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式与变式:近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本书细数从中古时期到近代的“把”字句发展历史，进行了历时的研究；对每个时期“把”字句的常式与多种变式细致分析，进行了共时的研究。本书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并增添了对新发表成果的研究，因此研究基础扎实，研究资料丰富，对现有“把”字句研究成果起到一定的补足作用。

本书以汉语“把”字处置句式为研究对象，对其产生、发展、特点等问题进行历时的考察与共时的分析。历时考察分为唐五代、宋金、元代、明代、清代、近现代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中的“把”字句处置式作统计分析和语义特点研究，并讨论了该时代前后与“把”字句产生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对“把”字句变式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追踪。

朱玉宾，汉族，1979年生，山东莱芜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现任教于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曾在《中山大学学报》《汉语史研究集刊》等C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山东省社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各一项。

目录 第一章绪论/1

绪论 第一节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 一、 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研究近代汉语处置式“把”字句后文简称“把”字句，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把”字句专指表处置意义的“把”字句。这一重要的语法格式。对“把”字句的来源、发展过程、特点等方面进行历时考察，重点在发展方面。以往研究“把”字句，多重在产生方面，而对其发展的研究，除了在专书语法研究或以单篇论文的形式作描写外，主要是在论述其产生时为方便分析进行分类，系统的、细致的描写却很少。本书将近代汉语“把”字句分为常式和变式两个类别进行考察，描述“把”字句的发展历程。对于常式“把”字句，本书主要从动词前后成分的出现与发展、宾语的复杂化、与其它句式的结合、否定形式的变化与发展等方面着手，考察各个方面出现的大致时间以及呈现出的特点，并相应分析“把”字句功能的发展变化。同时，对近代汉语“把”字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特点的变式作历时的考察与共时的分析，追踪其发展脉络及规律。本书也对当前“把”字句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如与“将”字句的竞争过程及其成因，描述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特别是“把”字句的发展特点等。 二、 研究材料 本书选取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的作品作为语料，在此封闭范围内，对近代汉语“把”字句作穷尽性的考察。自唐至清，本书调查的文献典籍主要有以下35种，即： 《全唐诗》《初学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唐西域记》《游仙窟》《敦煌变文集新书》《祖堂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朝北盟会编》《朱子语类》《古尊宿语录》《五灯会元》《董解元西厢记》《话本选集(宋元)》《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关汉卿戏曲集》《西厢记》《元刊杂剧三十种》《话本选集(元明)》《训世评话》《三遂平妖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醒世姻缘传》《金瓶梅》(崇祯本)、《聊斋俚曲集》《儒林外史》《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孽海花》《红楼梦》(前80回)。书中采用的其它典籍行文中会另有说明。 第二节研究现状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把”字句等同于“将”字句，对其产生过程常常一笔带过。因此在概括“把”字句的研究现状时，需要通过梳理处置式的研究概况才能体现出来。 处置式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首先提出“处置式”这一术语“处置式”的概念，是王力1943年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提出的，有人认为是1944年在《中国语法理论》中提出，并不准确。。此后，汉语处置式，特别是“将／把”字句，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成果颇丰。但现有研究较少有以专题或专著形式进行系统而细致考察的成果。 目前学术界对汉语处置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汉语处置式产生问题的讨论 关于汉语处置式的产生及来源争论较多，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字句是否应该看作是处置式的早期形式对于“以”字句作为处置式，已有逐步认可的趋势，明确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有张华文(1984)、何亚南(2001)、刘子瑜(2002)等。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由此导致对处置式的产生出现不同的观点。二是处置式是由一个相同的演变过程发展而来还是各有不同的产生途径。这两方面又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观点： 1. 处置式的源头是上古汉语中的“以”字句。P. A. Bennett(1981)、陈初生(1983)等较早提出这一观点。P. A. Bennett(1981)一方面认为古代汉语的“以”字结构是处置式的前身，一方面又认为处置式是通过重新分析而产生的，二者的关系没有论述清楚，这是其矛盾的地方，蒋绍愚(1994)已经指出过蒋绍愚说：“Bennett这篇文章存在一个矛盾： 一方面，他认为古代汉语的‘以’字结构是处置式的前身，一方面，他又认为处置式是通过重新分析而产生的。按照前一个观点，……，那么，从‘以’字结构发展为处置式就只是词汇替换，而并没有发生重新分析。按照后一个观点，如果认为处置式是由‘把＋宾＋动＋宾’这种连动式删去后面一个宾语，并发生重新分析而产生的，那么应该说处置式的前身是连动式，而不是‘以’字结构。”(见《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183页)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章的矛盾之处。。