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国际关系学的新兴领域。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一书中开篇明义地指出：“全球治理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主题（central orienting theme）。”① 当前，全球治理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解释、分析和预测世界政治显现的新变化和变迁的新境况。 全球治理的勃兴离不开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并且日益成为全球变革和进展的推动力。全球化的三个纬度——贸易与跨国经济活动的增长、网络通信的速度与频率加快、文化群体之间由于相互接触而导致关系紧张——并不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驱动力已经超越国界——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②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个人、国家与市场权力关系方面的重塑与重组，传统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下的主权、边界等都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并扩展了全球性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对这类问题予以解决，即通过全球治理予以解决。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治理成为人类社会的内在需求，全球治理理论的形成具有客观必然性。可以说，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这一术语开始出现，并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话语体系，使得国际关系学者迫切需要寻求有效全球治理的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治理架起了学术界与决策部门间对话与联姻的桥梁。 全球治理理论也是对冷战后国际体系格局变动的反映。冷战的结束是对传统国家关系的扬弃和新的更大范围的世界政治的开启。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向新的体系转型的过程提供了一种从世界范围审慎全球治理的绝佳机会。当前，除了主权国家之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联盟、公私合作机构、市民社会等已经构成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这样描述变革的时代：变化从没有这样迅速、这样具有全球规模，而且到处都能看到。① 如今的全球治理，既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景，也肩负着解决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的重任。 在全球治理研究兴起的进程中，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制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转向，国际制度研究朝着更广泛的空间、纬度和深度迈进，全球治理机制研究开始逐步取而代之，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研究中关注的重点。② 这些变化不仅可以从自由制度主义领军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回顾文章，中生代的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莉莎？马丁（Lisa Martin）和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的综述，还可以从近年来崭露头角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约翰内斯？乌尔佩莱宁（Johannes Urpelainen）、罗彻斯特大学兰德尔？斯通（Randall Stone）等人的论述中窥见一斑。在他们看来，国际制度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不可分割的内在部分。③ 在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中，全球治理机制是关键性要素。近年来，全球治理机制作为全球化时期的新治理载体和平台，因其与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显著差异而越来越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目前，西方学界对国际制度与组织的研究仍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制度研究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的关注继续保持了制度研究的活力。莉莎？马丁等人在塞奇公司出版的新版《国际关系手册》（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撰文指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IIs）已经成为国际生活中不断增长的普遍现象，国际组织的扩散，地区一体化的加深反映出国际政治前所未有的机制化。① 有研究者对2011年全年的《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国际制度与组织相关主题的研究占的比重最大，有16篇文章的研究主题都与国际制度有关，约占全年研究主题的29%。这些内容包括具体国际组织研究、恐怖主义与国际合作、国际政治与国内制度研究等方面。在研究重点上，全球治理机制的关注点正在转向一些成立时间较短、规模相对较小但影响却较大的国际组织，对于传统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则有所淡化，比如联合国、非盟、北约等。② 全球治理机制研究的凸显体现了主流国际制度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国际制度的组织转向，即从国际制度研究转向国际组织研究；二是国际制度的治理转向，即从国际制度研究转向制度治理或全球治理研究。全球治理机制研究既有传统的研究内容，也有当前背景下的新探索，主要包括全球治理机制评估研究、机制互动研究、机制复杂性或碎片化研究等方面。近年来，全球治理的发展演进也备受关注，而其中就涉及行为主体的机制行为逻辑研究。 世界政治的动态化特征促使国际关系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日新月异。同样，全球治理机制研究需要在变化的世界政治背景下予以重新考量，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世界权力转移。美国著名印度裔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过去500年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一次权力转移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权力转移是美国的崛起。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这次权力转移可以称为‘他者的崛起’。”① 从世界政治的现实看，当前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出现了西降东升的态势，权力分配的天平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沿岸。在亚洲整体性崛起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更加突出。 在这一历史性的权力转移进程中，东亚地区的各类跨区域或次区域治理机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研究对象。东亚地区在世界各区域中的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鉴于东亚在世界政治中不断凸显的地位，其他地区有理由期待东亚能够在治理观念、议程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提供启示性、方向性的贡献。不过，东亚面临着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各国国内政治问题繁多。