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历史

沈卫荣、侯浩然著的这本《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以对藏文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入手，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藏传佛教文献分别在不同时期的出现、形成和发展的描述，来讨论藏传佛教之各种历史叙事的内容，及其建构和变化的过程，从而说明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与藏传佛教历史的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从对源自西夏、元、明时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本的研究出发，运用以通过多语种佛教文本的对勘和分析来构建历史的学术方法，成功地构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元、明三代传播的历史，并为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建构建立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此外，本书还对靠前藏学界于近二三十年来对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及其成果，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可以为相关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一个详实的参考和明确的起点。

沈卫荣，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著有《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班藏波（1391-1474）的生平和历史意义：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制度史研究》（德文）《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寻找香格里拉》《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等专著，主编有《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多语种佛教古籍整理和研究丛书》等，以及译文集《何谓密教？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符号和历史的诠释与争论》《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等多种。
侯浩然，1986年出生于山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印藏学硕士。目前为德国莱比锡大学西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已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多篇。

前言
第一章  藏文文献与藏学研究：以《一世达赖喇嘛传》为中心
一、寻找藏文文献之路：从拉卜楞、萨迦到TBRC
二、藏文文字的创立与藏族图书文化
三、藏文佛教文献：藏文大藏经和上师全集
四、多元和创造性的藏文文献传统
五、藏文历史文献：不知道自己的家谱就像黑森林中的猴子
六、藏文文献的分类
七、总说藏文传记文献
八、《一世达赖喇嘛传——希有珠链》
九、《一世达赖喇嘛传——希有十二宏化》
十、《噶当教法史》所见一世达赖喇嘛传
十一、藏文传记与西藏历史研究
第二章  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历史叙事传统的创建
一、前弘期藏传佛教：以《拔协》《丹噶目录》和《瑜伽怛特罗》为中心
（一）《拔协》等文献所记“妙法之初传”以及sPang kong phyag brgyapa文本之争
（二）《十善法》《丹噶目录》与西藏法律制度的建立
（三）文成公主的形象创造与汉藏文明交流
（四）西藏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五）佛教文本的翻译和藏人身份认同的建构
（六）瑜伽怛特罗文本的传入与西藏的建筑和葬仪传统的形成
（七）佛苯二教之“葬仪之争”与《中阴闻解脱》文本的形成
二、“黑暗期”的创造：以敦煌藏传密教文本、瑜伽母怛特罗和戒律文本为中心
（一）朗达玛与藏传佛教的“黑暗期”
（二）印度佛教的“黑暗期”与《吉祥遍至口合本续》
（三）敦煌藏密文本的研究和宁玛派于“黑暗期”的发展
（四）宁玛派对于“黑暗期”历史叙事传统的建构
（五）观音崇拜与“黑暗期”之藏传佛教于民间的发展
（六）藏传密教以“交合和度脱”为中心的教法和仪轨文本
（七）藏传佛教的“大瑜伽”和戒律文本以及“拉隆白吉多杰刺杀朗达玛”的历史叙事传统的建立
（八）西藏历史书写传统的佛教化
三、寻找印度：后弘期藏传佛教的新、旧密续派之争
（一）西藏历史书写传统中的分期与“黑暗期”概念的形成
（二）“东部戒律传承”和“新译密续派”：后弘期起始时间的争论
（三）西藏的“黑暗期”和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四）新旧密续派之争及《藏文大藏经》《宁玛十万续》和“伏藏”文本的形成
四、总结
第三章  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宁玛十万续》《藏文大藏经》及目录文本、闻法录文本、塔波寺文书和《禅定目炬》研究
一、旧译密续（snga’gyur rnying ma）与新译密续（phyi’gyur gsar ma）
二、《宁玛十万续》（rNying ma rgyud’bum）
三、《藏文大藏经》的产生以及佛经目录的制作
四、《闻法录》文本的研究
五、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
六、对塔波文书的研究
七、对《禅定目炬》的研究
第四章  文本对勘与历史建构：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历史研究
一、引言：元末宫廷秘戏的解读与语文学的困境
二、研究元代中国藏传佛教史的藏、汉文文献分析
三、语文学（Philology）：文本对勘与历史建构
四、《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元、明三代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
五、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元代藏传佛教史研究
六、吐鲁番出土畏兀儿文佛教文献
七、拜寺沟方塔出土文献与西夏藏传佛教史
八、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
九、罗振玉《演揲儿法残卷三种》
十、《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
十一、藏传密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历史的重构
第五章《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元、明三代藏传密教史研究
一、《大乘要道密集》最初的发现
二、关于《大乘要道密集》之成书年代的讨论
三、《大乘要道密集》研究简史
四、《大乘要道密集》的主要内容
五、《大乘要道密集》与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
六、《大乘要道密集》与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
七、《大乘要道密集》与蒙古文、畏兀儿文译藏传密教文献
参考书目
后记

