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后果

托马斯C.谢林所著的《选择与后果(精)/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由15篇论文组成，在试图就惩罚、安乐死、救助或治疗瘾君子等问题作理性分析的时候，这些伦理因素被包裹在经济学外衣之下，作者用博弈论理性分析来做为决策的依据。他结束了道德伦理在经济学中的分析,以清晰而优雅的博弈论做为分析社会问题的框架。

托马斯 C. 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21-）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其在博弈论领域做出的贡献而获奖。
1921年4月14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于194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谢林重要的理论著作包括《冲突的战略》《武器与影响》等，与传统上大量运用数学的博弈论不一样，其主要研究领域被称为“非数理博弈”。他的理论和思想不仅运用在经济学分析中，在外交、军事领域也深有影响。他的很多观点后来随着博弈论的新发展，成为博弈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
他的理论被大量应用在外交、威慑、武力控制和国际援助等国际领域，但是，他的研究灵感却来自交通阻塞、跟孩子沟通、面对处罚、提起诉讼和设计会议日程等人们的日常行为。

丛书序一（厉以宁）
丛书序二（何帆）
前言
第1章 经济分析与政策伦理学
政策伦理学
定价中的伦理学问题
平等与激励的冲突
给“无价”定价
“更优”的方式
逃离平等和效率的困境
市场伦理学
第2章 命令与控制
揭开黑箱的盖子
身份认同的问题
普遍性困境：内部化和分散化
纪律和政府的支持性角色
道德选择和政策选择
不负责任还是没有反应
内在性与分配
作为政府部门的企业
规范的两张面孔
唯意志论和强制的虚假两面性
市场不是借口
第3章 为了克己而进行的亲密之战
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消费者
自我管理的艺术
鲜明的案例
管理技能与道德品行
一些显著的特点
问题的大小
一些控制的策略
第４章 道德规范、法律以及自我控制的运用
第5章 拯救你自己
生与死之中的社会利益
生计损失的经济利益
风险降低后的消费者利益
结论
第6章 死亡之际的策略关系
一种社会契约
促使我……
放任我……
帮助我……
谁
第7章 经济学与犯罪集团
黑市
敲诈勒索
黑市垄断
卡特尔
有组织犯罪服务
对犯罪组织的激励
市场结构
制度操作
评估成本和损失
犯罪应当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
与有组织犯罪妥协
有组织犯罪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黑市与竞争
第8章 有组织犯罪集团是做什么的
敲诈作为工具的有组织犯罪
合法世界中的敲诈行为
几个组织理论
第9章 策略分析与社会问题
第10章 什么是博弈论
独立决定
解决问题
替代性解决方案
分析的框架
一些可分析的“动作”
投票策略为例
策略矩阵
完整的矩阵
共同决策
或然的不确定性和数字偏好
对“理性”的神话
博弈、理论和社会科学
第11章 军备提案的评估框架
选择偏好配置
分析矩阵
两种肯定性偏好的分析配置
十六种排列方式
偏好排序
讨价还价的分析矩阵：肯定性偏好对肯定性偏好配置
与对手交易
选择性协议和共识
对IFF偏好的规范
对协议的两个限定条件
其他有趣的布局
误解
自然联系与战术联系
谈判筹码
绝对谈判筹码和相对谈判筹码
IFF偏好和肯定性偏好下的谈判筹码
谈判筹码的动机性内容
谈判筹码的内部风险
谈判筹码分析的对称性
国内导向的“谈判筹码”
关于武器的军备控制判断
附录
第12章 压缩军费的策略
可分零和构件
战术：零和的或是非零和的
成本和“局部最优化”
换算比率
成本对消费者的影响
非零和环境
需求的灵活性：一个关于相对优势的例证
共同的评估能力
牵制性威胁
适应与成本
适应性成本规避：再谈一谈相对优势
对方成本的计算
第13章 谁会拥有核弹
核恐怖的前景
几个关于控制的问题
关于好消息
第14章 关于核恐怖主义的思考
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他们会成为恐怖主义者吗
利用的模式
恐怖主义者使用核武器的策略
对非国家武器的防御
第15章 作为消费器官的大脑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前言 有一次我曾获得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奖项，本以为在颁奖仪式的提问环节中会被问及我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结果主持人却问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对于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是两个各有侧重的答案。