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全书用60万字，100多个小节，50余幅插图，完整再现了作者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从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再到主动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百位，长辈家人、师长前贤、中外学人，作者以流畅亲切和忠实客观的笔调写下与此有关的回忆，读来令人倍感温情。这些被作者谦称的“凡人琐事”，不仅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也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世变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

章开沅（1926—2021），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金陵大学，曾任教于中原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主要著作（含主编）有《辛亥革命史》《张謇传》等。

平凡人的诞生 我生于1926年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这是农历丙寅年，所以属虎。出生地是芜湖还是上海，自己也弄不清楚，因为父母生前没有告诉我，也许告诉过又忘记了，至今后悔莫及。 我出生于一个企业家的大家庭，祖父兄弟三人没有分家，但在芜湖、上海、当涂都有产业，父母在这三个地方都曾住过，而且都把我带在身边。不过根据童年模糊记忆，二叔祖一家很早就定居上海，就近管理宝兴铁矿公司。祖父带领我们长房子孙留守芜湖益新面粉厂祖业。那时三叔祖还未成年，也与我们住在一起，和我大哥同吃同住同学，亲密俨若兄弟。不过每逢天灾人祸（如水灾、战争，还有一次火灾），则临时迁居上海法租界，多半是在霞飞路与金神父路。我出生之日正逢上北伐战争开始，江浙地区仍在军阀统治之下，由于害怕战祸殃及，全家（包括女仆与全部奶妈）避往上海，与二叔祖一家团聚。因为人口众多，原有房屋不够，父母临时在同福里租房居住。听老辈亲友说，我生下来很胖，有点逗人喜爱，所以被昵称为“同福里的小胖子”。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唯一亮点，其他乏善可陈。 中国人一重面子，二重名字，而名字与面子又往往联结在一起。我的兄弟姐妹都有意义深远的名字，有的甚至还记载着家族史上的某些辉煌。大哥是长房长孙，1919年出生时正逢曾祖父维藩公创办的宝兴铁矿公司与开滦煤矿公司筹议联合开采开平煤矿并就近建钢铁厂，所以便取名为开平，其后则有开明、开诚、开永、开运等，都寓有美德吉祥之意，这些名字全部是祖父亲自取的。由于父亲学海公是独子，祖父唯恐长房香烟断绝，所以特别重视男孩。但等到我出生时，他已经拥有好多孙儿，所以不再那么看重，加上又是兵荒马乱逃难在外，有点心不在焉，据说是翻开《康熙字典》随手一点，恰好就是“沅”字。沅本为湘西水名，《楚辞》云“湘有兰兮沅有芷”，但老爷子似乎没有这份雅兴，是随便给我取的名字，无非是辨认众多孙儿的一个符号，正如农村人家喊孩子“阿牛”“阿狗”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人”。 据母亲说，虽然我生下来很胖，但自幼体弱多病，有次患伤寒，瘦得连肠子都看得出来。童年时期，我在兄弟中间身材最矮，连小我一岁多的弟弟开永都比我高半个头。 我的兄弟辈个个相貌堂堂，特别是大哥和三哥，称得上是帅哥，成为城里亲友争相说亲的热门对象。只有我身材瘦小，又有点瘪嘴（俗称地包天），确实有点其貌不扬。但母亲却最怜爱我，可能是由于体弱多病，理应多给一点关心。不过那时母亲自己也常在病中，主要是因为生育太频密（前后生过十个孩子），产后“血崩”引发严重贫血与心悸、失眠等毛病。祖母（父亲的继母，但自己未曾生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主动照管三个孙儿（老三、老五、老六），其实主要还是靠奶妈照料。大哥是长房长孙，是预定的家族接班人，由祖父亲自带在身边教养。所以父母亲自照管的只有姐姐（老二）与我（老四）。姐姐是我们这一代唯一的女孩，长相酷似母亲，明眸皓齿，聪慧伶俐，堪称家中掌上明珠。我则由于体质太差，母亲不放心别人照管，唯恐过早丢失我这条小命。 我的童年是在几位女性的呵护下度过的。 首先是母亲，母亲与我接触最多，对我关爱最切，教诲最勤，影响最深。母亲伴我终身，尽管抗战期间隔绝八年，战后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而1956年她又过早病逝，但我仍时时感受到母爱的温馨，感受到她的个性与为人处事的风范对我的深刻影响。 其次是奶妈，即我的直接哺育者。 据母亲说，为我哺乳的恩娘来自皖北贫困农村，大概是逃荒出来谋生，撇下亲生骨肉为我喂奶，一直照顾我到4岁断奶才离去。老式家庭缺乏科学常识，认为我身体虚弱必须多吃人奶弥补，这样便剥夺了另外一个农家儿童本应享有的亲生母亲的怜爱。我实在想不起奶妈的模样，但至今内心仍对她怀有感激之情。