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言/序言：
序言:红色基因,世代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共和国的基因是红色的。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到陆军步兵学院视察，特意来到学院红色资源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学院坚持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方面做了积极探索。习近平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对学院做法给予肯定。习近平强调,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习近平念念不忘红色资源,念念不忘红色基因,也永远不忘当年的红色土地、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更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并看望、关怀老红军的后代,体现了习近平的红色胸怀。
一般来讲,基因具有遗传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说,共和国的红色基因意味着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是烈士的鲜血,现在是国家的兴旺,未来是美好的愿景。
红色基因也意味着好运、福音与梦想:好运是天长地久,福音是享受生活,梦想是民族复兴。
红色共和国的人民喜红、乐红、爱红、望红。人民过日子喜欢红红火火；人民讨厌污染,乐见晴空万里的红太阳；中国妇女喜欢戴红花,穿红衣服；男婚女嫁喜欢扮红妆、摆“红宴”；中国少年喜爱花儿红；中国诗人喜见落叶红；中国老人爱夕阳红……
红色在共和国的文学艺术领域显而易见: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叫《红楼梦》；“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个样板戏中有两个是红色,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红灯记》贯穿一条红线:戏的主角铁梅身上穿的是红上衣,嘴里唱的是“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李玉和手中提的是一盏红灯。《红色娘子军》的姑娘们唱的是“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体现的都是一颗红心。《智取威虎山》这出戏虽不见红色字眼,但杨子荣“一颗红心向着党,甘洒热血写春秋”,体现了红心向党的含义。歌剧《江姐》的精彩片段是:“绣红旗”“红梅赞”。歌剧《江湖赤卫队》的“赤”字是代表红色的,赤卫队员扛的是“红樱枪”。中国有部电影叫《红高粱》,还有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是《红星照我去战斗》。中国名歌也有很多首是与红色有关的,如《红月亮》《映山红》《红太阳照边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吃了红米饭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等等。
红色共和国的许多地名都以红旗命名。如红旗镇、红旗村、红旗营、红旗街、红旗店、红旗社、厢红旗、西红旗、东红旗等；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修建的水渠也取名为红旗渠。
共和国的人民喜欢用红字取名。如张红、李红、赵红、王红、周红、董红、叶红、黄红、刘红等；称呼儿童为“红宝宝”“红豆豆”“红姑娘”“红小伙”“红男子”；给男女牵线搭桥的人叫“红娘”。
红色共和国的许多单位、团体喜欢用“红旗”牌。如“红旗出版社”“红旗饭店”“红旗商店”“红旗药店”“红旗乐队”“红旗小卖部”等。
本人作为红色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我对红色也是情有独钟的。我喜欢红色上衣,春夏秋冬换季都有各种款式的红色服装；我还喜欢听红歌、唱红歌,前些年江西电视台举办“红歌会”比赛,我每场必看、必听；我写完书稿更乐意投寄到红旗出版社；在重大节日和重要外宾来访时,我爱看升起的五星红旗。
红色共和国的人民期盼:东方红,中国红；一代红,代代红；眺望千秋万代红,一代更比一代红。
作 者
2019年3月于北京西郊
文摘/试读
一、创立红色共和国的早期中共领导人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毛泽东评论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陈独秀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
在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中,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陈独秀。陈独秀与毛泽东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但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方面,要比毛泽东早,并处于主要地位。他们两人在建党初期,交往甚密,思想比较接近,彼此有着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虽然早闻陈独秀的大名,但两人直接交往却是在毛泽东的北京之行时。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在杨昌济的介绍下,通过北大校长蔡元培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及胡适等人。虽然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与陈独秀直接交往的时间想必也不会太多,但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却非同小可。他这样追述当时陈独秀对他的影响:“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的思想言行,在青年中大受欢迎,却被北洋政府和一些旧势力的代表视作洪水猛兽,他们攻击陈独秀为“陈独兽”。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毛泽东闻知后,立即写了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文章高度评价陈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文末并高祝：“陈君万岁!”“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306页。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个在世的人,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了。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谈起中共党史时又一次提到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他对中国革命有功有过,功大过亦大,但他始终没有投降蒋介石,为革命他献出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对此,毛泽东没有忘记。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顺长江而下,来到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在与安庆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中,得知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因生活困难,要卖北京的一所房子,毛泽东说:“何必卖房子呢,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表达了对陈独秀后人的关心。
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段祺瑞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陈独秀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
李大钊深信共产主义必胜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这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在临刑前的庄严宣告。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领导过五四运动,写过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成立以后,他一直在北京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在监狱里,敌人用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最后竟剥掉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敌人把李大钊带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李大钊昂首走上绞架,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徐特立断指血书为救国
1906年夏季的一天,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在挤满了听众的操场上,他用严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便慷慨激昂地讲了起来:
“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饿狼,把我们国家当作一块肥肉,肆意宰割吞噬,洋教士披着传教外衣,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软弱的清政府不仅不能保护主权和人民,还勾结洋人,致使我们的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不久前,湖南辰州愤怒的群众冲击了英国教堂,清政府为了讨好洋人,不仅罢了那里的地方官,还无理逮捕了三百多群众,枪杀了十几人,其中还有一个14岁的孩子!他们还赔偿洋人白银8万两,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洋教士立碑树荣……”
全场为之动容。徐特立看着义愤填膺的听众,放开了嗓子,又高声疾呼: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挽救我中华民族的危亡,赴汤蹈火也应在所不惜!洋兵若来,全不要怕他,大家齐把刀子磨快,子弹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向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卖国贼!杀那丧权辱国的贪官污吏!”
