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时代

“剩女”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群体吗？
北上广深的单身职业女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嫁人？
中国丈母娘推高房价是伪命题？
为何对女性而言，房产远比工资收入更重要？
“剩女”们积极向往婚姻，却在买房与财产分配上做出消极妥协。
历时五年的研究，283例访谈，揭穿“剩女” “大叔控”以及结婚买房、家庭暴力背后的隐秘真相。

洪理达，出生于香港，自小随外交官父亲与语言学家母亲常驻国外。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亚洲研究学学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6年担任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1998年担任美国CNBC驻上海记者，之后以“美国之音”记者身份长期派驻北京。2002年荣获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优秀记者奖。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等媒体。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中国“剩女”
污蔑年近三十的单身知识女性
婚姻、社会稳定与提高“人口素质”
消解女性的已有成就
第二章
房地产盛宴中女性缺席
房地产价值30万亿美元，大多登记在男性名下
“他是房东，我付他房租。”
“我被法律晾在了一边。”
第三章
男女之间的财富悬殊
户籍制度
为什么父母会帮儿子而非女儿买房
国家鼓励买房，房市持续升温
为什么对中国女性而言，房产财富远比收入更重要
第四章
回到明朝
女性财产权利的黄金时期：一千年前？
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
后毛泽东时代的婚姻以及受损的女性财产权
第五章
在家暴中泥足深陷的妻子们
“家丑不外扬”
“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你放弃。”
“我为什么要同意她离婚？我们是一家人。”
第六章
性别平等的反击
女性对专制的反抗
性别与多元性别群体的行动
中国女权的未来

中文版序 谨以本书中文版献给中国的女性，无论你是单身、已婚，或离异，祝愿你摆脱传统和文化的束缚，做真实的自己。 32岁的尚文（化名）有个三岁的儿子，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这在中国并不多见，主要是因为她的父母在2004年帮她买了一套属于她自己的房子。尚文说：“当时的房价还不算太贵，我父母也不知道房价会涨得这么快。”她没有想到，这笔投资会在若干年后发挥重要作用，给了她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很难享受这种自由，在近期的经济腾飞中她们被落得越来越远了。 尚文承认，她和对方见面几个月后便结了婚，因为她当时刚过了28岁生日。“三十岁就成‘剩女’了，所以我结婚的压力很大。”在英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尚文说，“我年龄越来越大，所以就感到了那种压力。这有点蠢，可也是现实。”自2007年以来，先是全国妇联将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女”，很多女性，包括像尚文那样在跨国企业工作、收入较高的女性，都深受影响。看上去，能够从房地产价格飙升中获益的女性寥002 剩女时代 寥无几，在中国，每十五名单身女性中仅有一人拥有房产，而每五名男性中就有一人拥有房产。 中国的父母倾向于给儿子而非女儿购房，不过尚文很走运，她的父母属于中产阶级，思想更为开明。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男方就搬进了尚文的房子。然而夫妻感情迅速降温，尚文生下儿子之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丈夫一点儿家务也不做，最后的导火索，是他竟然对孩子不闻不问。”尚文说。2012年年底，他们离了婚。离婚前，丈夫已经变得十分暴躁，曾经把她父亲打得鼻青脸肿。 尚文的房子单独登记在自己名下，这对她有所帮助，她可以让前夫搬走，而法庭也支持这样的诉求。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已婚中国女性种仅有13.2%拥有以自己名字登记的住房，而已婚男性的这个比例是51.7%。另外，零点调查于2012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购房行为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房，但只有30%的婚房登记了女方姓名。 自1998年住房私有化改革之后，上述现象尤其对女性的财产和总体福利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继之而来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给家庭财产带来指数级的回报。住房因为房产热潮而获得巨额回报。以尚文在北京的房子为例，她2004年以95万元购入的房屋，升值超过500%，目前市值远高于500万元。 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住性房地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据汇丰银行估计，截至2014年年底，居住性房产价值超过209万亿元人民币，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3.6万亿元）的3.3倍。即便如此，女性往往将其全部资产转至丈夫或男友名下用于购房，而购买的房屋通常仅登记男方姓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包括各种根深蒂固的习俗和偏见，比如房屋所有权人必须是男方，男人必须拥有住房才能娶到老婆，以及父母和家族长辈重男轻女，觉得女儿无需拥有财产，而只给儿子或侄子购买住房。 女性面临的巨大的结婚压力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很多女性因为害怕结不成婚而被迫接受了与男友或丈夫之间并不平等的财务安排。 在市场改革时代，这样的态势导致了男女之间新型的财富差距。201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对已婚女性财产权利设置的阻碍，男女之间骤然拉大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多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以及媒体将年近三十、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斥之为“剩女”的大合唱，证据历历在目。004 剩女时代 不过，尽管女权活动人士面临种种困难，年轻女性正在越 来越意识到保护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例如，2013 年 1 月，一名 女性提起据认为是国内第一例的性别歧视诉讼，她起诉一家培 训公司以身为女性为由拒绝其求职申请。