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人文与社会译丛/(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一书是意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加塔诺·莫斯卡在书中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著名的统治阶级论，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莫斯卡也凭此与帕雷托一道，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中“统治精英理论”的首创者。

统治阶级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体组成，他们管理国民事务，垄断国家权力，独占各种荣誉。因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统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由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莫斯卡的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加塔诺·莫斯卡，意在利都灵大学宪法教授、罗马政治制度和理论讲座教授，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作为一名长期参与政务的学者，他曾担任议会议员和参议员，并在1914――1916年间担任政府殖民部次长职务。主要著述有：《关于政府和议地制的理论》、《统治阶级》等。莫斯卡首次系统而全面提出了著名的统治阶级论，他与帕雷托一道，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中“统治精英理论”的首创者。

英译本前言 第一章 政治科学 第二章 统治阶级 第三章 封建和官官僚制度 第四章 统治阶级和社会类型 第五章 司法防卫 第六章 选举权和社会势力 第七章 教会、党派和教派 第八章 革命 第九章 常备军 第十章 议会政治 第十一章 集体主义 第十二章 统治阶级的理论 第十三章 政治组织的类型 第十四章 政治组织的演化 第十五章 统治阶级中的原则和倾向 第十六章 统治阶级和个人 第十七章 代议制政府的未来 索引与参考文献

英译本前言 1. 泰纳和莫斯卡：《理论》 加塔诺·莫斯卡关于统治阶级的理论最初成形于1878—1881年间，当时他是巴勒莫大学安吉罗·梅塞达哥利亚安吉罗·梅塞达哥利亚（Angelo Messedaglia，1820—1901）的学生之一。他对泰纳在《古代政体》中使用过的方法进行概括时，想到了这一理论。应该记住，在这本书中，泰纳从旧王朝的黄金时代统治法国的各种集团的衰落中寻找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他在国王、教士和贵族这三个标题下对这个阶级作了思考和分析。 学生时期的莫斯卡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任何社会都可以用泰纳分析君主制法国的方式来分析；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尽管19世纪流行多数人统治的学说，他还是发现了一个最富有成果、最有启发性的假设。如果仔细观察任何国家，不论它是通常称之为君主制、专制或共和制，都必定会发现实际的权力从未被一个人行使——不论是君主还是国家元首，这种权力也不是由全体公民行使的，而是被一个特定集团所行使，其数量与整个人口相比总是很小。泰纳也已经说明，路易十四时代辉煌的法国文明的特征，更多地是法国官僚阶层的特征，而非该国一般老百姓的特点，而且，这种辉煌似乎与17和18世纪法国官僚阶层发挥作用的特殊条件有关系。这条原则也能够被普遍化成这一定理，即某个社会在特定阶段，其文明的主要特征将是那些统治集团（政治家、统治者们）的特征。 今天莫斯卡已经80岁了；但是在他的漫长岁月中，莫斯卡从未忘记19世纪70年代他体会到的那种发现的兴奋，这时他发现自己掌握了开启人类历史秘密的金钥匙。说实话，莫斯卡这一发现的原创性经常成为他同事和竞争者争论的话题；而且在过去50年里，学者们忙着罗列出许多思想家，这些人注意到了如下这个对所有人都相当明显的事实：即在任何时候，在所有人类团体中，总是有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 “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这句格言是一个真正的格言；可以说，它包含了一半真理，对于一个格言来说，包含这么多真理已经相当不少了。大体说来，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还会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他们全部至少从他们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实在；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情感；我们可以想像，他们都思考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人类文明史却显示出，每个人以无穷无尽的各种方式评价他看到的各种事物。或许自亚当以来，没有人不具有几分重力法则的知识；但是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没有人想到把注意力集中于下落物体，使它成为科学革命的支点。