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名画珍赏(全4卷)

    《石渠宝笈》是中国书画收藏的很好时期的代表作。    《石渠宝笈》里著录的书画室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反复题咏的艺术珍品。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在经历了王朝更迭、战乱兵燹之后，如群星散落在世界各地，将他们汇集起来，就是一道璀璨的艺术银河。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每一件后面都有不同收藏家的手泽、印鉴和故事，等着人们去发掘。    阅读这套《石渠宝笈》，来一场不得不去的中国艺术旅行！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作为我国书画著录目前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很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非常不错书画研究专家。《石渠宝笈名画珍赏》一书是对《石渠宝笈》中著录的历代名画的一个精编本，所选书画作品皆是《石渠宝笈》著录、并经过乾隆皇帝赏阅收藏的传世名作。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上起唐代，下迄清代中期，编选书画名作数百幅，所有选品均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和中国有名的博物馆。书中并著录《石渠宝笈》原文，同时对每幅作品的作者、年代、材质和收藏地进行介绍，让读者在欣赏名画的同时更进一步了解名画本身所蕴藏的奥秘。

    单国强，汉族，1942年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入故宫博物院从事文博业务工作。主攻古代书画史论和书画鉴定研究。1985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1988年6月陈列部主任，1998年4月-2002年3月任宫廷部主任。

卷女史箴图卷（唐摹）列女仁智图卷（宋摹）洛神赋图卷（宋摹）游春图卷步辇图卷春山行旅图轴八公像图卷照夜白图卷圉人呈马图卷神骏图卷五牛图卷挥扇仕女图卷簪花仕女图卷草堂十志图卷高逸图卷宫乐图轴明皇幸蜀图轴匡庐图轴关山行旅图轴秋山晚翠图轴卓歇图卷写生珍禽图卷阆苑女仙图卷重屏会棋图卷明皇会棋图卷射鹿图卷韩熙载夜宴图卷（宋摹）高士图轴潇湘图卷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龙宿郊民图轴江行初雪图卷层岩丛树图轴秋山问道图轴茂林远岫图卷小寒林图卷寒鸦图卷山鹧棘雀图轴雪霁江行图临王维辋川图卷溪山行旅图轴临流独坐图轴雪山萧寺图轴江山放牧图卷江山行旅图卷春山图卷溪山楼观图轴秋山萧寺图卷夏山图卷溪山雪意图卷写生蛱蝶图卷岁朝图轴落花游鱼图卷猴猫图卷寒雀图卷双喜图轴十咏图卷树色平远图卷早春图轴渔村小雪图卷第二卷瀛海图卷叠翠争流图卷摹韦偃牧放图卷五马图卷醉僧图卷豳风图卷女史箴图卷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卷唐明皇击球图卷蜀川图卷潇湘卧游图卷九歌图卷湖庄清夏图卷湘乡小景图卷雪江归棹图卷柳鸦芦雁图卷瑞鹤图卷五色鹦鹉图卷池塘秋晚图卷芙蓉锦鸡图轴蜡梅山禽图轴听琴图轴文会图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芦汀密雪图卷千里江山图卷清明上河图卷赤壁图卷昭陵六骏图卷神龟图卷万壑松风图轴江山小景图卷长夏江寺图卷秋庭婴戏图轴九孝图轴货郎图轴云山墨戏图卷千里江山图卷江山万里图卷后赤壁赋图卷豳风图卷小雅·鹿鸣之什图卷小雅·节南山之什图卷周颂·清庙之什图卷第三卷闵予小子之什图卷雪梅图卷莲舟新月图卷风雨归牧图轴梅花卷十八学士图卷货郎图卷水图卷西湖柳艇图轴荷乡清夏图卷静听松风图轴名流集藻册四朝选藻册秋江待渡图卷羲之观鹅图卷元人君子林图卷鹊华秋色图卷浴马图卷人骑图卷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幽篁戴胜图卷仙庄图轴枯木竹石图轴吹箫仕女图轴出圉图卷二马图卷五王醉归图卷春山图卷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卷）富春山居图卷（子明卷）九珠峰翠图轴群峰雪霁图轴双松图轴墨竹谱册挟弹游骑图轴霜浦归渔图轴杜秋图卷梅竹双清图卷竹西草堂图卷水竹居图轴容膝斋图轴松林亭子图轴紫芝山房图轴第四卷雪江渔艇图卷元五家合绘卷元人集锦卷太白山图卷东山草堂图轴山亭文会图轴三友百禽图轴岁朝图轴山水图轴货郎图轴雪夜访戴图轴戏猿图轴三阳开泰图轴松云荷雀图卷庐山高图轴盆菊图卷青园图卷春泉小隐图卷溪桥访友图轴寒雪山鸡图轴秋鹭芙蓉图轴烟江叠嶂诗画合璧卷三友图卷浒溪草堂图卷桃源问津图卷兰竹图轴溪山渔隐图卷事茗图卷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卷葑田行犊图轴悟阳子养性图卷陶谷赠词图轴班姬纨扇图轴山路松声图轴水仙图卷梧竹书堂图轴春游晚归图轴汉宫春晓图卷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桃花源图卷赤壁图卷花竹图轴牡丹图轴梅花蕉叶图轴榴实图轴花卉图卷百花图卷盆兰图轴书画合璧卷江山秋霁图卷葑泾访古图轴溪山雪霁图轴溪阁清言图轴松涛散仙图卷梅石图轴卷石山茶图轴桃花山鸟图轴荷花图轴仿王维江山雪霁图轴仿赵孟頫山水图轴秋山行旅图卷山水图轴晚梧秋影图轴云白山青图卷仿倪瓒古木丛篁图轴桃源春昼图轴

