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

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在教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文章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上册
点校说明
序例
卷一 论著之属一
卷二 论著之属二
卷三 词赋之属上编一
卷四 词赋之属上编二
卷五 词赋之属上编三
卷六 词赋之属下编一
卷七 词赋之属下编二
卷八 序跋之属一
卷九 序跋之属二
卷十 诏令之属
卷十一 奏议之属一
卷十二 奏议之属二
卷十三 奏议之属三
下册
卷十四 书牍之属一
卷十五 书牍之属二
卷十六 哀祭之属
卷十七 传志之属上编一
卷十八 传志之属上编二
卷十九 传志之属上编三
卷二十 传志之属下编一
卷二十一 传志之属下编二
卷二十二 叙记之属一
卷二十三 叙记之属二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属一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属二
卷二十六 杂记之属

重  印  序 曾国藩留在近代史册上的痕迹，色彩最浓的一笔，毫无疑问是他的军功。这位有着赫赫军功的一等毅勇侯，实际上却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人。他从父亲的私塾到唐氏家塾到涟滨书院到岳麓书院，受过正规的系统的学院教育。他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到翰林，走过正途的完整的科举道路。直到三十九岁之前，他都是一个专职的皇帝文学侍从。咸丰二年底，曾氏接到朝廷令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大臣的上谕，他最初的态度是一口拒绝。让他作出违旨决定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不识兵戎的文职身份。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在起着作用，但我相信，占第一位的一定是这个，因为这是近于本能性的反应。对于一个业已四十二岁身处高位的中年人，弃文就武、投笔从戎，谈何容易！所以我  历来认为，对曾氏的研究，无论视他为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都不能忽视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一位词臣，一介文人。最能体现他的词臣学养、文人情怀的，除开他自己创作的诗文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部诗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创意于咸丰元年初曾氏供职京师六部期间，成书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安徽宿松军营。在此之前，有一部影响很大的古文选本名曰《古文辞类纂》，编者乃大名鼎鼎的桐城文派主将姚鼐。曾氏对姚很敬重，说过“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话，并将姚列为他所认可的三十二个圣哲之一。姚对曾氏的最大启发，是姚所提出的文章有阳刚与阴柔之分的观点。曾氏在姚的基础上，参照邵雍的四象之说，又将阳刚分为太阳、少阳，阴柔分成太阴、少阴四类。太阳代表气势，少阳代表趣味，太阴代表识度，少阴代表情韵。后来，他又将四类分成八类，即气势类分为喷薄之势与跌荡之势，趣味类分为诙诡之趣与闲适之趣，识度类分成宏括之度与含蓄之度，情韵类分为沉雄之韵与凄恻之韵。吴汝纶称曾氏此种分类，是关于古文的“前古未有”的发现。曾氏自己多次说过，他对古文下过苦功夫探索，有独到的心得体会。他甚至担心若过早去世，他的寸心所得有可能成为广陵之散。对古文的这个分类，应是他古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虽受姚鼐所启发，但曾氏并不盲从姚。当时的散文名家吴南屏曾致信曾氏，说如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这话说到曾氏的心坎里去了。尽管曾氏看重姚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但对此书着重词章家而忽略经史的做法很不赞同。他说经史才是文章的源头。作为国家重臣，曾氏对姚轻视典志、治道也不满。他认为学问于姚所标举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还有经济之学。 重新梳理古文源流，纠正姚鼐的偏颇缺失，这两点无疑是曾氏在《古文辞类纂》的盛名之下，还要选编《经史百家杂钞》的重要原因。 《十八家诗钞》这部书，最先的构想也产生在咸丰年间。据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余在京抄成十八家诗”这句话，可知此书成书当在咸丰二年六月前。曾氏所选的这十八家，都是他本人极为喜爱的诗人。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对他们的诗作表示赞誉，对他们的人品表示敬仰。他说：“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之奇观。”又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在曾氏心中的地位，看到他对自己所敬重的诗人之珍爱。 除开这份情感外，曾氏对诗也有很深的研究。早在京师翰林院时，他就说过：“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曾氏不是个说大话的人，此话当可相信。他曾将所抄的十八家诗细加考究，认为李白、韩愈的诗可列入阳刚中的气势类，韩愈的另一部分诗与苏轼的诗则可列入阳刚中的趣味类，杜甫、李商隐的诗可列入阴柔中的情韵类，陶潜的诗则可列入阴柔中的识度类。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曾氏认为最好的诗文应当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融合起来。他为此提出过“含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观念，说艺术作品若能达到此种境地，才是“文人技艺佳境”。由这样一位在研究与创作两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人，来选编前代诗作，自然可以诞生一部既有品位又有特色的选本。 曾氏所编的这两部诗文选本，收在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中。随着《全集》的广泛流传，这两部选本也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清末民初研习中国古代诗文的最好读本。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友人萧子升的信中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又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古文辞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对曾氏选本的评价，应该代表当时社会，尤其是激进青年士人的普遍看法。 今天，对国学有兴趣的年轻读者，仍可借助这两部选本，从正门进入中国古典诗文的殿堂。二十多年前岳麓书社曾刊印过这两部书，现应读者要求，在原版本的基础上重新予以校订，再次刊印，希望借此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