培训公司告诉她，公 司需要的是男性，因为“工作内容包括更换饮水机水桶等体力 活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 2014 年起草第一个《反家庭暴力 法（草案）》，并有望在次年获得通过。 尚文离婚后，父母帮她照顾儿子。她的工作相当不错，所 居住的房子比当初更为值钱，从经济上来说，她事业顺利，经 济有保障，住的房子有显著升值。她是幸运儿。 对那些仍旧单身，并正在考虑结婚的中国女性，我有两条建议： 1.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 2.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中文版序 谨以本书中文版献给中国的女性，无论你是单身、已婚，或离异，祝愿你摆脱传统和文化的束缚，做真实的自己。 32岁的尚文（化名）有个三岁的儿子，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这在中国并不多见，主要是因为她的父母在2004年帮她买了一套属于她自己的房子。尚文说：“当时的房价还不算太贵，我父母也不知道房价会涨得这么快。”她没有想到，这笔投资会在若干年后发挥重要作用，给了她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很难享受这种自由，在近期的经济腾飞中她们被落得越来越远了。 尚文承认，她和对方见面几个月后便结了婚，因为她当时刚过了28岁生日。“三十岁就成‘剩女’了，所以我结婚的压力很大。”在英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尚文说，“我年龄越来越大，所以就感到了那种压力。这有点蠢，可也是现实。”自2007年以来，先是全国妇联将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女”，很多女性，包括像尚文那样在跨国企业工作、收入较高的女性，都深受影响。看上去，能够从房地产价格飙升中获益的女性寥002 剩女时代 寥无几，在中国，每十五名单身女性中仅有一人拥有房产，而每五名男性中就有一人拥有房产。 中国的父母倾向于给儿子而非女儿购房，不过尚文很走运，她的父母属于中产阶级，思想更为开明。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男方就搬进了尚文的房子。然而夫妻感情迅速降温，尚文生下儿子之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丈夫一点儿家务也不做，最后的导火索，是他竟然对孩子不闻不问。”尚文说。2012年年底，他们离了婚。离婚前，丈夫已经变得十分暴躁，曾经把她父亲打得鼻青脸肿。 尚文的房子单独登记在自己名下，这对她有所帮助，她可以让前夫搬走，而法庭也支持这样的诉求。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已婚中国女性种仅有13.2%拥有以自己名字登记的住房，而已婚男性的这个比例是51.7%。另外，零点调查于2012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购房行为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房，但只有30%的婚房登记了女方姓名。 自1998年住房私有化改革之后，上述现象尤其对女性的财产和总体福利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继之而来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给家庭财产带来指数级的回报。住房因为房产热潮而获得巨额回报。以尚文在北京的房子为例，她2004年以95万元购入的房屋，升值超过500%，目前市值远高于500万元。 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住性房地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据汇丰银行估计，截至2014年年底，居住性房产价值超过209万亿元人民币，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3.6万亿元）的3.3倍。即便如此，女性往往将其全部资产转至丈夫或男友名下用于购房，而购买的房屋通常仅登记男方姓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包括各种根深蒂固的习俗和偏见，比如房屋所有权人必须是男方，男人必须拥有住房才能娶到老婆，以及父母和家族长辈重男轻女，觉得女儿无需拥有财产，而只给儿子或侄子购买住房。 女性面临的巨大的结婚压力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很多女性因为害怕结不成婚而被迫接受了与男友或丈夫之间并不平等的财务安排。 在市场改革时代，这样的态势导致了男女之间新型的财富差距。201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对已婚女性财产权利设置的阻碍，男女之间骤然拉大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多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以及媒体将年近三十、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斥之为“剩女”的大合唱，证据历历在目。004 剩女时代 不过，尽管女权活动人士面临种种困难，年轻女性正在越 来越意识到保护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例如，2013 年 1 月，一名 女性提起据认为是国内第一例的性别歧视诉讼，她起诉一家培 训公司以身为女性为由拒绝其求职申请。培训公司告诉她，公 司需要的是男性，因为“工作内容包括更换饮水机水桶等体力 活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 2014 年起草第一个《反家庭暴力 法（草案）》，并有望在次年获得通过。 尚文离婚后，父母帮她照顾儿子。她的工作相当不错，所 居住的房子比当初更为值钱，从经济上来说，她事业顺利，经 济有保障，住的房子有显著升值。她是幸运儿。 对那些仍旧单身，并正在考虑结婚的中国女性，我有两条建议： 1.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 2.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序 言 李芳终于嫁出去了，这让她长舒一口气。她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人力资源经理。她的父母一直担心，独生女儿年龄越来越大，会不会嫁不出去了。李芳也担心自己会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有可能一辈子生不了孩子。她26岁。 刚一结婚，李芳就丢了工作，因为她所在的公司不愿意批准两星期的带薪婚假。她和丈夫没有银行联名账户，她也不知道他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不过，即便待业在家，李芳也没打算与自己的新婚丈夫谈论经济问题，因为她担心这个话题会“伤害他的感情”。因此，她的做法是宁愿取出自己的积蓄用于吃穿住行，也不会开口让丈夫更多地共担用度。她还觉得，自己无权对婚房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即使房产证上只写着她丈夫一个人的名字。 “我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家产。”李芳说。因此，婚姻没有给李芳带来任何资产、财物或收入的共有权，尽管她纯粹因为结婚而丢了工作。