生命历程即生涯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院90周年，在故宫武英殿和延禧宫特地推出了“石渠宝笈特展”主题展览。这次展览规格之高、藏品之精、参观人数之多，引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艺术品展览的热潮，更将《石渠宝笈》再度引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一时之间，《石渠宝笈》成为媒体和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要说清楚《石渠宝笈》，首先要追述一下中国书画收藏的历史。中国的书画收藏，最早可以追述到汉代。“石渠”指的是西汉的石渠阁，本为西汉皇家图书典藏和编校机构之一，由汉相萧何主持建造，其最初目的是为了收藏刘邦进军咸阳后萧何所收集的秦朝图籍档案，至汉武帝时，则进一步发展成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至汉宣帝时石渠阁更受推崇，一度成为储藏功臣和贤大夫画像的场所。随着西汉的灭亡，石渠阁也被淹没在荒烟蔓草之中，而“石渠”之名则保留至今，成为皇家收藏重地的代名词。至唐代，书画收藏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唐太宗因爱好王羲之的书法，不惜导演“萧翼赚兰亭”的雅剧。由于唐太宗的爱好，才有了现存最早著录古画名目之书——《贞观公私画记》。到宋代，书画收藏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宋徽宗宣和时期宋内府收藏达到鼎盛，由官方编纂的《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成为这一时期书画收藏著录的代表著作。宋代之后，元明之际递藏不息，公私著录著述颇丰。逮至清康熙乾隆时期，皇家书画收藏达到了顶峰，散佚民间的法书名画已成凤毛麟角，故此乾隆皇帝才借“石渠”之名而下令编撰《石渠宝笈》，一则见其收藏之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彰显自己的文治之功。《石渠宝笈》首创以贮藏地点分卷的编撰方式，细分门类，著录清代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名画并著述当时宫廷画家作品，终成卷帙浩繁的初编、续编和三编，因其完备的编撰体例、精核无遗的著述特征，而成为中国书画著录之典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所著录作品迄今仍有大量传世，且精品甚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备受世人推崇。《石渠宝笈》的编撰过程《石渠宝笈初编》的编纂，始于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自《初编》完成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四十余年间，每逢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无以荟辑，日久或致舛讹”。于是，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乾隆皇帝命臣工编纂《石渠宝笈续编》，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夏至成书。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嘉庆皇帝检查宫中所藏书画发现臣工陆续进献以及旧编缺略者，达2000余件，因此于这一年二月编撰《石渠宝笈三编》，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闰六月完成。三编总计255册，所收书画家共863人，收录作品计7757件。《石渠宝笈》诸编的编纂地点均在懋勤殿。懋勤殿在乾清宫之西廊，“天府图书皆庋于此”。观胡敬编撰的《西清札记》可知，其编纂似有较为严格的计划和进度安排。编纂《石渠宝笈》的过程实际也是对内府收藏书画鉴定、剔除和整理的过程。编纂之初，首要“辨别真赝，决择去取”。编纂时，“出秘藏古书画于懋勤殿，命翰林等评定甄别”。《初编》中标明每幅书画之等级，分为上等和次等，均有固定的评判标准，“品格差等，以的系真迹而笔墨至佳者，列为上等；若虽系真迹，而神韵稍逊，及笔墨颇佳而未能确辨真赝者，列为次等；又，有一种而数本相同者，验系真迹俱入上等；亦有不能确辨真赝，因其笔墨并佳附入上等；以俟考证者，其的系后人摹本，但果能曲肖亦入次等”。此需编者具有相当高的书画鉴赏水平。《续编》和《三编》虽未继续在书中注明书画之等级，但在编修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的鉴定和考订。