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1）重量级在世哲学家“与时俱进”的理论力作。 哈贝马斯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20世纪西方哲学家，批判学派中流砥柱，西马代表人物，协商/慎议民主理论家。上世纪90年代率先研究和引进哈贝马斯的学者，后来颇有在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功成名就的优秀人物。 如今95岁高龄的哈贝马斯，延续60年前的社会转型分析，在新媒体时代继续探讨一种可能的“公共领域”和“协商政治”，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讨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大众舆论和文化传播的实践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本书对新媒体时代的道德与立法，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的讨论，彰显宏大的理论格局和深挚的人文情怀。 对技术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的反思，在哲学、传播学乃至技术哲学层面上来讲，思路比较清晰，观点比较确定，但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情况就会比较复杂。 哈贝马斯在本书中强调道德、立法在新媒体时代的指导和监护作用，体现了一位政治哲学家、一位社会理论家的长远眼光和宏大格局。同时强调传统媒体编辑对于公共空间的把关作用，以及在公共舆论和决策的形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在目前缺少监督和监管的信息和流量社会里，无论对于社会舆论和共同信念的形成，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提升来说，一个有规则秩序、有责任担当的，基于商谈伦理和民主决策的公共领域，都是一个可期的愿景。 （3）本书在数字信息时代考察一种公共空间是否可能，以及民主政治和商谈伦理面临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的严重恶果就是信息冗余；数字产品的广泛普及造成的重要影响就是在工作、生活、情感各领域的时空交叠，而人们越来越深陷于一人一机的隔绝世界，以及缺少共同意志和行动的数字回音室/数字蜂巢。在缺少指导性和监督性的力量时，个体的意见表达和共同体的观念形成都遇到极大障碍。 本书提到传统新闻媒体编辑的公共意义，负责监督和引导社会共识的形成，虽然较为传统和老派作风，但对于反思我们身处其中的智能技术大潮和数字产品世界，犹如醍醐灌顶；对于提倡一种理性地社会观察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是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续篇。在该书中，哈贝马斯从社会史和概念史的角度定义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并认为公私划分是公共领域存在与运行的第一前提。
但公共领域从近代以来一直在衰退，新媒体的兴起是病源所在。电视和报纸的泛滥使得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公域和私域之间不再有明显划分。这在如今监护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一方面导致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声音的日益不和谐以及挑战性话题和意见内容的复杂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媒体消费者利用数字平台，退回到志同道合者的屏蔽式回声室。
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新媒体及其平台特性，它们正日益将传统大众媒体这一旧的结构转型的决定性驱动力推向后台。新的传播形式损害了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新的结构转型，对民主进程和协商政治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对人类的未来世代产生不良影响。对此，哈贝马斯给出的建议是通过完善法律来保持一个媒体结构，使公共领域具有包容性，并使公众舆论和意愿的形成具有协商性。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继阿多诺、霍克海默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以其庞杂而深刻的思想，宏大而完备的体系，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学术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1968）、《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1992），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等，被译为40余种语言，对哲学、法学及社会理论领域贡献巨大。 蓝江，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数字资本主义。著有《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2024）《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2022）、《忠于事件本身》（2018）等。译有阿甘本《王国与荣耀》《什么是哲学？》《语言的圣礼》《宁芙》《品味》等，巴迪欧《存在与事件》《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等。

前言
第一部分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
第二部分 协商民主——访谈
第三部分 协商民主是什么意思？——反对意见和误解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