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疏者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整理者维克利（Richard Velkley），杜兰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学术著作多部，如《卢梭之后：追问哲学与文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论源初遗忘：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中译本参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译者马勇，山西河曲人，2017年6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就职于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世界上古史。
英文编者导言——施特劳斯、尼采和政治哲学史维克利(Richard L. Velkley)［xi］施特劳斯早年就与尼采哲学有一种特殊关系。他说，从22岁到30岁期间，“我对自己从他书中所读懂的一切句句相信”。30岁那年，他写道，“通过尼采，传统被连根拔起。传统完全丧失了其自明的真理”，他发现这是一个具有解放性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再次提出“如何生活的问题”。在1930年代早期，施特劳斯将尼采与海德格尔共同视为这样的人物：他们揭示了“现代哲学的无根性”，却仍然持守现代哲学的信念，即相信“现代哲学预设那些最基本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因而它能够‘进步’”。这两位哲人揭示了现代哲学特定的缺陷分别是：忽视追问何为最佳生活的苏格拉底问题(尼采)，存在(Being)问题(海德格尔)。正如这两位思想家终结了现代哲学，他们也完成了现代哲学，他们“抵达之所正是苏格拉底的起点”。不过，他们两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吸收了基督教传统。在尼采那里，这一点出现在他对良心的“诚实”(“probity” of conscience)的描述中。尼采思想中的基督教要素即便不是破坏了，至少也使他复兴希腊哲学原初典范的努力变得非常复杂。施特劳斯在1933年断言，尼采未能颠覆他与之斗争的力量，而柏拉图能让一个人“以更简单、更明确而且更原初的方式，提出尼采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带着这一洞见，施特劳斯开始回归前现代理性主义——他之前怀疑这一回归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施特劳斯深化了对政治哲学史的理解，强化了对位于前现代理性主义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差异深处的那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即哲学的生活方式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天然的难题。施特劳斯得出了下述观点：现代理性主义尽管在强化进步信条［xii］(相信哲学或科学有能力且被要求解决人的根本问题)方面有一种“不彻底”的结果，它仍然是一位激进的创新者马基雅维利创立的。在论马基雅维利的书中，施特劳斯写道：马基雅维利决定性地扭转了对哲学的理解，依照这一新理解，哲学的目标在于减轻人的负担或增进人的力量，或者在于将人引向一个理性社会，这个理性社会的凝聚纽带和终极目标寓于它的每个成员被启蒙追求自利或追求舒适的自我保存。柏拉图的洞穴变成了“实质”(substance)。通过为所有人提供他们所希冀的善，通过成为所有人明显的施惠者，哲学(或科学)遂不再可疑或不再疏离于政治。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或他对最佳政制理念和前现代哲学原则的批判，被随后的现代哲学传统继承，以减轻人的负担，从而克服哲人在古代所处的那种疏离和放逐的境况。施特劳斯将之归因于现代哲人的首要目标是实践，即施惠于所有人，尽管可能首先是施惠于哲人自身。这一实践目标，如果没有简单地取代了哲学核心的沉思活动，至少也超越了这一活动。在施特劳斯的论述中，哲学预设的征服自然的任务要求将哲学思考的视野窄化到人类事业的现时历史领域。在这一前后相继的三波“浪潮”中，哲学对人类福利所负的实践责任不断增大，与之相伴随的是其理论基础不断向历史化加深。尼采是这一发展趋向的完成，尽管极为深刻，却充满矛盾。尼采的思想呈现出两个面相：一、彻底批判现代理性主义；二、现代哲学历史化的完成。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概念来说，尼采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当然也是哲学史的一位关键人物。在施特劳斯不合惯例的用法中，“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的政治处境的反思，或者是对政治与探究精神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的反思(这个主题贯穿希腊的诗歌、史书和哲学，不过最突出的是苏格拉底)，哲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张关系成为哲学不可缺少的出发点(但是在现代性历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一紧张关系)。在肯定了尼采处于核心位置(既完成了哲学历史化的过程又指出了一个新的开端)之后，［xiii］施特劳斯赋予尼采一个突出的位置，类似于他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上所处的位置。因此，在1959年和1967年的授课中，施特劳斯对尼采的双重特征(既彻底的现代又试图恢复古希腊的智慧)的反思，暗中推进了与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对话。