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真实
想要理解这一去伪存真的过程，重要的是要记住新闻工作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的生活和团体的运作依赖对事件的准确而可靠的叙述。他们开发各种程序，设立各种流程，以获得所谓的“实用的真相” (functional truth)。依据事实，警察搜查并逮捕疑犯，法官进行审理，陪审团做出裁决。在事实的基础上，人们规制产业、课税和立法。我们也依据这些真实向下一代传授规则，以及历史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知识。所有这些真相——甚至科学法则——均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同时又在遵循它们，因为我们离不开它们，也因为它们确实起作用。
这就是我们的新闻必须追求的真相——一种操作性的或实用的真相。这种真相不是绝对的或哲学意义上的真相。它不是化学方程式那样的真相。新闻工作能够而且必须追求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的真相。《纽约时报》的比尔·凯勒质问道：“我们期待陪审团做出公正的裁决，教师诚实地授课，历史学家写出不偏不倚的历史，科学家进行不带偏见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为可怜的记者设定更低的目标呢？不论真正的客观性是否可能实现——我不认为这应是我们讨论的议题……我们努力报道，力求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帮助他们进行决策。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理想。”
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只需坚持准确性，把名字和日期写对就万事大吉？这就足够了吗？大多数现代新闻的解释性不断增强，等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一则仅仅建立在准确基础上的新闻并不能为当代的公共社会服务。
我们要认识到，仅仅做到准确无误，这本身就可能造成某种歪曲。早在1947年，由一群学者组成的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花了数年时间完成了一篇报告，概括了新闻工作的责任。在这篇报告中，他们对发表那些“事实正确但本质虚假”的内容所导致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当时，这个委员会以一些对少数群体的报道为例，说明由于没有提供社会背景或者无理由地强调种族或民族，读者错误的刻板印象被强化。该委员会的结论是：“仅仅真实地报道事实(report the fact truthfully)已经不够，目前更有必要的是报道有关事实的真相(report the truth about the fact)。”
单纯的准确也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新闻工作者杰克·富勒在《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 (News Values: Ideas for an Information Age)一书中描述了哲学家想象的两种检验真相的标准：一种是符合论的(correspondence)，另一种是融贯论的(coherence)。对于新闻工作而言，这些标准大致可以理解为：获得未被扭曲的事实，并且说明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富勒认为，融贯论的标准应该成为新闻真实的最终检验标准。“无论极端的怀疑论者提出什么观点，人们仍然热情地信仰意义。他们需要整幅图画，而不只是局部……他们对极化的讨论感到厌烦。”
常识使我们得出类似的结论。如果现在警察部门正陷于一桩腐败丑闻，那么今天的新闻仅仅简单地报道了市长在花园俱乐部的午宴上表扬了警察，就似乎是不够的，甚至是愚蠢的；很显然，市长的评论只是一种政治修辞，是为了回应批评者最近对他的一些攻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准确性无关紧要，事实都是相对的——只是辩论中另一种形式的素材而已。相反，准确性是语境、解释、辩论和所有公共传播的基础。如果基础错误，其他所有信息就都存在缺陷。基于错误的数据或纯粹的偏见的辩论提供不了任何信息。这只会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社会迷失方向。因此，更有帮助，也更现实的是，把我们追求的或期待从新闻中获得的真相理解为一个过程，或者是以理解为目标的一段连续的旅程——以对事件的第一次报道为起点，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不断丰富。例如，最早发布的报道让我们注意新的情况或趋势。它的内容可能很简单，例如一场交通事故、一个会议、一个煽动性的声明。它可能以几乎没有细节的简短的警告的形式出现。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造成的损失、交通工具的类型和制动状况、特殊的天气或路况，也就是这个案件的外部物理因素，都是有记录可查的事实。一旦核实了这些事实，报道新闻的人就应该尽全力为事件的意义提供公正和可靠的叙述，至少是暂时符合逻辑的叙述，以备进一步调查。新闻工作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把这说成是记者努力提供“可获得的最佳版本的真相” (the best obtainable version of the truth)。新闻工作者豪伊·施奈德(Howie Schneider)将其称为“有条件的真相”(conditional truth)，并认为它会随着新的信息的出现而被修正。尤金·迈耶(Eugene Meyer)于1933年为《华盛顿邮报》起草的报道原则把它描述为说出“可以确定的最接近真相的真相(the truth as nearly as the truth may be ascertained)”。
在最初的报道中，单个记者或许无法超越表面准确的层面，尤其是像博客或警示通告这样立刻写就的文字。但是，在第一篇报道的基础上还会出现第二篇报道，信源会对第一篇报道中的错误和疏漏做出回应，然后还会有第三篇报道，以此类推。每一个新的层次都会加入不同的背景材料。对于重要而复杂的报道，社论、博客、社交媒体和官方回应，即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讨论都会做出贡献。这种实践性质的真相处于变化之中，它既像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又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