那么，李芳何以觉得自己堪称幸运呢？好吧，因为她免遭了这样的下场——她的好朋友31岁，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拿着高薪，不过至今单身，因而被人贴上“剩女”的标签。 “好几位男士追求过她，但她都看不上，因为她把标准定得太高。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公。”李芳说。 这样的情形肯定不对劲。 在中国，“剩女”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被广泛用于描述年近三十甚至更大、但仍旧单身的城市职业女性。诸多城市女性如果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都会像李芳那样表现出对于成为“剩女”的担忧之情。于是，很多人匆忙结婚——通常在初次见面几个月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称作“剩女”。结婚的压力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和同事。不过，放大这一压力的却是中国的媒体和政府举办的各种相亲活动。 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甚至助长了“剩女”这个词语的流行。成立全国妇联的目的在于“捍卫妇女权益”。最终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都把妇女解放当作首要目标。然而，在向二十八九岁的城市知识女性施压，要她们放下事业心、尽快结婚生子的宣传运动中，全国妇联一直冲锋在前。 据新华社2007年报道，全国妇联将“剩女”定义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同年，教育部将此列为词条。此后，各媒体便通过文章报道、调查研究、卡通漫画和社论述评等形式犹如推波助澜一般对单身女性大加贬斥，声称“嫁不出去”的知识女性数量日增，俨然成了一种“危机”。 某些新闻标题颇具煽动意味，如《克服四大情感障碍——“剩女”也能脱单》《简单八招逃脱“剩女”陷阱》，以及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后发布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文中写道： 长相靓丽的女孩子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照样可以嫁入豪门，但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这样的女孩子就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悲哀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是越老越不值钱，等拿到硕士、博士毕业证的时候，不料自己已经人老珠黄。 如此赤裸的羞辱性言论，其传达的性别歧视信息对其他地区与中国妇女面临同样问题的诸多女性而言并不陌生。 本书认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改革方兴未艾的近十几年，媒体主导的“剩女”宣传运动正是性别不平等现象大规模重现的一部分。我将聚焦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城市知识女性。不过，我的推特账号时常收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女性的信息，她们说自己同样会面临巨大的结婚压力和单身的恶名。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女性在财产方面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在当今中国女性的身上发生。我希望本书是写给普天下读者的。 中国作为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推进的“社会工程”却日渐不利于女性，因而加剧了性别歧视现象。 中文里的“剩”主要指应当扔掉的剩菜剩饭。用于指称女性时，该词语增强了中国大众传媒所掀起的这场宣传运动的情感共鸣。这场诋毁单身女性的宣传浪潮极具讽刺意味，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重男轻女，和大行其道的女胎引产已经造成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男性大量过剩，连国务院都称之为“威胁到社会稳定”。据《人民日报》报道，数百万无法娶妻成家的男性更可能参与“暴力、偷盗和聚众斗殴”。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两千万人。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女性人口偏少理应使她们在婚恋市场中占据上风。然而，中国社会的男权法则依然根深蒂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一旦对此类歧视性法则表现出排斥，立马就会受到媒体连篇累牍的猛烈炮轰，规劝她们最好不要过多专注事业，免得终身嫁不出去。 尽管有女性会为了金钱而结婚嫁人，但我很少找到证据证明城市女性整体利用女少男多的状况谋利。相反，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民不动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而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数据，这一轮财产积累的总值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倍，在2013年年底超过了30万亿美元。很多女性被排除在爆炸性的房地产增值之外，因为价值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城镇房屋往往只登记在男人的名下。父母往往给儿子，而非女儿购买房屋。为了购房，女性更是将自己的资财悉数交给丈夫或男友，而所购房产仅写着男人的名字。 很多学者将收入视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首要指标，但我认为，在分析中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更应该着眼于作为财产形式的居民住房。中国的消费者鲜有投资渠道，大多数人只好投资于房产，它因此成为最具价值的家庭财产，远比工资收入高。实际上，我对房产和性别产生兴趣，正是肇始于想要弄清楚中国城市消费者何以如此醉心于买房，尽管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安家的费用已经位居世界最昂贵之列。 然而，采访越多，我越感到迷惑，究竟有多少年轻聪慧、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心甘情愿地放弃价值不菲的财产，将用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共同购买的房屋财产拱手交给丈夫或者男朋友。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教育、年近三十的女性做出有违自身经济利益的举动？我迷惑了好一阵子，直到我向自己的受访对象明确提出“剩女”这个问题。随即我才发现，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轻女性却由衷地相信由政府和媒体推波助澜的这一毁灭性神话。