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天通苑

  

有人在这里触碰到理想，也有人遇见更好的自己，有人在逃离与坚守中伤怀，也有人随波逐流放逐了最初的纯真。
《日落天通苑》中收录作者王云超6部代表性小说，120只飘荡着的灵魂，道尽一座城的恩怨与爱恨。
我猜，世界上最陌生的地方，就是你活着的这个城市了。你所做的最容易的事，也就是在这里消磨一点时间。反正时间对你来说并不值钱。
每天，城市的地下潮涌潮落，你在高楼瞻望，仿佛是这个城市的王者，或任由自己放空。而其实我们不过是尘世中飘荡的微尘，只配在高楼、霓虹以及杀人的雾霾中永无休止地纷争与彷徨。

王云超，1983年生人，祖籍河北牛城，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在京从事品牌策划类工作。2013年始专注于写作，杂文《轻舔刀头恨，有鬼夜杀人》一鸣惊人，彪悍文笔受到业界众多知名人士推崇，随后一年内，七篇文章被豆瓣网推荐至首页，六篇文章收录于App“一个”，均引起巨大反响。杂文与散文外，为王云超带来更多声望的是其中篇小说创作，2014年，《日落天通苑》刷新各项记录，SNS网站转载量逾千万次，被读者奉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北漂小说”。
本书收录王云超中篇小说六部，以及相应的媒体采访与演讲实录，是迄今为止最能代表该作者文学功底的作品集。

VOL. 01 公务员之死
VOL. 02 最后的日子
VOL. 03 日落天通苑
VOL. 04 纵使飘零
VOL. 05 独狼
VOL. 06 牛城往事
VOL. 07 十万白领
VOL. 08 为什么要来大城市，它给了你什么