编纂人员亦有所分工，每人负责整理不同宫室所收藏之书画，如《续编》编修参与者阮元所著《石渠随笔》中收入的书画全部收藏于养心殿、宁寿宫、乾清宫、重华宫、御书房和淳化轩等6 处；《三编》编纂参与者胡敬的《西清札记》著录书画195 件，其中未收入《石渠宝笈》者49 件，收入者：延春阁110 件、乾清宫27 件、御书房2 件、重华宫2 件、养性斋3件、养心殿2 件，由此亦可见其主要负责延春阁书画的整理工作。编纂过程对书画进行筛选，有所剔除，并非内府收藏之书画全部著录书中。《初编》时，“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待《续编》时，“以乾隆十年后所得书画不欲多于前编之数”，进行遴选剔除。“于钦定入书之外分赉皇子、皇孙、内廷臣工”，沈初前后所得共30 余件；《续编》书成，阮元又得赐《赵孟无量寿佛》《元人戏婴图》《宋人货郎图》《蒋廷锡墨牡丹》《恽寿平画册》《董其昌尺牍册》等书画， “此等旧画皆办石渠宝笈时挑落次等之件”。编纂中，编者的主要工作是记录书画的内容、题跋和印记等相关信息。“内侍捧轴，仓促展视”，“执笔录其文，记载尺寸印章，日至百十卷”。此外，还要考订书画所涉及相关人物的生平以及书画的流传情况，并以按语的形式出现在文中。胡敬在整理过程用13 天时间来参考姓名印记，书画信息抄录完毕之后的八个月中又重新增补考证。编纂征引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其中包括历代书画著录、正史、政书、方志、笔记和文集等，《续编》引用书籍110 余种，《三编》征引达160 余种。经过“分写副本，参稽互校，删重复，增考证”后，缮写正本，其缮出之本，着派人详细校阅，再交武英殿装潢，由懋勤殿呈览，最后分贮各处。《石渠宝笈》的编纂人员《石渠宝笈》由乾隆、嘉庆两位皇帝钦命官修，每一编的编纂者共计31人。除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外，其余均为进士出身。编纂官参与内府所藏部分书画的鉴定遴选、分等定级，然后予以著录，并进行审校誊清。其中《初编》《续编》编纂官中具有书画特长者比较多，其作品也大多被《石渠宝笈》著录。《初编》的编撰者包括内廷词臣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章嘉呼图克图、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和董邦达等十人。其中张照不仅身为重臣，而且书法出众，乾隆皇帝集其书法钦定摹刻《天瓶斋法帖》。董邦达因工于绘画，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词臣画家，乾隆皇帝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故此《石渠宝笈》诸编著录其作品近200件。到编纂《续编》之时，参与修纂者有内廷翰臣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瑚图礼、玉保、吴省兰、阮元和那彦成等十人。其中以董诰最具代表性。董诰，字西京，号蔗林，董邦达之子。其在任户部尚书期间参与了《石渠宝笈续编》的修纂。且自幼秉承家学，擅长山水，书画作品经常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故此成为内府书画鉴定遴选的重要人物。在《续编》成书23年之后，嘉庆皇帝命内廷翰林英和、黄钺、姚文田分班至懋勤殿悉心检阅《初编》《续编》未著录作品和新进献作品，并派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其彦，翰林庶子张麟，侍读顾皋，洗马朱方增，修撰吴信忠、龙汝言，编修沈维鐈、胡敬等八人暂停在馆差事，逐日随同缮写。其修纂官中仅英和、黄钺作品入藏内府。《石渠宝笈》的编纂体例及鉴藏印玺乾隆九年二月初十，乾隆皇帝曾发上谕对《石渠宝笈》的编纂提出要求，上谕中说： “三朝御笔藏之金匮者，焜煌重典，实为超越前古。朕每一捧观，辄增永慕，所当敬为什袭，贻我后人。又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二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朕少年时，间涉猎书绘。登极后，每缘几暇，结习未忘，弄翰抒毫，动成卷帙。应一并分类诠次，用志岁月。至臣工先后经进书画暨传入御府者，往往有可观览，选择排比，亦足标艺林之雅。且我列圣贻留墨宝，历久逾新，即前贤断纸零缣，用是有所稽考。朕于清宴之余，偶一披阅，悦心研虑，左图右史，古人岂其远哉！”这份上谕可以说是乾隆皇帝对《石渠宝笈》编纂的指导，奠定了《石渠宝笈》体例编排的基础。《石渠宝笈初编》按册、卷、轴的书画形式进行编排，以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宸翰居首。历代名人手迹按照年代顺序，先列朝，次无名，后国朝，分上、次二等，按《千字文》编记。著录内容依次为：作品名称、质地、书体画体、本人款识、印章，并按先后顺序登记他人题跋与印章。其中上等作品叙述尤为详尽。次等作品仅记本人题识，不录印章，他人题跋只写某题一、某跋一。凡御笔题跋，无论上等、次等，皆著录全文，置于各项著录之后，并在作品中钤专用宝玺以示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次等作品钤“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玺，册、卷、轴全部相同。