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精选集

上溯明清小品，师承沈从文，以散文之笔写小说，于浓郁乡土气息中散发古典清雅韵味，成为继老舍之后的京派文学代表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收入《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世纪文学经典”精装书系，华文20世纪名家荟萃，读者和专家共同评选，名作汇聚，学者作序，宜读宜品宜藏。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散文和小说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是认可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还能写一手很好的小说。如果说读汪曾祺散文我们享受的是闲情逸致，读汪曾祺小说我们感受到的则是诗情画意。
本书精选汪曾祺在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精华，涵盖成名作、口碑作，是作者小说创作全貌的很好缩影，包括《复仇》《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名篇。汪曾祺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个性。早期追求诗化的风格，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中年的小说语言糅进了不少方言，不同地域人物的对话犹显文化差异；越近晚年越平实，基本上走了一条从奇崛向平淡的发展道路。

汪曾祺，于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他的父亲受过新式教育且多才多艺的人。汪曾祺受家庭影响，从小养成了平易、温和的性格。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得以在闻一多、朱自清和沈从文等名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21岁，开始在校刊《文聚》上发表诗歌和小说。浓郁的乡愁与市井人物，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风格。1946年起，在上海的民办致远中学教书两年。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
复仇
小学校的钟声
冬天
翠子
囚犯
老鲁
戴车匠
艺术家
邂逅
异秉（一）
异秉（二）
受戒
大淖记事
岁寒三友
故里三陈
鸡毛
晚饭花
鉴赏家
徙
八千岁
求雨
小姨娘
露水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薛大娘
名士和狐仙
礼俗大全
侯银匠
黄油烙饼
七里茶坊
八月骄阳
讲用
金冬心
云致秋行状
天鹅之死
安乐居
子孙万代
祁茂顺
瑞云
双灯
樟柳神
鹿井丹泉
创作要目
（本书目由季红真选定）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
季红真
……
汪曾祺的一生是为艺术的一生。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以民间生活的题材引人入胜。五行八作中的能工巧匠、倒了运的农民、各种各样的小商人、邂逅的囚徒、见多识广的食客、淳朴的劳动妇女、亦僧亦俗的和尚、风流倜傥的名士，是最基本的人物。从中可以看到他思想的丰富渊源，对于时代的独特回应。
他的思想有过明显的变化，一生经历了多次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
20世纪40年代的战乱时期，他正值民族与个人的双重危机，精神陷入极度的迷惘。另一方面，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风气，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的第一篇小说《复仇》是以仇雠和解为主题，而且写了两遍，可见他对于这个题材与主题的重视，其中是大有深意的。和平民主是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的社会理想，汪曾祺的业师中多有从学者到民主斗士的典型，比如闻一多和朱自清。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之后，他在晚年的不少文章中，以自己切身的感受表达了对于残酷的文化专制制度的愤懑，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基本的政治立场。
经过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漫长的思想改造，他曾经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好，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80年代，主流理论界正以人道主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希望有人能够写文章，论述一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可见他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者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这样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他理解、选择传统文化的枢机。他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孔子是一个很可爱的普通人，甚至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作品中一再出现具有名士风度的人物。佛教的思想更是一开始就流露在他的笔下，“冤亲平等”的观念使他的《复仇》被选入佛教小说集，晚年撰写的《释迦牟尼》，更是充满了景仰之情。而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以艺术为轴心，融汇在他的思想血脉中。他称赞孔子以自然中的潇洒生命状态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推崇《庄子》的艺术成就，多次写到具有充满世俗精神与艺术趣味的僧人，都可以看出艺术化了的丰富思想源泉，成为他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尽管他迷恋传统文化，但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封建礼教有着明显的批判。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深受封建文化毒害与压迫的，另一种则是具有健康的人性。而这一类女性多数来自民间，属于乡村和市民阶级的劳动女性。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遗风，不仅是对贞操观念的否定与对情感价值的肯定，也包括了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此外，对于民间人物的赞美，也体现着他对于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掘，对文化失范的痛切感受。有读者写信称赞他的《七里茶坊》，写的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这比任何专家的评价都使他更高兴。他评价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用了“礼失求诸于野”的古语，反映了他对于民间文化所保留的先民道德的激赏。这些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他对于民众的愚昧有着深刻的洞察，愤怒于统治者的“神道设教”对于民众思想的钳制，说“愚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启蒙理想，融化在他的思想血脉之中，使他和20世纪激进的民粹主义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以存在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美学。他在西南联大的自由阅读中，存在主义是重要的部分，而以之为背景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他的启发是决定性的，法国作家加缪、纪德，英国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西班牙作家阿左林，都是启发了他创作的重要人物。他在获得艺术滋养的同时，也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他真诚地主张“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忏悔早年对于现代主义的心仪，但是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一直像暗流一样，隐蔽地存在于他的创作中。直到晚年，他才可以坦诚地说，一个完全没有困惑的人不是现代人，人经常是寂寞的、无聊的、孤独的，人都是孤儿。甚至劝告青年作家不要过早归于平淡，在作品中多注入一些悲悯。坦然地说，赞同加缪的观点，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
这样丰富的人文思想，使他的作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之间，以艺术的方式完成了个性化的表达。或者说，他在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大冲撞、大交汇处，确立了艺术的精神。在这里，艺术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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