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

理查德·泰特尔鲍姆著的《做空(很危险的交易)》这本书让我们洞悉优选金融市场的阴暗角落，洞悉那个角落里种种光怪迷离的故事。书中讲述了很多成功地做空投资案例，也有很多自杀式的冒险，对很多知名做空大师的策略进行了解析。作者聚焦于他们为锁定做空目标、设计交易结构并通过投资达到做空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方法和风格。《做空》以编年制的笔法，记叙了做空行为给金融、监管、道德以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阐述了投资者看跌市场的种种动机。

理查德·泰特尔鲍姆（Richard Teitelbaum）是《华尔街日报》的不错编辑。曾任《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特约编辑和《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记者。在《彭博新闻》工作期间，他获得了专业记者协会颁发的关于调查性报道的奖项。他还曾担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投资编辑、《福布斯》（Fortune）的记者、旧金山的交通播报员。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威廉·阿克曼：激进派的表演家
第二章曼纽尔·阿森西奥：第三大道上的放逐
第三章詹姆斯·查诺斯：乱局中的独醒者
第四章大卫·艾因霍恩：门口的反对者
第五章卡尔森·布洛克：中概股杀手
第六章比尔·弗莱肯施泰因：战略与策略
第七章道格·卡斯：华尔街的劫掠者
第八章大卫·泰斯：真理护卫队的领袖
第九章保罗·佩莱格里尼：伟大的次级贷博弈的背后
第十章马克·科霍德思：自然的力量，市场的轮回