上等者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合称“五玺全”。这五玺也被钤在《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作品上，并加钤“宝笈重编”“石渠定鉴”二玺，合称“七玺全”。除上述七玺之外，根据贮藏地的不同，作品还钤有殿座名鉴藏宝——“乾清宫鉴藏宝”“御书房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等，合称“八玺全”。《石渠宝笈三编》沿袭这一惯例，将前两编中的“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改为“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并加钤“宝笈三编”。《初编》编纂完成之后，就已经拟定了“另入续集，再为编次”的编纂计划。而乾隆皇帝“详加别白”“有所稽考”的旨意，使得《石渠宝笈续编》在遴选甄别—抄录（含作品内容、题跋、印记）—考证（人物、流传）—增考证—分写副本—参稽互校—删重复—增考证—缮写正本—校阅—交武英殿装潢—懋勤殿呈览—分贮各处的编纂过程中完成了书画著录体例的典范。《续编》不分等次，增加对绘画作品内容的描述，更进一步细分门类，如新增三朝宸翰法帖、列朝旧拓法帖和本朝摹刻法帖。缂丝作品在《续编》中也增分本朝和列朝。其中著录本朝书画作品达两千余件，几乎占到了总量的70％（其中乾隆御笔多达1082件），作品内容已关系到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如南巡、大阅、卤簿、礼器、战图和职贡诸多方面。到了《三编》，在《续编》新增总目之外，又在各部分卷前有分目录，使得检索更为方便。除完备著录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朝宸翰外，又专列南薰殿藏历代帝王及圣贤、名臣画像，书中按语详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渠宝笈续编》典藏作品中多乾隆御笔题识或题诗，并详细著录其中。从这些文字里不难发现乾隆皇帝书画品鉴活动中综合观览、选择排比的特点。又因审读作品中前人题识与征引大量参考文献，包括历代书画著录、正史、政书、方志、笔记和文集等，使其书画鉴藏活动的延续性特为明显，接近了乾隆上谕中“悦心研虑，左图右史，古人岂其远哉”的鉴藏效果。同时，也因为皇权的影响和大臣的恭和，呈现出考据的一致性，其鉴藏结果统一有效。已经编入《初编》的作品，也因为南方收藏增加可类比作品而重加审订，御题或由臣工恭录其中，详述原委。如《洛神赋图》，《初编》著录列为“上等天二”，御书房贮藏。《初编》只誊录乾隆六年（1741年）御题和引首“妙入毫颠”四字，认定为顾恺之真迹无疑。其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十年（1765年）、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题识或题诗与内府大臣和珅、梁国治和董诰等敬题，为《初编》成书后所成，画幅卷尾钤“石渠续鉴”宝玺，以表示其被重加题证，体现出编纂体例的延续性与其逐次完善的鉴藏特点。《洛神赋卷》入选《初编》后，乾隆十四年在后幅纸中背临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并云：“此与三希堂王氏真迹皆足为《石渠宝笈》书画压卷。”但其后即与内府所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对比，认为其并非顾恺之真迹，乃“宋以前名手无疑”，同时推断卷后赵孟所书《洛神赋》也是后人摹本，为此感叹：“予临大令《十三行》既竟，复加审定，辄识数语以示具正法眼藏者。”个中缘由，盖因乾隆内府再入《洛神》二卷。《石渠宝笈续编》均有著录，一为宋人《仿顾恺之洛神图》一卷，有梁清标题签“顾长康洛神图王子敬书”，乾清宫贮藏。乾隆御题为“《洛神赋》第二卷”。后幅曹文埴书乾隆内府对此卷详尽的考证细节，详细考证前人著录，并设涉及裱工、画法，细至印章的有无以及画中的书法，得出的结论是“盖不以为梁清标所鉴为然也”，其后尚有刘墉和彭元瑞题诗。二为李公麟《临洛神赋》一卷，为项元汴故物，后为高士奇所藏。卷后有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澍题跋，认为其不是李公麟作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汪士题跋明确指出非六朝人作品，宁寿宫贮藏。乾隆御题为“《洛神赋》第三卷”，并在题识中指出“龙眠墨印，实钩摹者”，题签为“上上能品”。后幅有曹文埴和王杰题跋，赞道：“有美咸归睿赏中。”这新入内府两卷引首同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题，同录于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引首，御书总论内府所藏此图三个版本。乾隆三十年在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题：“绢新于第二卷，此宋笺却旧。”但终因此卷深秀古雅，认定为：“《洛神赋》第一卷。”而和珅、梁国治和董诰等题则再论此要点。