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笺注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着作。它是秦汉社会转型的结果，并或隐或显地影响到其後千百年的中国。清代中後期，《春秋繁露》再次因社会变局而复兴，成为人们思考政治哲学的重要资源。清代董天工为笺注《春秋繁露》靠前人。在此，刘小枫、周春健主编董天工注黄江军整理的《春秋繁露笺注(典籍校释)/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将《春秋繁露》历目前靠前个注本整理出来，以期有助《春秋繁露》的研究。

董仲舒 (約前179—約前104)，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著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士不遇賦》等名作名篇。
董天工(1703—1771)，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曹墩人。雍正元年(1723)拔貢生，乾隆十四年(1749)，所著詩集《澄心小草》(不分卷)刊刻，乾隆十六年(1751)撰成《武夷山志》、《臺海見聞録》，乾隆十八年(1753)《臺海見聞録》刊刻，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刊刻問世。晚年寓居武夷山留雲書屋，墓葬武夷山幔亭峰麓武夷山莊後山。
黄江軍，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曾任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助理。主要關注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古典政治哲學。

整理说明
《春秋繁露笺注》序
汉广川公传谱传
凡例
春秋繁露
卷一
楚庄王第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华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灭国上第七
减国下第八
随本消息第九
盟会要第十
正贯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像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离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权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国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爵国第二十八
仁义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养重於义第三十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观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实性第三十六
诸侯第三十七
五行对第三十八
阙文第三十九
阙文第四十
卷十一
为人者天地第四十
五行之义第四十二
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阴阳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阴阳终始第四十八
阴阳义第四十九
阴阳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无二第五十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义第五十三
阙文第五十四
阙文第五十五
卷十三
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同类相动第五十七
五行相胜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顺逆第六十
治本五行第六十
卷十四
治乱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变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语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义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顺命第七十
郊事对第七十
卷十六
执赞第七十二
山川颂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义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为第八十
天地阴阳第八十
天道施第八十二
《春秋繁露》附录
雨雹对
庙殿火灾对
论种麦奏
论限民名田疏
士不遇赋
傅序题跋
《董仲舒传》
《春秋繁露序》
《崇文总目》
《中兴馆阁书目》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六一先生《书春秋繁露後》
新安程大昌泰之《秘书省书繁露後》
《跋春秋繁露》