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出了大幅让步。 在某种意义上，“剩女”并不存在。这是政府为实现人口统计目的，即为促进结婚率、计划生育率并维持社会稳定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只是近年间的信号之一，不同于主流新闻机构的各种宣示，中国女性一直感受到的，是在权利财产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大幅退步。正是在这一更广大的层面上，广大女性才成为“剩女”，才让步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跨越发展的目标。 情况并不一贯如此。尽管遭遇诸多挫折，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把破除传统的男女不平等观念确定为重要的革命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宣布“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成功的数年内，社会上公开宣布实现性别平等，并广泛采取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城市女性分配工作等措施，致力于促进女性就业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女性在过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种种利益，在后社会主义改革时代已经遭到破坏。 飙升的房价、传统性别规范的卷土重来、在已婚女性财产权利方面的法制倒退、女性就业率的日益降低，以及媒体为“剩女”宣传造势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相较于男性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女性多达六亿五千万，相当于世界女性人口的五分之一。 本书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调查研究项目。2010年11月，我针对北京的几家房产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并首次关注买房成家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规范。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女性包括财产、离婚和自由选择婚姻在内的诸项权利。此后针对该法律的历次修改也一直强调婚姻共同财产这一概念。然而，最高法院在2011年做出的最新司法解释专门规定，除非提出诉讼，婚内房产原则上属于房屋产权所有人。在当今中国，这个人通常是男性。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凤凰网在2012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中国顶级房产市场买卖行为的调查，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内房产，但仅有30%的婚内房产证书写有女方的名字。以上数据已经能够揭示男性和女性在房屋所有权上的惊人悬殊，不过我本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仅为男性所有的房产一并考虑进去，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则更显严峻。2011年版《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力挺者认为，女性有权为婚内购房所支付的份额获得补偿，但女性大多未能保留自己出资购房的收据。一旦遭遇离婚，全职妈妈们将更难获得经济保障。 婚姻法最新解释给城市男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对此深感好奇。我在解释公布后就申请了新浪微博账号，并发动大家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探索性别规范如何影响房产购买。我就参与者的身份、购房愿望和购房款出资方式等问题草拟好调查问卷，并发送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我承诺不透露网络调查参与者的姓名。注册账号几天之内，全国超过950名男女公开关注我的账号，我还收到150条左右的私信。我向100个人提出后续问题，他们均表示愿意进一步参与网络调查。我的最终调查一共有283个样本（151名女性，132名男性），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厦门、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苏州、昆明、南京、沈阳、天津、武汉、温州、呼和浩特等全国各地。 除了通过微博开展调查，我还针对60人（36名女性，24名男性）进行了正式而深入的访谈，其中北京39人、上海18人、西安3人，有些人访谈数次。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和上海，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线城市，拥有最贵的房价。我在西安访谈过三个人，则是为了了解在房价相对较低的二线城市，性别对购房的影响会不会有所不同。接受我正式访谈的受访者大都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普遍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因而可被视作“中产阶级”），年龄介于二十五六至三十出头——这是谈婚论嫁和城市首次购房的黄金年龄。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随着人们从农村涌进城市，全国人口的构成已出现由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历史性转变。我的正式访谈对象一半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仍有一半有兄弟姐妹，他们由计划生育政策较宽松的地方来到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我同时访问来自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人，意在掌握父母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对待情况。人口统计学家汪锋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中国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而城镇家庭也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如缴纳罚款）规避这样的限制。我对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有关购买房屋和“剩女”现象的新闻报道、社论述评和各类图表进行过分析。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还在北京对数百位男性和女性就性别和购房这一话题开展过随机交谈。