由此可知，并非内府所藏书画均入《石渠宝笈》，而是“出秘藏古书画于懋勤殿，命翰林等评定甄别”。沈初在《西清笔记》中指出，修《续编》时因“以乾隆十年后所得书画不欲多于前编之数”而进行了严格的遴选，甄别出的系真迹而笔墨至佳者。当然，并不否认有不能确辨真赝者。为此，至《续编》《三编》特增加考订书画所涉及人物的生平以及书画的流传情况，以按语的形式出现，即使抄录完毕之后亦会重新增补考证。《石渠宝笈》书画的来源《石渠宝笈》所著录书画作品皆为内府所藏，除继承明代内府藏品之外，其来源尚有以下途径：一是购买，如《照夜白图》《快雪时晴帖》《潇湘图》《富春山居图》等名迹均是在乾隆时期购买所得；二是臣工进献，如乾隆十七年万寿节时，尹继善进贡《五牛图》等名卷；三是籍没，明末清初的民间收藏蔚为壮观，但逢此藏家获罪被罚，其藏品多半充公，四是乾隆早年收藏在登极后转归内府，虽此类作品仅有38件，但可见乾隆充实内府书画的意图。此外，清宫书画藏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本朝作品，《石渠宝笈》诸编著录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宗室、词臣及院画家的作品多达5200余件。在著录本朝作品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作品的归类、整理和厘定，呈现出守成的特征。在著录流传有绪的列朝作品时，《石渠宝笈》在著述中细究题跋与题者姓氏，考证相关的前人著作，由是评断作品的递藏。如元人润的《秀野轩图卷》，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淳化轩贮藏。本幅款署：“至正二十四年岁甲辰四月十日，睢阳山人，时年七十有一，润画并记。”钤“朱泽民氏”朱文方印和“眉宇散人”朱文方印。并行书《秀野轩记》，文辞甚美。是幅流传有绪，《铁网珊瑚》《六研斋三笔》《佩文斋书画谱》《江村销夏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墨缘汇观》等书著录。据《珊瑚木难》卷一著录其后幅诗文题跋有44家。现存作品中张监、朱斌、张吉、瞿庄、薛穆、高启、徐贲、张羽、余尧臣、王行、王彝、徐珪、虞堪、周世衡、徐达左、金觉、董远、寄翁、惠祯和张均等题跋、印记与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俱同，缺二十余家诗文，应在流传中遗失。《石渠宝笈》在著录中对此作了详细解读：“今皆脱去，细寻之，俱当各段接纸处，盖装潢家裁之也。”《石渠宝笈》与宫廷书画鉴藏《石渠宝笈》作为书画著录的巨著，其中所著录的作品并非都是真迹，更不都是精品，这已经是文物鉴定界的共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所组建的书画鉴定组在对各省、市博物馆，以及文物商店的收藏进行了详尽、权威的鉴定之后，不仅发现了其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佳作，也起到了去伪存真的功效。在大量被否定的古代书画作品中，其中许多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经过专家审定降级为参考资料的有唐李思训的《采莲图》、元钱选的《洪崖移居图》、明陈淳的《写生花鸟图》、清王翚的《仿云林荆溪清远图》等从唐代到清代的绘画作品不下200件。其中既有明代末年的“苏州片”，也有清代当时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故意将自己收藏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廉价的藏品进献给皇帝，其中一些作品也被《石渠宝笈》著录。可以说，乾隆、嘉定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还是有局限的。不仅如此，文臣的鉴定还受到了皇帝个人眼力和喜好的制约。最著名的一桩公案就是关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真迹现在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明代邹之麟把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誉为“右军之《兰亭》，神而圣也”。此卷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十数本，乾隆皇帝将自己收藏的一个摹本（子明卷）认作真迹，反复题咏，并将之编入《石渠宝笈》。后来真迹（无用师卷）出现在乾隆皇帝眼前的时候，乾隆皇帝的身份既不允许他当众承认自己“走眼”，又不能眼睁睁地让好东西跑掉，因此命词臣梁诗正将黄公望的真迹题为伪品，将之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作后来经过徐邦达先生鉴定，才厘清真伪，真相大白。再比如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苏州名园“狮子林”，他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必到狮子园，并先后四次临摹《石渠宝笈》著录的元倪瓒款《狮子林图》，题诗多达百余首。实际上，这件作品是清代王翚的手笔，并非元人真迹。