自从该隐和亚伯以来，没有人意识不到，人们传播道德原则，然后却经常不顾道德原则使用他们具有的权力，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如此。然而，在马基雅弗利之前，没有人想到考虑这个现象，并在它之上创立消除伦理因素的科学政治学。我相信克罗奇在什么地方说过：思想家的原创性不依赖于他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而经常在于他们时而强调这个、时而强调那个平常事物。我想为了有利于人数不断增多的追根溯源者，此处稍稍离题是有用的，这些人花费时间勾画文献和科学的平行线，却不考虑什么问题该被强调，或者天才之士如何利用凡俗事物。中世纪威尼斯人或古罗马人掌握了相当多的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概念，以至于他们作出了细致的立法来涵盖阶级关系，甚至涵盖社会的基本单位从一个向另一个阶级的运动。然而，还是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或古罗马人形成了莫斯卡那种关于统治阶级的理论。阶级在欧洲是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外在事物，而且没有几个欧洲作家能够在讨论社会问题时，避免最后遇到各种形式的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循环这样的事实。然而，他们没有人利用了莫斯卡指出的阶级事实，圭西亚迪尼没有，马克思没有，泰纳也没有。相反，人们可能说出那些与莫斯卡比肩或利用了他学说的人——米切尔斯、索列尔和帕雷托。 为什么个别的思想家强调了每个人都观察到、并且想当然的关系和事实呢？通常这些个人思想发展的问题无法被历史恢复。我们绝不会知道为什么伏尔泰能成为一个喜欢嘲弄的怀疑论者，而他的兄弟却是一个虔诚的“狂热信徒”。的确，我们知道，在激烈和自由的文化活动阶段、如果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被放置在某个一般环境中，面对一般性的问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得出同样的解决办法。通常人们作出在一定阶段，一定的观念和一定的思维方式看来“会流行”这样的评价时，会想到这一事实。索列尔在20世纪头十年间发展了政治神话的概念。莫斯卡在20年前发展了他的“政治模式”的概念。索列尔不是一个细心的学者。他对莫斯卡一无所知。但是，这一概念明显地“在流传之中”。在莫斯卡两代人以前，社会主义已经在强调阶级冲突，而且特别是在意大利，有教养的阶层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作为“领导”或“指导”阶级的职责和义务。因此，不必奇怪在莫斯卡和他前后的其他思想家之间有如此明显的类似。 尽管除了个人回忆和自白这些本身就不太可信的东西，个人思想发展的细节通常不可察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某些一般的环境因素，它们看来会影响个人强调某些方面。当我们发现莫斯卡在1878年掌握了泰纳的理论时，我们不能忘记，莫斯卡是意大利人，而泰纳是法国人。我发现泰纳非常法国化，他从未对他使用的方法的一般联系感兴趣。实际上，当泰纳继续构建他关于旧政体的知识结构时，他不时被引入歧途，赋予一般性和世界性的现象以特殊的原因（与排斥法国贵族的封建职能的这一事实相联系）——例如，过分考究、惟理性、礼貌、显耀等，所有这些都在远非黄金时代法国贵族的统治阶级所处的时间和环境中反复发生。我也发现，泰纳非常法国化之处在于，他从不在《由来》中免除他对良好公民身份的偏爱。泰纳的确向往苛刻的和严谨的历史方法，但他只能把历史当成某种为较高的道德理想服务的工具。 相反，莫斯卡是一个意大利人，自然就具有分析性的思维方法。他依靠泰纳的方法作为一种直接思维的工具，并设法变得客观，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这种客观程度对于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来说相当令人吃惊。我发现这是非常意大利化的。意大利人很容易并且自然而然地做别人即使不是完全不做、也很少做的事情，并且只会以巨大的努力，遵循严格和持续的纪律去做它们：他们按照差别法进行思考。当世界的其它部分正在寻求说明“真的是善的，善的是真的，并且两者都很美丽”之时，意大利人则忙着把德行、真理和美丽分开，并且既在心中也在理智中这么做。也许这就是伟大的意大利人对“文明的贡献”，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总是试图发现这种贡献。 我们可以恰当地补充，莫斯卡是一个西西里人（1858年生于巴勒莫）。这一点也决定了他个性中的因素，美国人特别应该牢记这种个性。在通过思考来接近生活这一点上，美国人通常与西西里人极端对立。美国人不耐心于理论、怀疑哲学和一般性原则。我们研究历史，但几乎从不研究历史哲学。没有几个美国律师与法律哲学有什么联系。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对理论归纳显示出确定的兴趣，他会被当作一个不实用的危险物，从公共生活中被驱逐出去。另一方面让人惊异的是，相当多著名的美国人如此缺乏理论规范，却可以在生活中过得很好，走得很远。在更加深刻的欧洲人那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有着无知和幼稚的名声，这部分归咎于理论的缺乏。美国的理论水平比欧洲大陆的理论水平低多了。反过来，欧洲大陆在这方面总体上又在意大利之后，而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又趋向于南方人。