前  言
沈卫荣
一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料即史学”，主张“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所以，历史学家首先要学会的本领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对于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是藏传佛教史和汉藏佛教史来说，傅先生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千真万确的。迄今为止，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历史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进步都是与大量新资料的发现相伴随的。
藏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于今日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拥有几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藏文文献。藏学是研究藏族历史、语言、宗教、社会和文化的一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问，而丰富的藏文文献为藏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乃至各个专门的学术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藏文文献被发现和利用，我们对藏文文献之丰富及其价值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切。从根本上说，藏学研究就是对藏文文本的研究，不管你从哪个学科、哪个领域入手来研究藏学，你所做的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内容都应该是对藏文文献，或者说是对各种不同的藏文文本的研究。
20世纪初敦煌古藏文文献（包括塔波寺文献）的发现和随后百余年来国际学界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为国际藏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学界对11世纪以前西藏古代宗教文化和古代社会之历史的重构，其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而近年来我们对黑水城出土汉、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的重新发现和研究，以及与此同时我们陆续发现和收集到的其他大量源出于西夏、元、明三代的汉文藏传佛教文献，成为我们揭露和重构藏传佛教自11世纪至15世纪于西域、中原传播之历史的最根本的第一手资料，没有这些文献的发现和对它们的解读、研究，这段历史一定至今湮没无闻。
可以说，藏学研究的主体是文本研究，其主流则是历史研究。不管是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还是研究西藏的宗教、社会、文化、艺术等等，其主要的学术旨趣都不外乎尽可能地重构和再现它们丰富而多彩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讲，藏学研究最核心的内容即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来重构历史。是故，对藏文文本的整理和研究与对西藏历史的重构和研究同生共长，相辅相成。对藏文文本的开拓和研究越广泛、越深入，对西藏历史的再现和重构也就越丰富、越明了；同样，随着西藏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精细，我们就需要不断地开拓和利用新的文本，并对它们做出正确的解读和深入的研究。
藏文文本不但数量汗牛充栋，而且种类千差万别，它们既层出不穷，取之不竭，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这大概就是藏学研究为何既色彩斑斓，又魅力无穷的最首要的原因。迄今为止，国内外藏学界都对藏文文献、文本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大量藏文文献重新得到了整理和出版，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或者稀见的藏文文本被陆续发现和刊布，重见了天日。今日藏学研究者手中所能掌握的文本资料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而由美国学者Gene E. Smith先生于十五年前创立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网站（www. tbrc. org），更为藏传佛教文本于世界范围内的利用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对整个世界的藏学研究带来了非常彻底的具有革命性的改变。
近几十年来，国际藏学界对藏文文献／文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继续牢牢地吸引住了世界各地不少优秀西藏学家的注意力，他们从以往对敦煌古藏文世俗文献的专注中转移出来，开始重点研究其中的佛教文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行将对藏传佛教的历史，特别是藏传密教和处于前后弘期之间的所谓“黑暗时期”藏传佛教之发展的历史重新改写。而世人对藏文大藏经形成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从其翻译、编集、刊印的过程，到其内容、分类，以及各种版本间或梵藏、藏汉文本间的异同等，都有了越来越广泛和精细的研究。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他们的学术注意力投入到了对藏文大藏经以外的藏文佛教文献，如《宁玛十万续》（rNying ma rgyud ’bum）、苯教大藏经和其他与苯教相关的文献的研究上面，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国际藏学的视角来看，藏学研究的主流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文本研究。用语文学的方法处理和研究藏文文本从来都是绝大部分藏学家的看家本领，用精细的文本研究来再现西藏文明之各个方面的真实面貌和历史是迄今世界藏学研究所取得的最大的学术成就。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见到了多种专门对藏文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历史类文献进行综合性的介绍和研究的著作，其中最早的有俄罗斯学者A. I. Vostrikov所著的《西藏历史文献》一书， 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藏文历史类文献，并对其各自的特点、价值和代表作等做了扼要的说明；以后有美国学者Dan Martin著作的《藏文史书：藏文历史著作目录》一书，按其成书年代对每一本他认为是历史类作品的藏文文本的内容、价值及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现状等一一做了简单的介绍。 而迄今所见对整个藏文文献做了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分类研究的综述性著作，是一部题为《藏文文献分类研究》的文集，它由世界各地，特别是北美藏学之各路权威学者联手撰写，无疑是当下我们了解藏文文献之全貌的最可靠、最好用的入门参考著作。 然而，类似这样的作品至今依然不见于汉文藏学著作之中，我们对藏文文献的了解和利用远不如西方学者全面和深入。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对西藏历史的研究，依然只能停留在对诸如《红史》《青史》等几部常见的藏文史学名著的引用上，那我们的研究就显然已经大大地落后于今天国际藏学之普通学术水准了。有鉴于此，本书第一章《藏文文献与藏学研究：以〈一世达赖喇嘛传〉为中心》即以笔者（沈卫荣）近三十年间接触和认识藏文文献的经历和体会入手，对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类、特点，以及它们与藏学研究的关系等做了相对全面、又有重点的介绍。而本书第三章《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宁玛十万续〉〈藏文大藏经〉及目录文本、闻法录文本、塔波寺文书和〈禅定目炬〉研究》则对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主的早期藏文文献和藏文大藏经以外的佛教类文本及其对它们的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希望以此能够弥补我们对藏文文献及其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之现状的了解的不足。
在接触到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料以前，我们对吐蕃史研究的根据多半只是新旧《唐书》之“吐蕃传”等汉文古籍中的相关资料，或再加上《拔协》《贤者喜宴》和《西藏王统记》等几部后出的藏文历史著作中所保存的相对较早期的一些历史资料；而对吐蕃王国之后的西藏历史研究，则多半依赖《红史》《青史》《汉藏史集》《新红史》和《西藏王臣记》等几部著名的藏文史学作品。显然，这些文本不但远不足以帮助我们再现那两个时代西藏的丰富历史面目，而且，严格说来它们也都不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而是经过藏族史家之手，严格按照规定的体裁和佛教主义的历史观重新编排出来的准历史著作。职是之故，唯有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以及其他源出于吐蕃时代的金石、简牍等文献资料，才是我们研究吐蕃历史可以依据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只有通过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才可能成功地重构吐蕃的历史。