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微博账号仍在不停地收到来自数千网民对于“剩女”、购房和性别不平等这一话题所发表的看法。 我的父亲傅因彻（John Fincher）和母亲洪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作为女儿，我经常随他们到访中国，想要研究中国的想法多少受此启发。1971年，三岁的我随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此前不久，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晤，并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的历史性访问铺平道路——此举使断交多年的中美关系最终得以重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时常在暑假造访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我先后供职于多家美国新闻机构，担任驻华记者。 在东亚其他更为富裕的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女性越来越晚婚。我写作本书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结婚年龄几乎不超过35岁。不过，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尤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以26岁的张玉为例，她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2013年为逃避家人来到上海开创自己的事业。被父母催婚多年之后，张玉终于忍无可忍。“我干脆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她对我说。 在这个知识女性常被家人、朋友和媒体唠叨，不赶快结婚就会遭人唾弃的国度，张玉不结婚的誓言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如果女性的权利不能得到改善，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像张玉那样拒绝婚姻。 大学毕业之后，张玉为了省钱，一直与父母同住，一度对父母关于自己可能成为“剩女”的担忧摇摆不定。可在阅读到女权主义网站刊登的文章之后，她逐渐认识到，目前流行的这个词语不过是想把女性拽回到家庭。于是她大胆辞职，舍弃温暖的家庭来到上海，与另外九个人同住一室。目前，她很喜欢自己新交到的朋友，以及那种自由的感觉。“男人还在用旧思路考虑问题，但女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感觉很轻松。”张玉刚刚找到一份销售工作，面对我的采访她如此说道。 北京的一个年轻女孩得到跟张玉一样的结论。“婚姻制度基本上有利于男性，女人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样的制度根本无法保证我们的权利，”她对我说，“单身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女性的日子总体正过得越来越好吗？《剩女时代》将会揭穿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一本小书当然不可能讲述中国性别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我也不会着眼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村女性和进城务工女性。本书主要聚焦于媒体在2007年大力宣传“剩女”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由房产市场火爆而形成的、堪称前无古人的男女财富不平等现象。与单身职业女性可悲而孤独的定式思维不同，我将向大家展示迥然不同的现实状况：正是由于年轻女孩过早步入婚姻殿堂，最终导致麻烦不断。 第一章探究在广泛的社会矛盾中，中国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有关。本章指出，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是为了配合国家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而向受过教育的“高素质”女性施压，督促她们尽快结婚生子。 第二章讨论年轻女性为躲避“剩女”压力而结婚，这使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做出过多让步，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离了婚便不能再嫁人。这样的担心导致一种现象：中国女性被排除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产财富积累过程之外。 第三章分析大家庭之内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厘清众多父母何以歧视自己的女儿，仅给儿子购买昂贵的住房。本章还探寻正在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热衷于购买住房的各种动机，以及购房狂潮与政府的置业限制共同作用，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男女财富的巨大差异。 第四章梳理后社会主义时代女性财产权利遭到破坏的历史脉络。本章将当今时代女性微弱的财产权利，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精英女性进行对照。历史学家柏清韵（BettineBirge）的研究成果表明，宋朝女性享有的财产权利超过任何历史时期。本章评述了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并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 第五章描述妇女财产权缺失与家暴肆虐的关联。中国不是唯一存在家暴问题的国家，但法律保障的缺失及警察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意味着受虐妇女在向他人求助的同时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和进一步的报复。 第六章描述女权运动举步维艰的状况。本章同时揭示，尽管面临种种压制，女性总会寻找各种途径，与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展开斗争。 因自身权利遭受破坏和践踏而引发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国女性会走到这一天吗？也许现在还难见分晓。革命女志士秋瑾在1907年写道：“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数年以后，为争取更多自由而奋斗的中华儿女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如果以史为鉴，我们若是对日益加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实属把自己置于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