这位朴实、健壮、勤劳、慈祥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在我断奶后便与我家一位黄包车夫私奔了，此后始终不知去向。我很羡慕哥哥、姐姐、弟弟，因为他们经常有自己的奶妈来看望，有时还把亲生的孩子带来玩耍。特别是大哥的奶妈，家人尊称为“老奶妈”，几经战乱而联系不断，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先后照料过大哥的三个孩子，直到年迈被送回其家乡养老院。 我的奶妈接任者（说来真不好意思，4岁以后还有奶妈）姓陈，平常喊陈妈。她是芜湖城里一家杂货店小老板的妻子，可能是由于夫妻失和，赌气来我家帮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穿着也比较讲究，不像其他女仆那样土里土气。父母对她很客气，从未粗声大气地要她做这做那。由于母亲病中需要静养，由她陪我睡在外边一间卧室。家庭纠纷使陈妈显得有点忧郁，经常寡言少语，但对我却是悉心照料。这时已无需喂奶，一日三餐自有厨工送来，我与大人们一起同桌吃饭。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我日常起居与两间卧室的清洁卫生，家务活并不繁重。她与我母亲一样都有洁癖，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衣物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我有尿床毛病，晚上需要喊醒小便，但有时仍不免尿湿被褥，连她的内衣也未能幸免。但她从未厌烦或训斥，总是耐心地为我及时更换被褥与衣裤，第二天还要增添洗洗晒晒的活儿。她对儿童的体贴入微，以及于文静中略显矜持，都给童年的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与影响。 另外一位女性是我的姐姐，她的名字是开明，只比我大三岁，但懂事较早。由于我是她身边最亲近的弟弟，父母又经常要她照顾我，所以俨然成为我的守护者，有时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我受别人欺侮或父母呵斥。抗战期间我们同读国立九中，农村生活极其艰苦，又与父母失去联系。虽然男生女生分校，住处相距甚远，但她仍然扮演“姐妈”角色，如同家长一样关心我们三兄弟（老三、老四、老五）的生活与学习，有段时间连内衣与鞋子都是她和两位要好的女同学为我们缝制的。 童年时期得到几位女性无微不至的呵护与照料，这是我极大的幸福，但也造成我性格上的严重弱点。我不像一般男孩那样勇猛好斗、逞能要强，而是羞怯内向，甚至懦弱怕事。这些毛病直到远离家庭，在九中过集体生活，特别是经历流浪期间的严酷磨练，才慢慢有所改进。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青弋江边的家 解放前我没有固定的家。童年时期总是随着父母流转，时而上海，时而芜湖，时而苏州，时而凹山（今马鞍山），时而武汉，时而重庆。直到1938年秋天，父亲应好友贾伯涛邀请，前往赣南师管区（贾为司令）担任军需工作，母亲与他同行，我们姐弟四人（开明、开诚、开沅、开永）被送往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书，遂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但是对我这样家庭观念淡薄的无知少年来说，学校仿佛就是我的家，而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管吃管住管学习，虽然相对艰苦，倒也衣食无愁。不过好景不长，1943年暑假被九中校方开除，我才真正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抗战胜利以后，我终于回到芜湖老家，重新与祖父母、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众多家庭成员团聚。但我很快就到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经常住在学校，无非寒暑假抽空回家看望长辈而已，因此家庭观念仍然比较淡薄。1948年冬天从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加入了革命大家庭，从此再未回过芜湖那个老家。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无力继续经营，祖父兄弟三人把芜湖面粉厂连同祖屋全部卖给国营粮食公司。祖父携大姑一家迁往南京，二叔祖夫妇从上海搬到苏州，潜心休养，闭门谢客，年龄最轻的三叔祖也在南京自立门户。从此，芜湖老家永远消逝，我终身任教的华中师大俨然成为我的又一个大家，直到1957年与怀玉结婚，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 然而，芜湖老家留给我的印象毕竟难以磨灭，因为从曾祖父开始，那里住过我家四代人，而我的童年在那里也生活得最久。 老家在芜湖东门（原名金马门）外青弋江边，当时应属郊区，基本上是个农村，只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通往县城，本地人自豪地称之为“十里长街”。