我如何像个笨蛋一样去爱你 王云超 2015年8月16日 我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的？这真是个浪漫的话题。可答案一点也不浪漫，我是小时候爱上文学的。你随便从街上拉一个人问他什么时候爱上钱的，他一定会告诉你他小时候就爱上钱了，所以这事儿挺俗。 我小时候的样子，跟现在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差不多：粗糙的发型、厚重的衣物、暗沉的肤色、呆滞的眼神。我就是这么个土包子，生于中原乡下最贫困的家庭，没有玩具、没有电视、没有蛋糕，有的只是贫苦、暴力、泪水，以及一次又一次难以抚慰的心碎。十六岁前，没有一天不是在恐惧与痛楚中度过的，这让我小小年纪便饱尝了人性的丑恶，我几近绝望，又满载愤怒，就像电影《光荣之路》里说的那样：多次以身为人类而感到羞耻。 据说，我这种出身的男孩子有三种命运：悲苦的劳工、残暴的罪犯、搞艺术的。感谢上帝，我选择了第三种。 中国人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经历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所造成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体现在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创作上更是如此，我一度偏激，仇视一切“精英贵族、才子佳人”题材，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我坚持认为浪漫不是堆砌出来的，最浪漫的事情无非就是最质朴的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给自己的写作定了三个原则：一不雕章琢句，二不吟风弄月，三不附庸潮流。“雕章琢句”指的是词语华丽，内涵欠缺；“吟风弄月”指的是一味抒发自我情怀，忘记了世风人伦；“附庸潮流”指的是迎合大众口味进行投机式创作。毫不客气地讲，这三类文风凑在一起，构成了当代所谓的“流行文学”。 我大摇大摆地与“流行文学”保持了距离。我只写平民生活，大时代背景下的平民生活，我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活生生的欲望、乱哄哄的冲突来展示他们的善恶悲喜。 然后，《日落天通苑》火了。 这多少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在一个鸡汤文、成功学、言情小说泛滥的年代，竟然还有人关注现实主义文学。但它确实火了，出版商、电影公司、小报记者一股脑儿全找上门，紧接着，“北漂伤痕文学”的屎盆子飞来，我躲闪不及，差点儿扣头上。我一遍遍地向别人解释着自己的无辜：“我不只写北漂，还写别的，不信你看看我的书。另外，你才伤痕呢，你们全家都伤痕……”然而这没什么用，人们依旧习惯性地用媒体上的字眼来形容我。2014 年夏，我一怒之下写了《十万白领》《牛城往事》两部中篇小说，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也捎带着把郭小羽的原型气了个半死。 如果你够仔细，就会发现《十万白领》和《牛城往事》同属一个时期的作品，结构上它们都沿用了《日落天通苑》的套路：开篇介绍时代背景，主要人物陆续登场，矛盾一点点升级，冲突一点点发生，最终，高潮降临，坏蛋们死的死逃的逃。这基本就是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小说创作模式，也被称作“学院派叙事”，可现在的年轻作者们很少用了，现在大家都沉迷于“段子”，恨不得每章每句都写成“段子”，“段子”，成为快餐文化侵袭传统文学的明证。 《十万白领》是职场小说，讲述了一个CBD 传媒公司的衰亡史，里面有我的经历也有我朋友的经历。它最初的名字叫《月上CBD》，前同事帮忙取的，意思是向一代神作《日落天通苑》致敬。可稿子出来后，他又不高兴起来，他怀疑我把他丑化了，他为此耿耿于怀，连饭都不请我吃了。 写小说的都有个老烦恼：如何面对那些暴跳如雷的“原型”。我的方法是：离着他们远远儿的。 相比《十万白领》，《牛城往事》人气奇差，至少女性朋友里没一个喜欢它。一来，这是个旧时代的故事；二来，它没有所谓的儿女情长，更要命的，它充斥着青少年犯罪与暴力。一个老同学看完《牛城往事》，笑着对我说：“你可能为当代文学史贡献了最血腥的一场群架。”我说：“然后呢？”他说：“没有了。” 后来，一次饭局上又遇到这位老同学，当时他正绘声绘色地向众人描述《牛城往事》里打群架的场景。我告诉他，我为自己写出这样一部小说而自豪，因为我是牛城人，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 《牛城往事》后，又写完另一部关乎故乡人文的小说《公务员之死》。这其实是我的第一部小说，2011 年动笔，2014 年完稿，拖这么久的原因并非灵感缺失，实在是野心太大，本来只是篇“初恋”与“成长”的文字，我生生把它演化成了我们这代人在体制内外的三观对抗。《公务员之死》通篇向王朔巅峰期小说《许爷》致敬，也故意掺杂了电影《美国往事》的情境，这种借花献佛的手法带来的效果十分显著，朋友圈里的小文青们没一个不喜欢它的。 平心而论，《公务员之死》无论气势或深度都不如《日落天通苑》和《牛城往事》，但它的的确确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情感这个层面，其实大家都很自私，直到今天我都怕在街上看到背画板的孩子，他们身上的颜料点子总能勾起我一大堆伤感的回忆。 《公务员之死》最令我伤感的地方，不是它里面的人物，是它三年前的原名，它的原名叫作《青春总会过去，爱也一样》。 2014 年冬，我辞掉全职工作，专心窝在公寓里写小说。这件事情招致非议，非议最多的是家人，他们的观念比较传统，认为工作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我辞掉工作去搞写作在他们看来简直笨到天上去了。 但我没办法，我是个写小说的，是个写中篇小说的，干的是熬夜的活儿，这活儿既然干了，就别再梦想着给资本家卖命。我给自己定了个标准：写作收入与以往收入持平，就不去上班。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不能全身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辈子活着还有个屁意义。 2015 年春，我搬回通州，大睡三个月，每天除了看体育比赛什么事都不做，我给这段日子找了个光鲜的理由：净化心灵。一位知名主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一个虚伪丑陋的环境里待久了却感受不到压力，你首先应该想想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我在京城的职场待了七年，见识到太多虚伪与丑陋，自己也变得愈发虚伪与丑陋，该洗洗睡了。 洗完睡完，夏天如约而至，全裸坐在电脑前面敲字，新作叫《最后的日子》，是个完全由场景与对话组成的作品。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它写成舞台剧，可写成舞台剧谁给你演啊？只能明智地回归到小说创作。《最后的日子》进行得并不顺利，此类作品极其考验作者的构思能力，所有人物关系均由对话呈现，一着不慎，便可能矫情。写了一半，实在写不动了，干脆又回到“净化心灵”的日子，频繁地睡大觉，睡着睡着，梦也多了起来。 大约是端午节过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梦到自己被一头雪狼跟踪，它蜷缩在石头后面，既不追我，也不唤我，我壮着胆子走过去，发现它眼后有道细细的疤。醒来，开始写一部有关夜店男女的小说，为了挑战自己，将第一人称换作了女性。我这么干不新鲜，很多作家都用过异性视角创作，这其中就包括我少年时期的偶像王朔与老舍，老舍的《月牙儿》甚至写出了许多女性作家都不一定能写出的细腻。 现实生活中，我几乎不沾夜店，上一次去酒吧喝酒是前年夏天的事情，上一次去夜总会是何时压根儿记不得了，总之那种地方对我这种人来说意义不大。 《独狼》与《最后的日子》文风迥异，但作为同时期作品相似之处颇多。首先，它们的主题都是复仇；再者，主角清一色北京人。写北京人，语言是一大难题，你不可能用原汁原味的京腔进行创作，那样除了北京人没几个人会看，于是我尽可能弱化了方言；最后，也是最有趣的地方，《独狼》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最后的日子》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最后的日子》完稿，我有了空前的成就感，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八年，第一次用自己的文字向这里的老朋友们致敬。白佳佳的性情也许并不像主流的北京人，他寡言少语、腼腆谨慎，但他身上拥有着诸多老北京式的美德，他有魄力、有心计、有担当，凭一己之力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而家，正是中国人情感输送最多的地方。 前几天，有个老朋友来看我，问：“蛋爷，你们这行很多人出名后变俗了，你会吗？”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本来就很俗，我瞪着眼说：“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如何在你爱的东西面前保留一份初衷？这个话题实在太浪漫了，因为答案就是：你真的爱它。那如何证明你真的爱它呢？它让你变得愚蠢、变得膨胀、变得臭不要脸，它迟早有一天会毁了你，而你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当年那个在恐惧与痛楚中颤抖的小男孩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