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对它们的研究方兴未艾，还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与此相应，今天我们对吐蕃王国，以及吐蕃王国灭亡以后一个多世纪内的西藏历史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对敦煌出土古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11世纪前佛教于吐蕃传播的历史，以及藏传佛教传统如何形成的历史的理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第二章《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历史叙事传统的创建》既对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主的早期藏文文献及其对它们的研究做了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对因这些文本的发现和研究而对吐蕃王国史，以及早期藏传佛教史研究所带来的种种改变做了比较细致的说明，并以此分析了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与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创建，和藏文文本的发现与西藏历史研究的进步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样，对于吐蕃王朝之后的西藏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我们也必须广泛地开拓和利用“王统记”（rgyal rabs）、“史册”（deb ther）和“教法源流”（chos ’byung）等传统藏文史书类作品以外的更加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否则，我们就很难超越中世纪西藏史家们的历史视野，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永远只能局限于他们已经为我们设计和勾勒好了的那些粗线条的、带有严重的佛教主义史观的历史框架之中。当西藏历史跨入中世纪时，藏族的文本文化空前繁荣，藏文文献之丰史进行全面探索的好奇心和史料需要，但是，如何以我们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尽可能地找到我们所希望找到的文本，并从这些文本中读解出我们建构这段历史所需要的真实、客观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才是摆在我们现代学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富，各种各样的文本之多，足以满足今天的历史学家对这段西藏历中世纪西藏先后出现了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高僧，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卷帙浩繁的全集（gsung ’bum）传世，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它们自然都是后世史家应该珍视和可以利用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文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纯粹的佛教文本，即使是其中那些可以被归属于历史类的文献，其实际的内容也很少涉及佛教以外的世俗历史，其文本本身则充斥了大量佛教名相，常常令现代史家们望而却步，无从着手，难以将它们转化为他们所熟悉和需要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来利用。例如，藏文文献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历代藏传佛教僧人都酷爱立传，留下了大量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物传记。这些传记作品看起来最接近于汉文“高僧传”类的历史资料，但很难直接将它们转化成为当代史家撰写这些人物或者时代历史的有用素材。显然，在能从它们当中找到切实有用的历史资料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借助语文学家慢慢读书的耐心，花大力气去读懂它们，并从其字里行间去体会和领悟其言外之意。通常一部藏文高僧传记都是模仿佛陀的十二宏化和本生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传主如何通过闻思修走上成熟解脱的道路，然后利益众生和教法的故事，故虽然传主的生活年代、生平事迹千差万别，但其传记的叙事模式和写作宗旨则千篇一律。读解和研究一部藏文高僧传记，我们必须从这些程式化、标准化的宗教内容中深挖细究、抽丝剥茧，用心再现传主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广阔的社会和宗教背景，提炼出传主有别于他人的品行、作为和历史功德。本书第一章《藏文文献与藏学研究：以〈一世达赖喇嘛传〉为中心》即通过对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的几种藏文传记的相对细致的介绍，来举例说明我们应当如何利用像高僧传一类的藏文佛教文献，并把它们转化为研究西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对一部看起来甚至有点像是抄袭了克珠杰所造的著名的《宗喀巴大师传》的《一世达赖喇嘛传》，如果我们对它深究细挖，把隐藏在传记中出现的所有人物、事件和名相背后的背景彻底搞清楚，那么它就完全可以成为揭示格鲁派早期历史、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形成史，乃至15世纪西藏政教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