东亚政治制度多样、亚洲观点认同程度低等问题，导致东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但是，在更高层面的一体化受阻因素方面，东亚地区的机制能力建设和机制竞争力提升也不容忽视。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地区转移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经贸治理机制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自贸谈判举步维艰，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转为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之中。另一方面，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以“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为代表的“亚太轨道”打破了东亚地区原有的以诸多“10+1”、“10+3”等自贸协定为代表的“东亚轨道”。此外，美国于2013年7月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希望实现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战略目标。东盟国家为了应对美国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于2012年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谈判。近年来，中、日、韩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在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不断形成合力。2013年3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启动，并于该年7月至8月在上海举行第二轮谈判。2015年3月21日，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在韩国首尔举行，三方表示将加快推进三国自贸区谈判。① 2014年11月12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领导人峰会决定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通过了对亚太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 不过，当前东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突出表现在东亚一体化进程和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线路图与亚洲线路图、亚太共同体与东亚共同体的对立，以及针对东亚地区重叠嵌套机制导致贸易规则太多、自贸协定竞争等方面的争论。美、日、欧力推新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和机制，试图迟滞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亚太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进程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演进路线与主导方是其争论的核心。在这些争论与竞争的背后，不断凸显的是一种机制竞争与争夺。对东亚地区治理机制与组织的关注，凸显出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亚太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备受关注。 在安全领域，东亚地区既面临着传统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双边军事同盟问题等安全困境，同时，在东亚政治安全秩序变迁的新背景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上台之后，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的步伐不断加快；日本政坛急速右倾化和集体自卫权解禁以及南海问题凸显给东盟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治理构架增添不确定因素等问题。这些新旧问题累加造成的后果是，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化程度低，地区安全一体化进程并不乐观。为此，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安全治理机制需要协调好该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其中，尤其需要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地区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加强机制设计并增强机制的可履行能力，进而不断增强亚太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本书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为背景，聚焦全球治理机制，认为全球治理机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具有关键性地位。全球治理领域不断增加的机制与组织导致了机制扩散现象越来越突出，进而产生了机制互动、机制复杂性和碎片化的状况，这些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意义，全球治理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有助于分析东亚地区多边治理机制的作用与效果，探讨全球治理机制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同时，可以用来分析当前东亚经济治理与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安全治理与安全共同体进程，并有助于探讨在东亚地区实施整体性治理的可能性。 东亚地区既是当前大国聚焦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实施周边外交的重要依托。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及广泛意义上的亚洲地区机制建设和机制扩散不断加快，鉴于机制与组织在东亚区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跨区域、区域和次区域治理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致力于同地区各国推动建设多层次、多领域的多元区域合作机制。不过，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系统明确的地区治理机制观和全球治理机制观，更多的体现为具体组织参与、倡议及其实践行动。为此，本书从行为体的全球治理机制行为及后果出发，构建了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行为逻辑，并据此分析中国在区域治理机制的行为逻辑及其战略。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正在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在东亚地区，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为此，中国若想在全球和东亚地区贸易、金融与投资领域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东亚安全领域推动地区和平，建立地区安全命运共同体，就不能冷眼旁观，需要尽早谋篇布局。全球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为中国提供了有关机制战略制定及实施方面的必要选择。为此，通过对东亚及亚太地区现有主要机制的治理结构、治理效果以及机制互动等方面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性检验，可以进一步明确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亚太机制战略及其行为选择。在中国的亚太机制战略中，中国应该尝试对于转移型机制战略和替代型机制战略给予更多的关注，以便有效应对复杂的地区政治、经济现实，推动中国与亚洲及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与持久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