的——前者想象着非洲是一个同质的生物-种族体，后者对失乐园的怀旧感使他们继续狂欢。”同时，他也希望将自己成为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实验者。他不无自豪地认为：“与其他数百万非洲人一样，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是这种长期交流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交流使得对生物学和种族的盲目崇拜毫无作用。文明并非不可渗透的化学粒子。这就是说，有的人对融合-吸收过程的处理比其他人要好。”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矛盾的世界，我们身上自然充满着各种矛盾性。 由于作者的描述都是用日常生活的琐事作为例证，读起来平常中透着哲理，热爱交织着愤怒，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渗透，表现出孟加先生广博的文化底蕴与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对非洲情况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指出非洲的各种不足之处，也可以批评非洲传统的某些缺陷，但我们对非洲文化培育的独特之果不能视而不见。 由于殖民主义的推进，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本土居民几乎被剿灭殆尽，本土文化已难以辨识。非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奴隶贸易以及上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非洲文化虽然历尽艰辛，却生生不息，以宗教、文学、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各种形式传遍世界各地。这充分表现出非洲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和坚韧性。这种情况也从当代非洲的两个例子中表现出来。 孟加先生著作中谈及的那位提出“黑人性”（negritude）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领导的却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位天主教徒统治着90%以上的国民是穆斯林的国家长达20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有一定发展（虽然深受法国的控制），这不是偶然的。著作中提到的另一位非洲楷模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近代以来，曼德拉先生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西方人的尊重，又受到东方人敬仰的世界领袖。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非洲，都具有某种普世性。非洲文化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不得不令人敬仰，也不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将非洲人变成自己的克隆版就可以随意去掉的。欧美虽已成为发达地区，但因过于追逐“利”和“力”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已不容忽视。 即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中非峰会将大大推进中非合作。然而，中非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对于中非关系的各种虚构和误解中，一个基本问题是：非洲人民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如何？在2015年皮尤公司（Pew）关于“对中国的看法”（opinion of China）的民调中，非洲受访者对中国普遍有着好感。其中，加纳最突出（80%），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75%）和坦桑尼亚（74%），然后是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70%），最后是南非（52%）。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人和中国人不需要进一步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础。 本书的译者分别为李安山（导言、结语）、沈晓雷（第一、二章）、贾丁（第三、四章）和许明杰（第五、六章）。 本人在此感谢孟加先生为中国人了解非洲和喀麦隆文化贡献这部著作，感谢毅夫兄向我们推荐此书，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非洲研究中心的信任，感谢三位同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完成了翻译工作。我希望，孟加先生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将增进国人对非洲文化的了解。 是为序。 李安山 2015年11月17日于博雅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