前  言究其本源，做空的本意就是押注于事物或产品的失败和崩溃。尽管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崇尚好的一面，但也有人只盯着事物的阴暗面——所有那些有可能将我们引向灾难的误判、欺诈和愚蠢行为。与灾难共生的本性就是贪婪——抑或可以说，就是人类灵魂中罪恶的那一面。
    对世间万物，招致失败的本源无不是秩序的丧失。而做空者深知这一点，并试图在这种失败和秩序的丧失中趁火打劫。早在2012年着手这个项目时，我就知道这些伎俩。毕竟，我在大学时就深谙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理论，而且痴迷于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后知后觉的我只能惭愧地说，我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出自功利主义。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初降临时，很多学者和业内人士纷纷出手，推出很多令读者叫好的大作。我当时还在为《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而奔波，不食人间烟火的主编让这份月刊杂志销量惨淡。不过，我还是为自己的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在这里，我居然创纪录地发表了23篇头条报道。有些报道也对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进行了探究。不过，我的很多同行已成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脱口秀节目的嘉宾，更让我相形见绌的是，有些人的作品甚至已经被搬上银幕。
    后来，约翰?威立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找到我，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做空的书，不过，我曾怀疑他们马上就会为这个想法感到后悔。做空者原本应该是投资者中最另类的一批。当华尔街强大无比的营销机器摇旗呐喊、高调造势的时候，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噩梦惊醒市场的美梦，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舞台上最光怪迷离的演员：一群生性孤僻、善于煽风点火或是愤世嫉俗的骗子和失败者。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的无法证实的偏执怀疑始于我在2012年1月的《彭博新闻》上发表的一篇调查性报道。200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亲赴伊顿公园资本管理公司（Eton Park Capital Management），约见了一些对冲基金管理人及华尔街大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自高盛，而保尔森则在1999—2006年担任高盛的CEO。据与会人士透露，这位财长向他们透露了极其重要的内幕信息——政府正在筹划接管作为抵押贷款担保机构的“两房”，也就是说，政府将接手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的股权。我在报道中援引法律人士的观点称，保尔森透露这个消息显然有违法之嫌。但保尔森后来又说，美联储不会采取类似举措。
    随后，相关消息再无下文，直至2012年9月，《华尔街日报》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对该事件启动调查程序。当时，我为撰写本书而休假，而按业内常规，《彭博新闻》也未做进一步报道。于是，证交会的调查似乎并未给市场带来涟漪。
    唯一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就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表后一个月左右，当时我依然在休假，彭博总部却突然通知我被降职，新的工作几乎相当于一个初级数据录入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忘记调整我的高级作者头衔。当然，当时很多人都被降职。直到后来，彭博的工作人员才透露，当时的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与保尔森有生意往来。实际上，他们都在一家名为“风险经营项目”（Risky Business Project）的环保组织担任职务，该组织的其他负责人还包括前对冲基金管理人、曾经在高盛工作过的托马斯?斯泰尔（Thomas Steyer）。
    如果将本书的目的归结为记述这段涉及金融、监管、道德和社会的危机史，那么，这项有悖时运的工作似乎还算说得过去。很多人拒绝接受公开采访，有些人还算是客气，但同意只做私下讨论。很多时候我得到的都是些虚假信息，比如，一位采访对象给我提供了假地址，更多的人声称未保留以前的投资业绩。一位女性退休做空投资者的拒绝理由非常充分：她已经对做空交易彻底厌烦了，以至于不愿意和任何身高不足六英尺的矮个子男性进行交往 。
    我曾邀请一位做空者到城区角落的意大利餐厅，听听他的“内幕消息”。吃过饭后，他提出，为了避人耳目，要到餐厅后面一个黑暗、废弃的停车场去聊这些事。一句话，那段时间让我心力交瘁。
    但坏消息接踵而来。我在格林尼治住的公寓楼外墙正面亟待维修，总计花销高达3 000万美元，维修工人们可也绝不心慈手软。在达拉斯的一次重大会议前夜，超级飓风“桑迪”席卷了纽约，我搭乘的航班被取消，计划好的采访也因此而泡汤。而洪水切断了供电，迫使大批老鼠涌入公寓，这些老鼠和我同在屋檐下，这也让公寓的修缮工作成为最紧要的事情。
    幸运的是，我已经拥有了一批出色的虫害杀手，因为我时常住进臭虫出没的便宜旅馆而把这些臭虫带回家，他们经常来我家消灭这些虫子。有趣的是，这些虫子似乎对我的采访记录本和书里的漫画特别感兴趣。在我的做空者花名册中，最后一个接受采访的人同意在2013年上半年会面。当时，我的工作不只是被拖延了几周，而是拖延了几个月。和很多事情一样，这个项目同样让我感到羞辱和难堪，但更艰苦的经历还在后面。
    2013年7月5日，绝大部分报告和写作均已完成。我的休假即将结束，我的数据录入员的新工作即将开始。
    电话铃响了，是从医院打来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女儿尼娜患感染性休克，她随后把电话递给医生。“病情很严重，”医生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恐慌，“真的很严重。”
    毒素已经遍布了尼娜的全身，而且治愈的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医生告诉我，时间每过去一小时，死亡的危险就增加20%。
    不过，随后的一系列手术似乎还算成功——尼娜在随后几个月里将在重症监护室度过。我回到《彭博新闻》上班，开始了自己的数据录入工作，但每每想到还在医院里的尼娜，我就很难静下心来，也让本书最后几章的创作难以为继。好在尼娜的病情持续好转。
    但随后却传来一系列与本书不相干的人的死亡事件：先是我的一个表兄（死于心脏病），而后是90岁的姨妈，最后是我在《财富》杂志工作期间遇到的第一位编辑、59岁的约翰?库仑（John Curran，死于肌萎缩侧索硬化）。与此同时，我的信息来源以及即将采访的人物也相继去世：《巴伦周刊》（Barron）杂志87岁的艾伦?艾贝尔森（Alan Abelson）死于心脏病；尼克斯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道格?米利特（Doug Millett），49岁时死于唾液腺癌，他在揭露安然财务欺诈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本来就已经心怀疑虑，而这一系列事件则让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迷信。
    2013年11月，彭博新闻社解雇了我，当然，和我一起被解雇的，还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记者。尼娜马上就要接受下一次手术，而且是一次费用极其高昂的手术（尼娜在医院的第一天花费了330 637.54美元）。当然，我不知道她的下一步治疗是否会影响到工作。做空者让我知道，妄想狂患者随处可见。一位做空者告诉我：“你看到的事情并非如你所见。”
    虚构和妄想注定不攻自破。恶有恶报，这就是伤痕累累的做空者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或许他们可以赚上一两次，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