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元人伪李公麟《临韩幹狮子骢图》、明人伪苏轼《御书颂》、南宋人画加燕文贵款《秋山萧寺图卷》等皆是如此。可见经《石渠宝笈》著录并不能成为书画真假、优劣的保证。《石渠宝笈》的价值和影响《石渠宝笈》虽然存在不少失误，但仍不失为经典巨著。其中所著录的藏品是经过鉴定考证的，参酌吸收了前代私家著录的长处，成为宫廷书画著录的集大成之作。其作品之富、作品之精是私家书画著录所无法比拟的。《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一一胪载，纤悉必详”“兼收众美，定著一编”。近代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也称：“自来以书画著录者，或只载名目，或略及题款，甚且采述旧闻，非征目见，往往真赝杂厕，讹舛相沿，难以征信。是编所登既皆艺苑之精华，而确按方幅稽核详明，尤非寻声悬揣者可比。”由此肯定了此书以所藏书画为依据，编纂体例完备、翔实，精于考证的特点。清代朱彭寿云：“历代官撰诸书，今行于世者，以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最著，然亦不过数种而已（唐之《文馆词林》、明之《永乐大典》均遗佚久矣）。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时勤修纂，除平定各地方略专纪一时武功，又《天禄琳琅》《石渠宝笈》《西清古鉴》之类，专记内府储藏书籍、字画、金石诸品，兹不胪列外，其最称精要者。”词臣彭元瑞称《石渠宝笈》“昭代成编非玩物，共存典要是筌蹄”。显然，《石渠宝笈》的编纂已经成为清宫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文献、总结前代经验、弘扬文化大业的重要内容。《石渠宝笈》记载的信息，能够帮助辨别书画真伪。近现代的鉴藏家和书画研究者，对于重要流传作品的探讨，一直与《石渠宝笈》密不可分。通过考察著录，可以发现某一真迹的别本、伪作和误定，重新确定流传书画的价值，从而修改书画史的讹误。通过对比《石渠宝笈》与其他著录中的作品印章和题跋，是考察书画作品流传递藏的重要手段，也是研究书画收藏史的基本方法。尽管《石渠宝笈》在真赝鉴别上有不少失误，但是它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总结，为后人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珍贵资料，无愧为书画著录史上的经典巨著。《石渠宝笈》法书、名画的散佚经过乾隆皇帝近60年的搜求，清宫的书画收藏达到了历史巅峰。据相关资料考证，从清初到嘉庆二十一年，清内府所藏书画除帝王和大臣作品外，唐宋元明时期作品近4000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清宫所藏书画因各种原因散佚甚多。嘉庆皇帝就曾将宫中所藏法书名画颁赐亲王和大臣。而道光之后，用书画作为赏赐品更是有增无减。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园中所藏200余件历代书画悉遭厄运。后来，内廷太监也趁火打劫，盗窃书画并私下出售。辛亥革命之后，溥仪在退居内廷的13年中，以“赏赐”的名义将1200余件书画古籍珍品移送出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持溥仪“执政”（年号“大同”），包括书画在内的大批清宫文物亦由天津运至长春伪皇宫内。装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下东间，即所谓的“小白楼”。在长春伪皇宫期间，溥仪曾先后将米元章的《真迹卷》、赵伯驹的《玉洞群仙图》、阎立本的《孔子弟子像》等书画“赏赐”给“近臣”。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都通化，溥仪一行带走了精选的57箱珍贵文物。溥仪随身携带的珍宝则装在一个原装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被运到了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通化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后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押往苏联，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男女眷属将100余件书画手卷上缴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派来接收的代表。这些法书名画包括晋、唐、五代、宋时的名家佳作，大多数是《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乾隆皇帝鉴赏的名品，都是见于“赏溥杰单”的。贮放古籍及书画的小白楼在溥仪一行匆匆出逃长春之后遭到了守护伪皇宫“国兵”的哄抢，成为有名的“东北货”。这些书画流散出来后，大部分是流往关内，一部分则经香港等地流往国外。清末民初，清宫书画频遭劫难，部分已损毁，部分散佚海内外。