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

“魔鬼”（Demon）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Knowledge），犹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后来在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追求知识的旅途里产生了迷惘，恐惧和无知使人类走向了自我催眠、邪恶的巫术和鬼神崇拜，“知识”不幸转化成了“魔鬼”，从此以后人类的历史都不能摆脱“魔鬼”的缠绕。在神灵主义泛滥的时代，我们就遇到神灵；当古老的神话对人们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就开始认为外星生物是有道理的。然后靠催眠术产生幻觉的趋势就出现了……
卡尔·萨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应该说，这是萨根诸多作品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卡尔·萨根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热情地讴歌了科学家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贡献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全书充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从科学的角度对伪科学和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卡尔·萨根（CarlSagan，1934年11月9日～1996年12月20日）,美国康奈尔大学行星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邓肯天文和太空科学研究会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出色的科学家。他同时还是世界性的太空研究组织、美国行星研究学会的会长及创始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成为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顾问，参与了探索金星“水手一号”项目的设计。70年代初期，萨根首次出现在“今夜秀（TheTonightShow）”节目，将天文的奇观和理论以及关于生命的起源介绍给数百万观众。萨根还是搜寻地外生命的积极支持者。在冷战高峰时期，萨根建立气象模型说明全球核战可能导致地球生态失衡，提出“核冬天”假说。
卡尔·萨根博士不仅仅是一名杰出的、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的天文学家，更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普大师。他的优秀科普作品《伊甸园的飞龙》曾获美国普利策奖,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拍摄的13集电视片《宇宙》，被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上映，此外他还撰写了数十部品位很高的科普读物。

再版序
原版序 我的老师
第一章 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章 科学与希望
第三章 月球上的人和火星上的人脸
第四章 外星人
第五章 欺骗与秘密
第六章 幻觉
第七章 魔鬼出没的世界
第八章 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第九章 治疗方式
第十章 车库中的飞龙
第十一章 忧伤的城市
第十二章 鉴别谎言的艺术
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迷狂
第十四章 反科学
第十五章 牛顿之眠
第十六章 当科学家认识到罪恶
第十七章 怀疑主义与好奇心的联姻
第十八章 风扬起尘土
第十九章 世上没有傻问题
第二十章 火中的房子
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
第二十二章 概率与运气
第二十三章 麦克斯韦和“科学呆子”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致谢
再版后记

我的老师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公寓楼外面的街道上，落叶随风旋转，每一片树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在舞动。我很舒适地待在温暖安全的卧室里，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忙碌着准备晚餐。在我们公寓里没有那些经常无须借口找你麻烦的大坏孩子。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打了一场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与谁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楼层的桑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抡出一拳以后，发现自己的拳头打穿了斯奇彻特先生药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彻特先生对我的伤势非常关心：“很快就会好的，我保证。”他边安慰我，边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难耐的消毒剂。我母亲把我带到设在本公寓里的一个医生的诊所。他用一把小钳子取出了玻璃碎片，并给我缝了两针。 “两针!”当天晚上父亲不断地唠叨。他知道针的意义，他是一家制衣厂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锋利的锯将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装初样，接着这些初样被传给一大排坐在缝纫机边的女工。他对我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怯而发怒感到高兴。 奋起反击有时是一件好事。我从来没有打算使用暴力。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随后用拳头击穿了斯奇彻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伤了自己的手腕，花费了一笔不该花的医疗费用，打坏了一块平板玻璃，然而却没有人对我发火。就连桑尼对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对事情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温暖的公寓里，边透过卧室的窗户凝视纽约湾，边考虑这个问题，比起到下面街头再去冒险要舒适得多。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换了衣服，化了妆，等待着我父亲回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一起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水面。 她指了指大西洋的对面，说：“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残杀。”我聚精会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见他们。” “不对，你不可能看见，”她反驳说，口气几乎是严厉的，“他们太遥远了。”然后返回厨房。 她怎么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们？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小条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们相互推打，用刀剑决斗，就像我的漫画书上画的一样。但也许她是对的。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有点像是午夜时分偶尔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怦怦直跳。 当一个人在想象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0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1到1000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我们没有成沓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沓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我非常高兴。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900了，于是当我达到1000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萌芽时代已经结束，这里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能为未来的人们带来利益的各类产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未来人对1939年的人并不很了解。“未来世界”将人人身强体壮、干净整洁，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穷人。 “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摩托罗拉收音机调台旋钮处于两个频道之间时产生的静电噪声。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高中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做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因在放射性实验中取得重大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译注）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萨布拉曼？扬？钱德拉塞卡（萨布拉曼？扬？钱德拉塞卡(Subra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著有《恒星结构研究导论》(1939)、《恒星动力学原理》(1942)和《辐射传能》(1950)等著作。——译注）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哈罗德？克莱顿？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1893～1981)：美国科学家。因发现氘获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是研制原子弹的关键人物。著有《行星的起源和发展》(1952)。——译注）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赫尔曼？约瑟夫？马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美国生物遗传学家。获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译注）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杰勒德？彼得？柯伊伯(Gerard Peter Kuiper，1905～1973)：美国天文学家。太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权威之一。——译注）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食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罗伯特？梅纳德？胡钦斯(Robert Maynard Hu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和名誉校长(1929～1945；1945～1953)。——译注）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莎士比亚、吉本（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其名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i，1884～1942)：波兰社会人类学家。作品有《迈卢土著人》(1915)、《原始心理学的祖先》(1927)以及《科学的文化论》(1944)。——译注）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生于埃及，长期居住在亚历山大。他在天文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天文学大成》这部巨著之中。另著有《光学》和《地理学指南》。——译注）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看到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耀。 我一直对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