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事

介子平著的《民国旧事》按专题分类，分为辛亥五废、民国逸闻、民国趣闻三大块，每一块各有十篇左右专门文字，记录了刺客、公义、辫子、新学、变法等民国故事。内容不泥古，观点有新意，图片添新姿，值得一读。

介子平，本名王介平。1964年生，山西人。1984年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后任《图书导报》主编、中国图书商报山西记者站站长、图书发行研究杂志编委等职。现供职于山西出版集团，为《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出版有诗集《青灯》（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烟霏云敛》（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版）、散文集《少年文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出版文集《消失的民艺——年画》《褪色的记忆——连环画》（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主编有《山西新华书店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常年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法院报》《中国旅游报》《美术报》《山西日报》发表文章，在多家杂志开辟有专栏。

辛亥五废
废缠足
废辫子
废鸦片
废太监
废“万岁”
民国逸闻
乱世刺客多
私交与公义
因伺不幸福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清亡于道
从宣统四年说起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
习俗移人
民国趣谈
有钱的出钱
借戏说事
笔杆子枪杆子
别字不光有趣
新历旧历
阎锡山宴请泰戈尔
表象的服装符号
吃瓦片
祈雨
外交面子
盗也有道？
后记

序    幽州古台，北固亭下，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故人感怀也。余生也晚，非民国亲历者，然在童年，满眼风光北固楼，寻常巷陌处处民国遗迹。我的这些叙述民国的文字，是在我的那张民国的写字桌上完成的，桌子之前的用途是公务，还是写作、记账？拥有者是教师，还是文人、商家？未知。郁达夫光绪年间生于富阳的满洲弄，而我办公的地方叫满洲坟，位于太原城新南门外。满人入关后，辟此地为满洲义园；辛亥之后，满人失势，墓地渐小；抗战时期，日军强征此地，遗骨遂悄然迁走，但地名留下了。余之感怀，一伏案眼前是民国，一出楼门外还是民国。然物是人非，往事如烟，时过之事不在远近，很快都化作了陌生。“天空中没有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民国是距今最近的“前朝”，是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开端，虽曰短暂，内涵却闳中肆外，谷稼丰衍，遗存史料车载斗量、堆积如山，加之过来人的口述条呈、回忆追怀，构成了其庞大的内容体系。近年来，有关民国史研究方面的著述，既多且杂，领域不同，角度各异，引人注目，扣人心弦。吸引我关注这段历史的原因，在于民国有趣的人发生的有趣的事，及发表的有趣的文。于是零零星星写下了一些文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立足点在于从细微处了解历史及读史后的感受。这个小册子最初起名“民国碎影”，之所以称之为“碎影”，在于这些感受东鳞西爪，支离破碎，尚构不成完备体系。民国本是个整体，但囿于视野之偏狭、见解之浅显，加之为公余的挤奶之作，于是只得以“碎影”的面貌出现。张岱曾言：“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然一语不易拾，一事不易补，治史者皆知，读史者未必知。丘吉尔曾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非专业的目光，仅在不远的民国而已。我也是位历史研究者，只是涉及者不是民国史，而是出版史。出版史中，民国是绕不过的一段，而诸如晋绥边区出版史、晋冀鲁豫边区出版史，本就是民国出版的一部分，连环画出版始于民国，年画出版盛于民国。就历史的真实性，阎锡山在1937年4月23日的日记中有段精辟的分析：“自古历史难得真相，为者无暇记，记者又不知为者之曲直，证之今日，府署中之事实与街衢之谣传，每相径庭，报纸之登载十乖其九。”人世无常，以史明理，历史的真实也不在时间的远近，而在乎推断的合理。事件发生了，总有背后隐约的原因，表象的原因怎能就是真实的缘由？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任何解读，也极具个人色彩。何兆武先生曾将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一曲《后庭花》，情节同，唱词同，不同的只是扮角唱腔的微妙变化。以常见史料，归纳现象，离析缘由，乃史学家的观察与思考，亦心得与领悟。野史是民间对历史的解读、对现实的期望，正因如此，野史能使人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事物持有怀疑态度。民国史研究近来在民间格外热闹，几成显学，何以然？正统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民国史则不是，记录者是握有无数管笔的散客。民间的民国史中有多少溢美的成分，附会的合理，又有多少省略的原委，片面的背景，难以估量忖度。“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使人触动者，不仅是这些人事人文，还有兴衰更替间的思索。怀念民国是一种病。历史的趋势是必然的，但偶然因素也能改变进程。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无数的历史选择，就在某个人手里。历史上不只成败有幸与不幸，毁誉亦有幸与不幸。蒋廷黻谈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认为是林的终身大幸，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于辛酉政变时，行杖责苦肉计，罚回京师，借机传递两宫密信，与恭亲王奕联络，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慈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大清历史从此沿着她的喜好行驶。政变中，作为小人物的安德海，作用关键，提及这段历史，此人绕不过。使人疲惫者往往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许多大事往往败在小人物手里，因为做大事情的人总是容易忽略小人物，有人说小人物改变了大历史，果真如此？慈禧一方成功的深层原因，实则在于正统皇权思想、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八大臣虽奉有咸丰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太平天国被剿灭后，东南半壁无主，李元度未劝进曾国藩自立；戊戌变法时，帝后两党胶着，谭嗣同未说服袁世凯倒戈，被劝说者的阻力，也基于此皇权正统意识。慈禧的执政，再一次被归入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的宿命。夏亡于妺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慈禧。晚清以降，空前的政治危机，源于西洋势力的侵入，若不然，大清不会亡，若大清不亡，封建制度不会亡。纵使在长时间的巨大冲击下，这一制度的思想文化根基仍死而不僵，此根基就是历史大趋势的支撑。假如甲午战争胜利了，戊戌变法成功了，这些偶然事件是否会有转折历史的趋向，是否会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未必！有道是自古“独柱擎天力弗支”。还有一些也是规律性的必然。秦尚法，汉即尚儒，矫枉过正；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过犹不及。朝代之初，君强臣强，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玄龄、杜如晦；朝代之中，君强臣弱，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朝代之末，君弱臣强，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多为虎狼之臣。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偶然绝非孤立，前因后果；凡事皆有联系，后果前因。鲁迅曾言：“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份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自然环境决定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影响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形成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关乎国家命运，历史走势全在于“宿命”。历史是观察现实的思维方式。翻阅历史的思索，在于与现实对比后的沦肌浃髓，铭诸肺腑。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唐太宗有“以古为鉴可知兴衰”的切论，此不赘言。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