整理説明 董仲舒 (約前179—約前104)的《春秋繁露》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著作。它是秦漢社會轉型的結果，并或隱或顯地影響到其後千百年的中國。清代中後期，《春秋繁露》再次因社會變局而復興，成爲人們思考政治哲學的重要資源。這一探索尚在進行之中。在此，我們將《春秋繁露》歷史上第一個注本整理出來，以期有助《春秋繁露》的研究。  一  現今通行之《春秋繁露》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最早著録：“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但這并不意味著《春秋繁露》一直被完好保存，不唯宋時已不廣見，且闕文、錯簡甚夥，南宋程大昌(1123—1195)甚至指其非董仲舒所作。直到樓鑰(1137—1213)參校寫本、萍鄉本、潘叔度等諸本，始成今八十二篇定本，是爲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此本是現存可見《春秋繁露》最早的版本，對其後各版均有影響。 該本共六冊，除正文外，尚有：  北宋慶曆七年(1047)樓郁《序》、《春秋繁露目録》、《題跋附》(收《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宋淳熙乙未(二年，1175)《識語》)、南宋嘉定三年(1210)樓鑰《跋春秋繁露》、南宋嘉定辛未(四年，1211)胡榘《書》。  此本被收入《永樂大典》，成爲其後乾隆聚珍本的底本。而後，聚珍本復成爲盧文弨校本、凌曙《春秋繁露注》、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所據的主要本子。這是主流的或官方的流傳線索。 另一條線索是，多個刻本、活字本及傳抄本流傳於明代民間。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檢索，可確定年代者即有正德十一年(1516)華堅蘭雪堂本、嘉靖三十三年(1554)趙維垣本、萬曆十年(1582)胡維新兩京遺編本、萬曆二十年(1592)程榮漢魏叢書本、天啟年間(1621—1627)陸雲龍校本、天啟五年(1625)沈氏花齋孫鑛集評本、天啟五年(1625)王道焜本、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漢魏别解本等諸本。當然，這些本子大多也受江右計臺本影響。 《春秋繁露》在明代，特别是明中後期的流傳，直接與其時出版業的興盛相關，并出現了匯評本(花齋本即其首個匯評本)。降至清代，各種版本越加繁雜，并終於產生了各類注本，此時期的流傳，主要與清代今文經學的崛起相關。董天工之《春秋繁露箋注》即是《春秋繁露》的首個注本，但因種種原因而長期被主流《春秋繁露》的流傳譜系忽視。  二  董天工(1703—1771)，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曹墩人，字材六，號典齋。雍正元年(1723)拔貢生。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任台灣府彰化教諭。乾隆十四年(1749)，所著詩集《澄心小草》(不分卷)刊刻。乾隆十五年(1750)春，“秩滿憂居梓里”。約此年，任直隸香河縣令。乾隆十六年(1751)撰成《武夷山志》、《臺海見聞録》。乾隆十八年(1753)《臺海見聞録》刊刻。據清代官員履歷，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掣得安徽池州府同知”，乾隆硃批“人尚可”，文眉批紅“革職”。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刊刻問世。晚年寓居武夷山留雲書屋，墓葬武夷山幔亭峰麓武夷山莊後山。 從其經歷可看到，董天工功名不高，其所著述又因仕宦而不能專心。然勤於記録、整理見聞，其《臺海見聞録》、《武夷山志》皆有相當水準，至今能在臺灣與福建史志中有重要影響。與前兩者相比，《春秋繁露箋注》則顯得落寞。 如前所述，《春秋繁露箋注》於乾隆二十六年覲光樓刊刻。書前有沈德潜(1673—1769)作於乾隆庚辰年(二十五年，1760)冬月的《序》、董仲舒像、譜傳、凡例；正文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五十五共四篇闕文)；書後收入《雨雹對》、《廟殿火灾對》、《論種麥奏》、《論限民名田疏》、《士不遇賦》等五篇佚文作爲《附録》，收入《漢書？董仲舒傳》、樓郁《春秋繁露序》、《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程大昌《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等八篇《傳序題跋》。文內天頭輯有孫月峰等約八十位學者、四百三十四條評點；正文有“。”斷句，有“丶”標注重點。 其寫作背景，沈德潛謂“崇安典齋董君，江都後裔也。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穿穴注疏垂三十年。念《繁露》一書，流傳未廣，質奧難明，佐郡餘閑，創爲《箋注》”。(沈《序》，葉1—2)董天工亦自認是仲舒後裔，并謂：  仰瞻譜像，企慕宗風，謬爲《箋注》，恨未成冊。而《繁露》一書，自前朝孫月峰評本、王道焜刊本之後，未有重刊者。恐日久湮没，因於辛未夏，將王本重刊流播。茲《箋注》成冊，就正巨公，再付梨棗，以公同好。(《凡例》，葉8)  從前述版本及匯評諸家來看，沈謂“《繁露》流傳未廣”，董謂“未有重刊”皆不合實情。董天工并未明白交代其箋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信息，不過這裡透露出王道焜刊本及孫月峰評本是其利用的主要本子。王道焜刊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春秋繁露總評》(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董仲舒著，明王道焜閱”，共十七卷，八十二篇(闕文三篇，卷十三《四時之副》董箋本闕)，有標注重點而無句讀。孫月峰評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孫鑛《春秋繁露敘》、汪明際《春秋繁露序》、沈鼎新《春秋繁露小引》、朱養和《春秋繁露凡例》、《春秋繁露目録》、班固《董仲舒傳》，書后有《題跋附録》(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春秋繁露後序》、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廣川董仲舒著，明東海孫鑛月峰評，西湖沈鼎新自玉、朱養純元一參評，朱養和元沖訂”等字，書眉有孫月峰等評點四百八十余條，正文有“。”