陈初生(1983)认为金文中的“以”字结构就是处置式的早期形式，陈初生(1983)指出:“而后来的‘将’字句、‘把’字句，只不过是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介词的替换(当然不是简单的替换)而已，而并不一定是‘将’字句从‘将’的连动式、‘把’字句从用‘把’的连动式演变而来。”陈初生《早期处置式略论》，《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这种看法没法说明介词“把／将”的由来，以及为什么“把／将”字会用于处置句式。因为能发生词汇替换的词语，必须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法功能，而且已有的分析对替换过程并无明确的论述。 2. 认为处置式的标志词来源于连动式“V1将／把＋宾＋V2”中动词“将／把”的虚化。此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处置式标记词的产生。但这种观点也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比如或没有考察“以”字结构，如祝敏彻(1957)、王力(1958)、贝罗贝(1989)等；或不认为“以”字句是早期处置式，如刘子瑜(2002)等。再如“将／把”在连动句式“V1(将／把)＋宾1＋V2＋之”(“之”是对宾1的复指)中，是先有“V1(将／把)＋宾1＋V2”的共时变化，还是先有“介(将／把)＋宾1＋V2＋之”的历时变化，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3. 将处置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对其来源分别考察。梅祖麟(1990)认为：“处置式是一种多元性的句式，本身包括几小类，而且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产生的方法也是层层积累。”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根据处置式的结构特点，梅祖麟将处置式分为三类，分别称为甲乙丙型处置式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梅先生将处置式分为三类，分别是(甲)双宾语结构 VB＋O1＋V(＋于／与)＋O2 ，即处置(给)、处置(作)、处置(到)；(乙)动词前后带其他成分 VB＋O＋X＋V／V＋Y；(丙)单纯动词居末位 VB＋O＋V。，并认为各类有不同的来源。这一观点对于形式复杂、变式繁多的汉语处置式来说，具有建设性意义。学界对乙型处置式(即去掉介词后是一个受事主语句)来源的分析发难较多，梅祖麟认为该类处置式是在受事主语句前加上介词“将”或“把”。对此，学界主要认为有大量的处置句式去掉“将”或“把”后并非是受事主语句，从而提出质疑。笔者认为梅祖麟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并不是对处置式来源的解释，而只是对处置式的一种结构分析，结构分析并不能代替来源的解释。吴福祥(1996)也根据处置式的语义特点，将其分为“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这一分法被学界普遍接受，影响较大。但对于其中“致使义处置式”的来源及其与处置式的关系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蒋绍愚(2015)对“把”字句从处置演变到致使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4. 认为汉语处置式是线性的统一发展过程。冯春田(2000)认为处置式是从“以”字结构通过介词替换和功能扩展发展而来，各种形式的出现是处置式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冯春田（2000）说：“总之，我们认为，从意义上说，汉语的处置式从处置的给、作、到以至于表示其他的处置，又出现致使义处置，是处置式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同一基本类型的处置句式本身的嬗变。”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0页。但并没有详细论述这一嬗变过程。吴福祥(2003)改变了原先认为不同处置式的类型有不同来源的看法，借助于“重新分析”“动词配价”等理论，认为汉语处置式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连动式＞工具式＞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对于这种“大一统”的观点，笔者以为有两个前提性的问题必须要先得到证明： 一是充分证明“以”字句就是处置式的早期形式，二是论证连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确实存在先后关系；否则，结论很难成立。对于“以”字句是否是处置式，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以”字句就是处置式，明确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有张华文(1984)、何亚南(2001)、刘子瑜(2002)等。至于第二个问题，也是前提性因素，因为有些研究表明工具式的出现要晚于处置式，如祝敏彻(1957)、钱学烈(1992)等的研究。再者，现有材料显示，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大体同时出现，并不存在明显的时间层次。 对处置式产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鉴于对“以”字句是否为处置式还有分歧，仅就学界认可的“将／把”字句而言，对其产生时间的看法也不统一。 1. “把”字句产生于秦代，这是吉仕梅(2004)的观点。吉文依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的一例“甲把其衣匿臧(藏)乙室”认定“把”字句在秦代产生，学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 2. “将／把”字句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这一观点以潘允中(1982)、孙锡信(1992)为代表。前者在《汉语语法史概要》中认为“将／把”字初期处置式产生于南北朝，已无疑义。后者在《汉语历史语法要略》中认为从南北朝时起已可见“把”用于处置式。两位学者都举了以下两例： (1) 把粟与鸡呼朱朱。(《洛阳伽蓝记》) (2) 彼有怨恶常伺其便，把碎荜茇著其眼中，令彼人眼转暗，更闭不得开明。(《不必定入定入印经》) 笔者认为这里的“把”宜看作动词，后文有述。 3. “将／把”字句产生于唐代，这一观点以王力(1980)、祝敏彻(1957)为代表。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认为:“处置式的产生大约在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之间。到了中、晚唐以后，‘把’字用于处置式的情况更加普遍起来。”