在莫斯卡一篇作为1884年版《理论》序言的有趣“自白”中，说他儿时的主要兴趣在历史和吹嘘他的博闻强记上。但是在历史学家莫斯卡那里打动人的是这一事实，即历史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变成了一般性原则、齐一性或哲学。对维科和布鲁诺是这样，对克罗奇也如此，他们都是意大利南方人。 其它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西西里的，可能与莫斯卡观点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而他则首先把这种观点归因于泰纳。在1884年的《理论》一书中，莫斯卡严格坚持研究国家，这种兴趣甚至在《原理》一书中也举足轻重。与从马克思到帕雷托在内的思想家对阶级或统治阶级概念的使用相比，莫斯卡这种狭窄的领域就更加令人注意。无疑，这是因为莫斯卡作为宪法和政治理论的学者开始其学术生涯。他首先在巴勒莫（1881—1886），然后在罗马（1887—1995），成为这些题目的无薪讲师。从罗马开始，他接着成为一名都灵大学（1895—1923）的宪法教授，后来又返回罗马（1923—1931）成为政治理论教授。现在很清楚的是，政府本身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而统治阶级理论的含义，如泰纳在19世纪60年代所应用的和莫斯卡在1881年所设想的那样，则开始于把社会当作整体，并趋向一般社会学。莫斯卡从来不是要在这个方向去超越《原理》一书中达到的界限。也许以一种职业的专业化精神，也许是因为实践的原因，他总是向后和向内返回严格的宪法或政治问题，把他最丰富和最有启示的思想变成暗示、断言、或偶然的观察，但是无论如何都未加以发展。 可以把莫斯卡平静的传记中显示出的政治倾向称作西西里式的。并非所有西西里人都是政治家，但是当一个西西里人是政治家时，他会是一个好政治家。西西里人适合搞政治，就像鸭子适应水一样。北方意大利人当然也参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其中制造了许多骚乱。他们大声喊叫，在街头临时演说台挥舞手臂。报纸上充斥着他们的宣传、论战、向罗马的游行。他们打文字官司并参加决斗。最后他们进入政府，很可能只担心下一次运气如何。与此相反，西西里人只是乘火车到罗马，那里有一辆四轮马车等着把他带到卡都西称为“国会大厦最高点”的地方。这多少就是莫斯卡在公共生活中的经历。他在1887—1895年担任意大利下议院刊物的编辑（这是一种官僚性职位，它使得莫斯卡在担任大学无薪讲师时能维持生活）。1908年，莫斯卡自己成为一名下议院议员，以自由保守党的立场连任两届议会，直到1918年（包括战争年月）为止，同时还担任了萨兰德拉政府（Salandra，1914—1916）的殖民部次长。1918年，他通过正常的皇室任命成为终身参议员，所有的经历都没有任何喧哗、任何狂暴的争吵，甚至没有任何特别公开的声誉。普利佐里尼和帕皮尼（Papini）试图在1903—1904年间宣传莫斯卡——用那时的话说，就是“把他确定为一个公众财富”。 普利佐里尼在其1912年的“声音”系列中作出了第二次努力。需要提及，莫斯卡生涯的这个方面总是杰出的（eminent），但从未特别著名（prominent），它只是加强了他的某种精神态度，使得他倾向于让自己的这种工作永远保持萌芽的形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把这种工作服从于某个政党的前途。 意大利和西西里背景、专业前途、学生时代就显现出来的政治才能，有助于我们明白莫斯卡在1881—1883年间对其统治阶级理论的发展。此时，莫斯卡获得了三、四个简单观念，他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它们勾画出近代国家兴起的历史轮廓。他觉察到，与大多数人统治的理论相反，社会总是被少数人、被寡头们统治。因此，流行的政府分类方法——如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孟德斯鸠的（专制统治、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和斯宾塞的（军事的和工业的国家）——比起对寡头们的分类来，都能够被省却。莫斯卡尝试着进行这种分类，得出了几种类型：军事和教士贵族制、世袭贵族制、地主贵族制、流动财富（金钱）贵族制、德行贵族制（也就是允许社会中各种成分特别是贫困阶级自由获得权力）。现在看来，历史上流行的各种政治理论——基于种族或家族概念的“特选民族”理论、神权理论或大众主权理论——都没有反映出潜在于这种分类下面的实在。因此，莫斯卡继续发展了他的“政治模式”理论。总是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但是这些少数人从不停留在掌握权力这一简单事实上。他们总是通过理论和原则把他们的统治合理化，这些理论和原则反过来又建立在那些被统治者接受的信仰和伦理系统之上。这些“政治模式”包含的东西极少可以被描述为“真理”，但是它们不应该被看作诡计多端的统治者刻意的欺骗或神化。相反，它们表达了人性中一种深刻的需要。通过它，人类更容易顺从抽象的普遍法则，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 这些观点在1881年成熟起来，在1883年完成并于1884年出版的《关于政府和议会制的理论》中得到明确表述。尽管这部书为时已久，而且莫斯卡以后又写了其它著作，它还是具有影响力和原创性。11年后的1895年，莫斯卡完成和出版了他的《原理》（《政治科学原理》，1896）。 与《理论》一书相比，《原理》以更全面的形式以及一系列相当有启发性的新观念阐述了统治阶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