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精选集

海派文学代表性作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华丽柔婉如张爱玲，被誉为“俗世中的民间传奇”，获布克靠前文学奖提名收入成名作、获奖作、代表作等。“世纪文学经典”精装书系，华文20世纪名家荟萃，读者和专家共同评选，名作汇聚，学者作序，宜读宜品宜藏。
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存在，她的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王安忆的许多作品都表露出一种前瞻性的姿态。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本书收录的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天仙配》《小鲍庄》《我爱比尔》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它们不仅在王安忆的作品中，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目前，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意义。获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的《我爱比尔》描写了师大艺术系的阿三由一个纯真的女学生堕落成劳改女囚的故事。《小城之恋》则描写了蒙昧压抑下畸形的两性关系，故事发生在时期一个封闭的小城里，王安忆以女性作家的艺术敏感和同样身为女性的性别体验和感悟，细致精到地捕捉住了女性由早期青春的躁动到成熟女性的坚韧再到郁晓秋式的逆境中的顽强挺立。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遍地枭雄》等数百万字的小说，以及散文、论文等作品。

以寻找与发现站立当代文头
中篇小说
流逝
小鲍庄
小城之恋
我爱比尔
临淮关
隐居的时代
短篇小说
天仙配
花园的小红
发廊情话
一家之主
创作要目
（本书目由贺绍俊选定）

以寻找与发现站立当代文头
晓华汪政

一
王安忆是当代一个颇具特色的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后期，王安忆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一开始的两篇《蚌埠》和《从黑夜出发》就给人很大的冲击力，她将自己十几年前的短篇写作背景推出了人们的阅读参照系统。《蚌埠》显然吸取了中国历史书中写“志”的一些经验，一座城镇占据了小说表达的大部分空间，蚌埠的地理位置、经济特点、车站、码头、浴室、旅馆以及家居生活在此都得到了细致的展现，它是可以称得上“地理志”或“风俗志”的，但仔细读过去，一种感伤与怀想会在文字里慢慢地氤氲开来，蚌埠虽然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它却渐渐退却为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人，70年代与蚌埠有着生活关联的人却从那物的缝隙里钻了出来，他们，才是作品真正的主体。《从黑夜出发》也是一篇在形式上有突破的作品，它同样质疑和废置了我们关于短篇小说的一些经典概念，这里没有情节，没有确定的叙述环境，只有一个叙事人“我”放松而轻盈地在语言里漂浮。小说想象奇特，天马行空，叙述飘忽奇诡，即使放在80年代末的实验小说中也称得上独树一帜。
从这两篇作品可以判断，王安忆的这次相对集中而专注的短篇写作是一次自觉的艺术行为，这并不是说，王安忆对短篇有了现成的乃至定型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图式，如果说有的话，那恰恰是未定型的。短篇小说确实是一个有限的艺术空间，从来都是写作者在技术上的角力场。因此，在王安忆看来，如果在她的短篇小说重新“开张”时不先将场地拓开，后面可能也就缺乏足够腾挪的场地与高度，这可能是《蚌埠》《从黑夜出发》等作品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为后来的诸如《天仙配》《酒徒》一类的小说吃惊，因为这种经典重现也是短篇的可能性存在之一。
构成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短篇小说创作主流的是像《喜宴》《开会》《青年突击队》《花园的小红》《王汉芳》等一批乡村小说，它们虽不似《从黑夜出发》一样尖锐，也不似《天仙配》一样面面俱到，但倒是将一种新的尝试通过反复的书写使之在稳健的推进中臻于完美，它们的风格是写实的，叙述者将叙述内容组织起来的线索是一些具体的时间、空间或某一个日常的事件和话题，以此取代了传统的富于戏剧性的情节，这样，人物就被凸现了出来，场景也被凸现出来。以《喜宴》为例，小说写村上的一个小学老师娶亲，知青们应邀去吃喜酒，小说记叙的基本上是吃喜酒的全过程，细致、翔实，似乎没有任何的技巧，如实的一步步道来，新郎、新娘、亲友、知青、小孩、帮忙的，各色人等，各种表情，在一个阴天的午后共同演出着乡村的一出风俗剧。《青年突击队》《花园的小红》《王汉芳》等作品，或以某个人为主，或如冰糖葫芦般串起一群人物，用速写的形式勾勒出他们的形与神。这样的小说尽可能地回归到了原初的日常生活，在王安忆看来，它们比起一些有象征意味的理念小说来，更具趣味。她认为它们来自于“感性的经验”，有一个明显的题材上的特征就是这类作品叙述的都是过去的农村，王安忆认为现在的生活是经不起这般书写的，而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造成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改变所产生的美却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了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10期。不仅仅是形式，或者说“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10期。。而过去的生活恰恰是具有精神性的，“那时候，生活不像现在，这样的人工和格式化。它和自然靠得更近，劳动和收获直接从自然之中攫取，它所受到的制约，因是从自然的状态中生出，就有了一种神性，成为了仪式，因而具有了审美的性质”。《二篇小说谈》，《北京文学》2000年第1期。其实，审美是一个方面，因为即使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祭奠插队的日子，也还有另一番世俗的人间情怀。似乎是为了维护叙述对象的完满自足，不去破坏它们自在的天然的美，王安忆显然故意压低了叙述的声调，更重要的是拉开了叙事的距离，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在冷静地看，静心地听，这是从叙事语调与节奏上一眼就可以感觉到的，但就是在这些平实冷静的语调中，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叙事人的温情、怀想与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