斷句，有“丶”標注重點，并有小字旁注。朱養和於《春秋繁露凡例》云：“是書從未見評閱，即有秦漢文諸家評，亦偶爾拈示，未罄其全。余好搜奇，得月峰先生善本，洵稱沈中鴻秘，遂集諸名家評識，復增訂於蒨園之花齋，一字片詞非綜大綱，即揭隱旨，洗盡套語，令一覽瞭然。閱五匝月始成，細覈精詳，良工心苦。” 將董箋本與王道焜本及孫月峰花齋本比較，可得如下判斷：(1)董天工於《凡例》提及的王本及孫本，恰是其箋注參考的主要本子；(2)王本、孫本皆沿襲了江右計臺本以來的題、跋、序等，董箋本亦自然沿用之，故不必如黃聖修所謂從編排方式判斷天工“用力甚勤”；(3)《春秋繁露》匯評自花齋本始，朱養和爲收録諸家評點花了不少時間，董箋本之文眉評注則直接襲自花齋本(花齋本評點格式爲“某某評”，董箋本格式則爲“某某曰”)；(4)從評點數量來看，董箋本少於花齋本，除去董天工自己所評點的70余條，其對花齋本收録的評點有所刪減；(5)董箋本斷句及標注重點亦襲自花齋本；(6)董天工於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夏重印王本，可能考慮到其篇幅相對簡明，故其《箋注》則更多參考了花齋本。 無論如何，作爲首個《春秋繁露》的箋注者，董天工在毫無參照的情況下從事箋注工作，雖未必如沈德潛所謂“穿穴注疏垂三十年”，但從其重刊王本到《箋注》出版之十年，自當花費不少心思。  三  沈德潛謂董天工“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可謂實情，此自董天工《凡例》亦可見之。天工雖反復言《繁露》宗《公羊》，但於《左傳》、《穀梁》乃至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亦間或引之。其謂：“廣川公《繁露》錯舉春秋時事，特具隻眼，闡出孔子作《春秋》之微意。大意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其論事則有經禮、變禮、正經、制權，其論人多爲之原其志。”(《凡例》，葉1)又謂：“《繁露》八十二篇，自第一篇至第十七篇，詳論《春秋》得失興亡，以昭法戒。自第十八篇至末，則言官制、度制、服制、治道、爵國、仁義、知性、郊天、四祭、求雨、止雨、陰陽五行。雖不盡舉春秋時事以證明之，然無不本《春秋》大義以發其理，所以載於《春秋繁露》中也。”(《凡例》，葉3)這表明，董天工對《公羊》家法雖有所自覺，但并不刻意强調。將董天工看重的“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比之於其後研治公羊學諸家著力表彰的“大一统”、“通三统”、“張三世”可見，實難將天工視爲清代公羊學的“首創”。這恐怕也是《箋注》在後來被主流學術忽視的原因之一。 《春秋繁露箋注》除原刻本尚存外，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辑第二册，第165—309頁。《箋注》之後，校注《春秋繁露》者甚夥，重要注本有凌曙(1775—1829)《春秋繁露注》(1815)、董金鑒(生卒年未詳)《春秋繁露集注》(1906)、蘇輿(1873—1914)《春秋繁露義證》(1910)等。蘇注有中華書局(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叢書)鍾哲點校本，頗可參考。鍾肇鵬主編之《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目前可供學術研究的集大成的版本；張世亮、鍾肇鵬、周桂鈿譯註之《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系“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之一，是研究與普及的良選。  四  由於《春秋繁露》已有優秀版本問世，故此次整理以呈現《箋注》舊本舊貌爲原則，加以現代標點，并略作校注。 整理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原刻本爲底本。於《箋注》原文一般不作校改，遇難以辨識的異體字或俗體字時，改爲規範的繁體字，不出校記；少數字詞有訛誤而影響文意者，參以《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出校記。 《箋注》重在傳事，不固守一家，兼採《左》、《穀》，於《繁露》用典多有出注。此次《箋注》之後再爲校注，於此稍簡：即《箋注》已注者，新增校注僅於必要處略作補充；《箋注》未明者，校注亦僅於必要處對人物、典故、制度等稍作贅述，部分生僻字注以現代漢語拼音。 爲避免與《箋注》注解重複，亦爲貫通文氣計，字詞的注解緊跟其後，而涉及文意者，一般在整句后出注。同一字詞及文意，一般只在其首次出現時出注。 《箋注》所收録的前人評注，頗能指示文章關鍵，故此次整理全部照録。《箋注》原有圈點，因已加現代標點，且爲使書面清朗，此次整理將其刪除。 爲清眉目，原《繁露》正文排以宋體小四號字，原《箋注》夾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原天頭之評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相應位置，以“○”示之。 新增校注文字一般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并以括號“()”示之，以與原注區分；新增校注較長者，則出以腳注。 自古典政治哲學陶鑄吾國固有思想學術，方興未艾而大有可爲。我們亦是初窺門徑，學力尚淺，故此整理本多有不足之處，甚願有識君子匡正。我們亦希望未來能藉著《春秋繁露》這把鑰匙，打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大門。  黄江軍 乙未年八月識於三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