其一，政治经济学是与政策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其中政策比经济学更受关注，但绝不能与经济学截然分开，核能源、国际援助和军事行动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二，政治经济学所致力的是经济学家仅能够提供一些洞见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域，即使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问题本身不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洞见仍有助于人们直面问题或找寻化解之道。近来，跨学科委员会很少会遇到不需要经济学家介入的问题，当然也离不开律师、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之所以邀请经济学家，是因为人们直觉认为，不管某个问题会涉及其他什么因素，总能与经济学扯上点关系。虽然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会发现“其他因素”要比经济学更贴近主题，但从经济学角度的切入使其能更好地观察全局。 我曾做过吸烟与健康的研究，其中吸引人的不是关于烟草种植业和烟草税的经济学问题。我也参加过关于医疗伦理的研讨会，在关于“死亡的权利”的讨论中，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持续上涨的医疗费。我还曾帮助进行诸如选择后代性别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其中的魅力也不在畜牧业。 人员聘用是通过难以时时看透的各种关系网完成的。一般来说，我能想清楚为什么会有人请我参加关于核恐怖主义研究，虽然历史发展的顺序往往都是布朗运动式的，但仍然有迹可循。我也能猜到生命科学和社会政策委员会为何邀请我参与体外受精研究，但是，我一直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人选我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研究？为什么选我参与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研究？在希腊语中，“行星”这个词是“漫游者”的意思，与之类似，可能有的经济学家因涉猎广泛而闻名，而且十分精于此道。我倒不是抱怨，但是当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亚瑟J. 罗森纳尔社长要我选出15篇左右的论文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知道，要给这本书加个标题绝非易事。 事实上，与其说行星是四处漫游，还不如说行星处处闪现。与此类似，我的研究领域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广泛。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冲突策略》一书，那是一本由十几篇关于讨价还价、冲突和策略的论文组成的论文集。虽然该书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外交、威慑、武力控制和国际援助等国际领域，但是，我的理论灵感却来自交通阻塞、跟孩子沟通、面对处罚、提起诉讼和设计会议日程等人们的日常行为。尽管我多年来主要致力于研究国家安全，可当我发现类似的规则在其他领域中起作用时，我仍然难以抵制其吸引力。 本书是由15篇论文组成。1966年，我应邀帮助总统犯罪委员会设计防止所得税逃税行为的规则，其间我在有组织犯罪工作组工作，成果形成的两篇论文已收录本书。 在撰写《冲突策略》的时候，我认为以胁迫、哄骗、强制等手段控制他人行为与限制或控制自身行为有相似之处（武器上防止他人惊慌走火的装置和防止自己惊慌走火的装置完全没有差别）。在研究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期间，我与同事进行了几年的争论，终于顶住质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论文，最终形成的两篇论文在本书中也有所展现。 医生与病人之间涉及沟通、隐瞒信息、权威诊断需求和小群体内利益冲突等问题，尤其当涉及晚期患者或感到无望的病人时更为突出。我对直面死亡情况下的利益问题的思考都在本书收录的两篇论文中反映出来了。 在试图就惩罚、安乐死、救助或治疗瘾君子等问题作理性分析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突然出现的伦理性问题，不论是真实的问题还是所谓的问题，都要选取适当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置之不理，承认其存在，但将其搁置起来不做考虑。第二种策略是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并寻求能够同时令研究者和受众满意的解决方案。第三种策略是尝试去识别、厘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处理这些伦理问题，同时相信有时自己确实能提供帮助，应该做好确实能做之事，有时会尝试剥离经济学因素并说明伦理问题被错置或者误识了，尤其是当这些伦理因素被包裹在经济学外衣之下的时候。这种策略也是我喜欢的策略。尝试往往不会让我走得很远。本书的前两篇论文是应黑斯廷中心社会伦理与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之邀所做，是对政策策略中伦理观问题的证明回应。 