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477页。 二、 其它处置式标志词的研究 以往研究最多的是“以”字句、“将”字句和“把”字句，“拿”字句也有研究，如太田辰夫(1958)、孙锡信(1992)、于红岩(2001)等。近年来对处置式标志词的研究多有突破，吴福祥(1996)指出有“捉”字式，曹广顺、遇笑容(2000)指出中古译经有“取”字式，赵长才(2010)也对中古译经中的“取” 字式来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朱冠明(2002)在中古译经中发现“持”字处置式。这些研究都局限于一定的语料，没有展开。其他如“于”字式(张玉金 2004)，“与”字式、“用”字式等是否属于处置式，还有待论证。 三、 处置式发展问题的研究 对于“将／把”字句的发展问题，偶有在语法研究专书中作描述，如吴福祥(1996、2004)、冯春田(2003)、张美兰(2003)等的著作；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的相对多一些，如向熹(1958)、钱学烈(1986、1992)、蒋绍愚(1997、1999)、王森(1995)、张宝胜(1999)等的论文，但多是对某部专书进行描写归类，系统论述较少见到。张美兰(2001)曾对几种句式作过研究，论述相对较全面。处置式发展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考虑，比如动词的前后成分，宾语的复杂化，与动补式、被动式的结合，否定形式的变化，等等，对这些问题可系统考察，进行规律总结。 对于近代汉语“把”字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变式，目前仅见一些零星的论述。袁宾(1992)、冯春田(2000)、刁晏斌(2001)等曾提及“把作(做)”“把当”等形式应该是“把”字句的省略形式，但未作详细论述。张谊生(2005)分析了“把个”句的一些特点，但对其来源和演变过程未作说明。唐钰明师(1988)对“被＋将／把”的使用情况作了分析，概括了两者的结合脉络，但未涉及其他类型的共现形式。王文晖(2001)、蒋平(2003)、张俊阁(2013)等对“我＋把＋你＋NP”句式作了描述和分析，但现有论述争议较大，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是看作为“把”字句的省略式，王力(1943)就认为这类句式是省略了谓语；二是并非为“把”字句的省略，而是一种特殊的“把”字句；三是认为其中的“把”是动词，是一种行事句。在三种意见中，将其看作是一种特殊“把”字句的观点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但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王彦杰(2001)、李炜(2004)等对“把……给VP”中“给”的性质及句式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其中的“给”是起加强处置意义的助词，这一观点概括了该类“把”字句的意义，但没有关注“把”字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它类型的加强式，未作历时演变分析。曾海清(2011)曾对近代汉语中“把与”的成词过程作过论述。王小穹、危艳丽(2012)对“把来”中“来”的词性作过分析，但文章认为“把来”已经词汇化，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另外，现有研究并没有将变式“把”字句放到“把”字句发展过程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对其来源未作深入探讨。总体来看，对于近代汉语变式“把”字句，学界尚未形成成熟的专题研究。 四、 现代汉语“把”字句研究现状 现代汉语处置式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是研究“把”字句的特点及限制条件，如吕叔湘(1948)、王还(1957、1985)、胡附、文炼(1955)、梁东汉(1958)、詹开第(1983)、邵敬敏(1987)、宋玉柱(1979、1981)等，或研究“把”字句的句式含义，或寻求句式各成分的限制条件。特别是20世纪80年末代以来，对“把”字句的研究更加深化，利用新的理论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层面多角度探索，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范晓(1998)、薛凤生(1987)、崔希亮(1995)、张旺熹(1991、2001)等。在研究“把”字句的历史时可借鉴这些成果。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研究多在一些方言调查报告和方言语法研究的著作中提及，主要的著作如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2001)、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1995)、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1993)、林伦伦《澄海方言研究》(1996)、曾毓美《湘潭方言语法研究》(2001)、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论》(2001)、甘甲才《中山客家话研究》(2003)、林寒生《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2002)等。各方言点有关处置式的文章如何洪峰、程明安(1996)，施其生(1996)，麦耘(2003)，王健(2004)，朱冠明(2005)，伍巍、蒋尊国(2005)，左林霞(2001)，孙立新(2003)，辛永芬(2011)，李蓝、曹茜蕾(2013)等，这些成果均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第三节研究意义、方法及内容 一、 研究意义 “把”字句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格式，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它极大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形式。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说：“处置式是汉语语法走向完善的标志之一。”《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47页。对汉语“把”字句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在积极总结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其发展的轨迹，并揭示其发展的内部规律，以便为语法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把”字句在现代汉语及方言中极具特色，用法多样。