例如，乾隆皇帝十分钟爱的“四美”现在分藏于中、美、英、日四国博物馆：《九歌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调拨自北京故宫博物院），《蜀川胜概图》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女史箴图》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潇湘卧游图》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些散佚的清宫书画则多年来不知下落，世人以为已不存于世，实则密藏在私人之手。近年来，在海外多种拍卖会上，不时有惊人藏品出现。例如：康熙帝命画家王翚用数年时间完成的《康熙南巡图》（共12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中的6卷，巴黎的博物馆藏有2卷，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1卷，加拿大的博物馆藏有1卷，还有2卷被认为已佚失。2014年3月，《康熙南巡图》的第6卷残卷现身法国波尔多拍卖会，并以189万欧元的天价成交。据统计，嘉德拍卖公司在1993年至2013年的20余年中拍卖成交古代精品书画500余件，部分为清宫旧藏书画，其中《石渠宝笈》中著录47件，包括王羲之、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文徵明、仇英和董其昌等人的名作。此外，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皇帝的书画作品亦20余幅，其中乾隆皇帝所画的《金盏花》（水墨纸本）在2010年嘉德拍卖上以1080万人民币成交。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佚和损毁，但其最为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可以说，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中也可见清宫书画收藏的基本风貌。结语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石渠宝笈》的价值和地位，了解其著录作品的一些状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原本藏之大内的书画名作逐渐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可以欣赏。然而，多年以来，大多数读者所看到的仅仅是原作的一部分甚至是局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随着2015年“石渠宝笈特展”的火爆，人们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欣赏欲望日趋强烈。况且，这次展览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小部分藏品，而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储藏地的不同，很难系统地欣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书画爱好者的遗憾。基于此，才有了这套《石渠宝笈名画珍赏》的面世。本书以《石渠宝笈》诸编中著录的历代名画为切入点，遴选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上起晋唐，下迄清初，结合《石渠宝笈》著录内容将这些名画予以展示。这套书中的绘画作品与市面上的中国绘画类图书最大的不同是它不仅仅展示了画心，更将原作的引首、跋尾尽可能地予以展示（由于流传过程中的散佚，有些作品引首、跋尾有缺失现象，也有的由于博物馆本身的问题，引首、跋尾未能展示，特此说明），让读者能够全面系统了解一幅名作的全貌，这在市场上是很少见的。《石渠宝笈名画珍赏》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中所展现的中国绘画作品不但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庋藏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更将近代以来流失海外的作品——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中的精品予以展示，可谓荟萃海内外奇珍名画于一体。《石渠宝笈名画珍赏》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于每一幅作品，本书对其现存尺寸、质地和收藏地都有详细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根据作品，将与之相对应的《石渠宝笈》著录文字全面标点、排版，方便了读者的阅读，这在《石渠宝笈》相关图书的出版中是很少见的。限于篇幅，《石渠宝笈名画珍赏》一书依然有不少缺憾，但这毕竟是一次不小的突破，是带给广大中国书画爱好者和广大研究者的一部价值极高的艺术类出版物，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