尽管这一点很少被领会到，但是，施特劳斯对尼采的阅读是上个世纪主要的哲学—历史探究。这一探究不仅是对尼采的一种独创性解释，同时，其核心也是对近代哲学的现代性基础和含义最重要的检省。下面的评论致力于为施特劳斯着迷于与尼采危险的双面性(the explosive duality)进行友好的竞赛提供初步的思考，关于这一竞赛从施特劳斯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只能得到一些暗示。从早年起，施特劳斯就认为尼采真正的关切是哲学而非政治。在后期的著述和授课中，施特劳斯逐渐确信，尼采重新发现了“苏格拉底问题”，从而重新提出了献身于知识的生活的意义及善的问题，即便尼采本人拒绝将苏格拉底作为替代选择。但是，直至1959年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课程前，施特劳斯关于尼采最著名的公开说法是“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讲座结尾的结论，其中施特劳斯没有谈到苏格拉底与尼采的联系。施特劳斯关于尼采最著名的说法是，将尼采视作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发起者，当然这是一种严厉批评的口吻。然而，这一说法勾勒了同时进行的在尼采课程上讨论的最重要的几个主题：(1) 在停留于19世纪对“历史意识”的发现的同时，尼采反对历史进程是理性的观点；(2) 尼采反对下述信念：相信真正的个人与现代国家和谐一致是可能的，从而由黑格尔的和谐(reconciliation)回到了卢梭的悖论(antinomy)；(3) 尼采认为，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根本上依赖于创造一种视域，这种视域无需理性赋予其正当性；(4) 尼采认为，最伟大的人物都是视域的创造者，权力意志能解释这类伟人的活动；(5) 尼采关于创造性活动的呼吁是对那些应当彻底革新自己生活的人所讲，而不是对社会或国家所讲，但即便如此，尼采仍然希望真正的创造者形成一种新的高贵，从而能统治这个星球；(6) 尼采“运用他无与伦比的、用之不尽的言辞力量”，让他的读者憎恶所有现存的政治选择，却没有指出通向政治责任的道路，从而为法西斯统治做了准备。［xiv］作为一个补充，施特劳斯隐射了海德格尔，指出“权力意志的哲学困境在尼采之后导致了明确地拒绝永恒”。在1959年讲授《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课程和1967年讲授《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的课程中，出现了一种比1960年之前的著述中关于尼采的说法更为深入、更有好感的说法，这一倾向在1973年论《善恶的彼岸》的文章中愈发明显。施特劳斯谈到他从尼采那里多少学到了一些东西，而现代哲人中鲜有得到施特劳斯如此评价的哲人。尼采是现代进步论和平等理想的伟大批判者，这是施特劳斯严肃对待的一个立场。尼采认为，现代学术和现代科学不能指引生活；人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关于目的和目标的等级制；现代的世俗无神论社会面临着精神和身体双重毁灭的前景。施特劳斯宣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包含对现代非常深刻、全面的分析(见本书第二章)。最重要的是，尼采试图重新恢复哲学生活高于学者和科学家的生活的自然等级。这是尼采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最本质的联系，施特劳斯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这成了他的教诲的一个主题。因此，尼采以一种柏拉图式的方式意识到深刻的精神需要面具，哲学是严肃和戏谑的混合物，最深刻的思想躲避直接的交流和逻辑证明。施特劳斯宣称，尼采的格言——“从现在起，心理学又是通往基本问题的必经之路了”——是对柏拉图的灵魂学的复兴。为了转向哲学生活，这种心理学需要探究具有哲人心性的灵魂的独特品性和这种灵魂在政治道德生活中的处境(政治道德生活既支持又禁止这类灵魂)。卢梭作为重申哲学与政治的疑难关系的哲人，是尼采在这个方面的现代前辈。莱辛(Lessing)也因其隐微技艺的教诲得到了施特劳斯的高度评价。对柏拉图的关切位于施特劳斯的“古典自然正确”(classic natural right)这一不平常的用法背后。1959年的尼采课程强调，尼采“试图从历史回到自然”，因此尼采处于恢复古典自然正确的途中(见本书第一章)。［xv］用“古典自然正确”这个术语，施特劳斯提到了柏拉图德性的自然等级作为社会自然秩序的基础的说法，而哲学德性是德性的自然等级的顶峰。尼采在此意义上恢复自然的努力极为矛盾，因为他试图基于拒绝将自然作为标准找到返回自然之路(见本书第一章)。自然的第一用法指诸生命的等级，第二用法指传统的、普遍主义的、非历史化意义上的自然。尼采这一尝试的现代因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the unique self)的概念。尼采将独一无二的自己理解为创造性解释的源泉，或者将其理解为从根本上反对普遍主义者的“权力意志”。换言之，尼采预设了历史性个体彻底的独特性，包括其伟大的创造性精神，这个概念远离了希腊人对自然的哲学理解。以此为基础，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试图实现创造和沉思的最高统一，或自然与历史的最高统一。作为最高的善、某种类似于柏拉图的沉思等级必须通过创造性意志实现，这一创造性意志取代爱欲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秩序(见本书第八章)。尼采提出通过意欲永恒复返来实现这一目的。意欲自身永恒的创造者从事自我认识或沉思创造性意志能实现的目标(见本书第十一章)。在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中，施特劳斯说，自然存在于创造性沉思中(见本书第十三章)。尼采试图凭靠这一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掌握自然的善和整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