通过详细考察其在汉语史上的发展过程，分析描述句式的变化与发展，比如句式成分的发展、各种变式的产生发展或消亡、与汉语其它句式的结合过程及特点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现代汉语“把”字句特点的形成过程，总结现代汉语“把”字句的特点，明晰句式的使用条件，为现代汉语和方言处置式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参考。同时对于汉语“把”字句的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借鉴汉语专题研究的传统方法，并适当采用当下语言学的理论。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 (一) 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必须把描写与解释结合起来，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归纳材料所体现的特点与规律，并揭示这些特点和规律的内在机制。本书以翔实的语料为依据，对“把”字句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并对“把”字句的历史来源及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作出了解释。(二) 历时与共时相结合 以“把”字句的发展历程及特点为依据，划分为几个重要的时期，详细呈现“把”字句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面貌。对各个时期的“把”字句作历时比较，考察前后时期的发展变化，并把近代汉语中的“把”字句与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进行对比研究。在各个历时时期，对不同材料中的“把”字句作共时的比较研究，发现和揭示有价值的语法现象和特点，以使历时考察的基础更为牢固。(三)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本书注重对近代汉语“把”字句作定量考察，采用频率、频度等形式进行量化分析。唐钰明师(1991)指出：“我们若能在频率、频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某种历时现象的频度链，那么对揭示这种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层次就有重大意义。”唐钰明《定量方法与古文字资料的词汇语法研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本书力求贯彻这一方法，通过量的考察、频率的分析展现近代汉语“把”字句的发展历程。并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所得出的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揭示量的背后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特征。(四) 借助方言研究成果考察相关问题 把汉语史研究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结合起来，是近年来大力提倡的研究趋向。蒋绍愚(2005)指出：“汉语史研究依据的是死的历史资料，现代汉语方言是活的语言资料，汉语历史演变中出现的一些语言现象，往往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依然保留，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互相补充。同时，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是在历史文献中和普通话中看不到的，这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有启发。”蒋绍愚《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汉语史学报》2005年第五辑。笔者在考察近代汉语“把”字句的有关问题时，时常借助汉语方言的相关材料进行论证，如“把”字句“把＋O＋V＋之”的产生，因汉语历史上有用“之”复指受事的例句，现代汉语方言，如广州话、中山客家话、闽语如海南屯昌话等，都有用代词复指受事的处置式，两者在意义、结构上一致，说明将“把＋O＋V＋之”分析为处置式的合理性。另外如“把＋NP”句式、“把”字句否定后置、“把”字句的加强式等问题都将借助方言材料进行说明。(五) 运用语法化、变换等理论方法研究有关问题 如利用语法化理论解释“把”字句的产生过程；借助变换理论、焦点理论、语用法的语法化等对近代汉语“把”字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 三、 研究内容 本书以近代汉语“把”字处置句式为研究对象，对其产生、发展过程、特点等方面进行历时考察与共时分析，也考察了与“把”字句的产生和发展相关的几个问题。 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对“把”字句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同时简要说明本书的研究意义及方法。 第二章具体介绍“把”字句产生的原因、来源过程，详细考察“把”由动词向介词语法化所需的两个条件——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 第三章至第七章以“把”字句的发展历程及特点为依据，将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产生、初步发展、普遍使用、成熟、现代汉语“把”字句特点的确立五个阶段，详细呈现“把”字句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面貌。把各个时期的“把”字句分为常式和变式作历时比较，考察其发展变化，总结其发展的特点，每一个阶段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在与“将”字句的对比中，概述“把”字句在该阶段的发展趋势及特点；第二，主要从“把”字句的谓语、宾语、状语等几个方面对“把”字句各组成部分的发展过程作细致描写，描述了“把”字句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第三，对“把”字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特点的变式作历时的考察与共时的分析，探索其发展脉络及规律性。 第八章对近代汉语“把”字句的变式进行个案研究，主要讨论了三种变式的成因及特性。 第九章根据前面的讨论，对“把”字句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第二章近代汉语“把”字句的来源及成因第二章近代汉语“把”字句的 来源及成因 “把”字句是处置式中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句式，历来研究一直认为“把”字句的产生和“将”字句大致相同，往往一笔带过，所以我们对它的产生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这一章将讨论近代汉语“把”字句的产生及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