我家孩子们上小学，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走过这条交通要道。我很喜欢这条路，因为铺路的青石板平整而又光滑，尽管那一条条独轮车碾压刻下的凹槽记录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沧桑。离家不远处路的右侧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杂货店，早上还卖豆浆和油条之类的点心。路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水塘，种植莲藕并养鱼，夏季那满池红白相间的荷花赏心悦目，冬季又可以看到清塘后众多抓鱼的热闹场景。再往前走，路的两侧都是条条块块的水田与菜地，青石板路俨然成为大号田埂。途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几座密集的大石牌坊，记载着几个大户人家（包括李鸿章后代）的功名与节烈。历经岁月消磨，牌坊的浮雕与文字漫漶不清，但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总不免要抚摸端详一番，当然这与考古和史学无涉，完全是出于童稚的好奇。 从牌坊群继续往城里走，还要经过一座高架铁路桥。我们最大的乐事便是观看长长的火车轰隆驶过。因为那些年城乡之间未通汽车，连黄包车与自行车都极少，与我们相伴而行的，除肩挑手提的菜贩以外，只有那运货或载人的吱吱呀呀的手推独轮车。对于我们这些乡间儿童来说，火车便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物，正如四川乡下人一样，直到抗战期间还把火车运行称为“洋房子搬家”。 走过这威风凛凛的铁桥，不久便到达我们长途跋涉的终点——襄垣小学。 我的老家实际上与面粉厂连成一体，不过工厂在最东头，住宅在最西头，中间隔着占地面积极大的百余号木质仓库与晒麦广场，所以家人感受不到粉尘污染，更听不见机器轰鸣。工厂连同住宅的外面有高大的青砖围墙环绕，东西南三面的外层建筑都是粮仓与公司办公楼，仿佛是城堡的外层，把我家与外面的世界隔开。 按照原来的设计，公司办公楼与住宅实际上也是一座连体建筑，都放在最东头，办公楼在外，住宅在内。进入公司大门便是大客厅与厅前的天井，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办公用房，其格局颇如北方的四合院。穿过客厅并以屏风遮掩，才是厂主私宅的大门，不过此门经常关闭。即使偶尔打开，也有另一座屏风遮隔，屏风上是父亲在红纸上书写的很大的福字，可能有福气不外泄的意思吧。住宅同样是四合院格局，主人住的是两层楼房，东西两侧都是平房，供仆人居住或是作储藏室。天井比公司办公楼更大，相当于一座篮球场。客人来我家，一般不走公司正门，而是从公司东西两个侧门绕道进来。因为住宅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平凡人的诞生 青弋江边的家 祖父母 父亲 母亲 小学 逃难四川 第二章 国中忆往 国立九中 校长邓季宣 老师 学友 学潮发端 校长遭黜 投毒疑案 勒令退学 转学王家坪 再次开除 第三章 投笔从戎 川江运粮船 铜梁军营点滴 复员东归 回家 第四章 投身学运 就读金陵大学 学运 走向革命 步入政治研究室 第五章 再到武汉 随军南下 教育学院 初遇“路线斗争” 与华中大学合并 参加土改 第六章 “青椒”的偶遇 思想改造 向科学进军 沅湘良缘 庐山蜜月 下放草埠湖 全国青联 沮漳漫溢 第七章 学术起步 回归华师 筹备盛会 京师访学 筹建史调会 无妄之灾 “铁窗烈火” 重返白塔寺 第八章 参与《历史研究》 “文革”初始 牵累家人 下放梁子湖 重返桂子山 参与《历史研究》复刊 校对风波 远离京城 第九章 编写《辛亥革命史》 编写《辛亥革命史》 初访美利坚 访日之行 辛亥赋新篇 金秋盛会 第十章 出长华师 谬膺校职 从馒头与垃圾抓起 频繁出访 校园新风 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 80年代后期的几件事 主动辞职与出国访学 第十一章 海外四年（上） 起点普林斯顿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 IC，接待家庭与家庭教师 破冰访韩国 重返耶鲁 海外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从“太空人”到四海为家 第十二章 海外四年（下） UCSD岁月追忆 奥古斯塔纳与荣誉学位 边城生活情趣 倦游思归 再到扶桑 美杉台乡居 初到台湾 从南港到香港 第十三章 老骥伏枥（上） 重操故业与我的“南巡” 潜心基督教史研究 香港半年 “211工程”预审活动 1997，会师东京 重上庐山 陪张朋园回贵州老家 第十四章 老骥伏枥（下） 《张謇传稿》重见天日 东西文化交流基金创建始末 余传韬与《陈诚日记》 关西巡回演说 文明危机与世纪之思 与池田大作对话 追踪樱花之旅 漫游北海道 容闳研究与珠海情愫 第十五章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100周年 神户、东京之行 2011：辛亥百年，全年无休 告别辛亥革命研究 尾声 把学问写在大地上 附录 章开沅教授学术活动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