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我们试图理解的现象时会遵循以下原则：人们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他们了解自己的价值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机会、所置身的环境和有限的选择，并能及时根据目标调整行为。这就是有时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假设。这种假设需要把诸如孩子、老人、有幻觉或者处于恐慌状态下的人、醉酒和脑部受损的人都排除在外，仍有相当多的人能够适用。虽然这一假设不能普遍适用，甚至有时得出的结论很不靠谱，但它仍是一种强大而有力的分析工具，使我在本书中所称作的“换位解决问题法”模型得以存在。我们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分析人们可能的行为，设身处地了解局中人的环境和偏好，并推测他们“应该做出的决策”，即根据局中人自己的目标、价值以及可替换方案所应该做出的决策。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对这一模型（起码是一种基准）很感兴趣，因为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它以最小的投入取得大量的产出。 对于那些不能很好地适用这一模型的例证，我也很感兴趣。在关于自我控制的论文和另一篇关于垂死情况下选择与后果的论文分析中，“换位解决问题法”这一模型没能发挥好解释力。关注这些有趣的特殊案例并不意味着我不像同龄经济学家们那样忠于经济学，而是说不寻常的例证更能吸引我。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我做了一个好玩的尝试，试图说明大脑不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设备，而且是我们多数消费行为的发生地。 本书中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超过15年，在选取论文时，我听从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迈克尔·艾伦森的意见，还有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德尼G. 温特也提供了一些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见。温特教授指出两篇论文互为表里的形式更为精彩，但我在写作大多数论文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考虑。写作时间最近的第15章是个例外，而且我总觉得这个论题的讨论还没有彻底完结。 有时候，我很讨厌制作注释和文献汇编，重读看过的论文也令我厌烦。有的文章经过删减、更新或再版，其中的观点已经和我所了解的大相径庭。我总是很固执地认为删除自己文中失败的预言和现在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判断有作弊的嫌疑。所以，本书中的论文基本保留了初次发表时的原貌。全部手稿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高级编辑安·路易斯·麦克劳伦做了极有品位的修改，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参考文献和提法，比如把硬性毒品称为“麻醉药品”。我拒绝了给车厢乘务员小费涨价的诱惑，那就让它保持在50美分的水平好了。年轻的读者可能会对一条关于禁止出售黄油立法的神秘参考文献感到困惑。 在一些地方我通过改变动词的时态或者加入评论，向读者说明历史背景。第2章中涉及劫持飞机的问题，在我写作的时候机场的安检比现在宽松得多，现在司空见惯的手提行李检查当时还没有实施。写于很久以前的第7章是关于流产立法的历史。我仍然很喜欢这篇文章，即便现在看来内容还是有些奇怪，动乱发生得如此激烈、迅速和始料未及。关于淫秽图片市场的第9章有种纯粹的吸引力，现存为数不多的一些图片称得上是时代性的作品了。如果观察的时间跨度足够长，我们会发现一些曾经正确的论断过时了，但现在看起来又变得很有说服力。这有点像月圆月缺的轮回。不是说这论断“一直是对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对了”。10年前我在谈反弹道导弹时说过：“过去几年，仅仅因为白宫行政部门认为反弹道导弹在国内能够作为谈判筹码，就将ABM作为讨价还价工具的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现在我敢说，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总统，同样的策略。 在我长期写作论文的时候，有许多人曾给予我帮助、鼓励、机会和影响，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就在我写这篇前言的时候我收到威利·费尔纳过世的消息，他对我关怀备至，影响至深。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明白我为什么要把本书献给他。 托马斯C. 谢林 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