徐特立越说越激昂,越讲越悲愤,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忽然,他猛一转身,跑进厨房,取了一把菜刀,高声喊道:“我徐特立愿与诸位同胞奋勇杀敌,死不回头!”说着,“砰”的一声,当众砍断了自己左手的一节指头,并用断指血写了八个大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这一爱国壮举,使在场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顿时群情激愤,书时曾有“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不谈男女恋爱方面的问题,被学友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人。
吴玉章艰苦耐劳,克己为人
吴玉章在1942年的一份自传中写道:我觉得我有些优点,但同时又是缺点。如我忠诚坦白,但因此常乏警惕性,易受人欺；有恒心毅力,但因此做事迟缓,不敏捷;志趣远大,但又因好大不顾实力,常常不能完成计划;我艰苦而耐劳,克己为人,往往因此不应让步者亦让步;我能好恶人,但不能“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特别在使用干部上常受其害。他还写道:我有学而不厌的好处,虽然有不少的缺点,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同志们的批评下,和自己的努力下,发扬我的优点克服我的缺点,以完成我革命的志愿。
王稼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
1933年4月下旬,王稼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重要会议。突然几架国民党飞机前来空袭,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从他右下腹打进去,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在抢救中,他忍着剧痛,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而一些残留在肌肤深处的弹片,仍无法取出。当时中央苏区医疗条件和技术都很差,还没有X光机,弄不清残留弹片的具体位置,只好采取了保守疗法,结果引起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后来,上海地下党组织从白区搞来了X光机,在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做了切开引流手术,疼痛的剧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由于这次手术只做了切开引流,没有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未清除,伤口一直流着脓血,王稼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跨上了二万五千里的征途。
长征路上,他随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每次行军出发时,他的担架总是走在前头,而到宿营地则经常掉在后面。白天遇敌机轰炸,别人可以很快疏散,而他行动不便,只好待在担架旁;晚上行军有时担架还滑跌。爬山、过河,走危险道路,又不能坐担架,只能步行或骑牲口。他的伤口经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些纱布和棉花;用这个办法使脓血排出体外,用棉花纱布吸取脓血,以减少发炎的机会。有时橡皮管子掉进伤口,当医生小心翼翼地替他取出四五寸长的橡皮管时,他的牙咬得咯咯响,脸上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向外冒,但听不到他呻吟一声。在贵州,他受伤的肠子与伤口相通,蛔虫从伤口钻了出来。在沙窝,他伤口发炎,发高烧,肠子腐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处于病危状态。组织上虽然分配给他一副担架,但他很少坐。伤痛稍有减轻,他就坚持步行或骑牲口。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他骑牲口到半山腰便下来步行,在战士们的搀扶下,强撑着虚弱的身体爬到山顶。
长征路上,王稼祥一面同伤痛顽强斗争,一面抱病坚持工作。他把个人的生死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却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几乎都参加了。他只要能活动,就坚持工作,经常看电报、文件到深夜。不管工作多忙,身体多疲劳,仍然要了解敌情,阅读战报,查看地图,有时甚至上前线指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著名医生马海德看了王稼祥的病,非常吃惊地说:“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爱人朱仲丽说:“真没想到他能在严重的伤痛中坚持过来。王稼祥同志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走向刑场时喊出:“请不要撕破我的历史！”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还和鲁迅一起,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写了很多著名的文章。1935年2月,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福建长汀。
6月18日早晨,瞿秋白正在狱中写诗,一个敌人走进来说:“恭喜,今天是先生的好日子。”瞿秋白明白,自己就义的时刻到了。他从容地把诗写完,起身整了整衣服,坦然地走出牢房。
国民党三十六师的师长把一份蒋介石的手令递给他,说,如果他现在“回心转意”,还可以免刑。瞿秋白接过手令,往地上一扔,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不要撕破我的历史。”
瞿秋白高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前,四周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瞿秋白环视了一下,点头微笑着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说着,面对敌人的枪口,盘腿坐下,从容就义。
毛泽东屡遭排挤不气馁,等待东山再起
“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圣贤多寂寞”。这些前人的诗句概括了多少伟人成长的血和泪、甘与苦。自古以来凡成就大业者,无不经过千难万险,吃过人间苦头。磨难,是伟人成长的磨砺石。没有磨难,就没有伟人,更没有伟人事业的成功。伟人、事业、成功与磨难之间似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所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感慨引用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举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告诫大家,在受到错误打击或不公正待遇时,要坚持真理,不要灰心,不要消沉。这种错误和不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既对自己的意志是个锻炼,也是自己成就伟大事业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俗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凡人如此,何况一个有理想、有事业的政治家。但对待事业的挫折,人生的磨难,每个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在挫折、磨难面前,有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怨天尤人,还有的人从此一蹶不振。而真正的革命者,不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碰到什么样的挫折遭遇,始终不动摇自己坚信的理想,始终有着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直面眼前的任何风暴雷霆,毫不退缩地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如果说信仰是革命者前进的动力,那么,乐观主义就是革命者渡过困难挫折之海的一叶方舟。
作为世纪伟人的毛泽东受过各种打击,但他始终以安然、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中国革命前期,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氛围中求生存,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中求发展,如果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他早就被压垮了。在党内,毛泽东异于常人的乐观主义,来源于他对信念的坚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透彻了解、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红军长征,与重重艰难险阻奋斗,红一方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有的人看到队伍缩减得如此严重,对前途感到心灰意冷,而毛泽东却说这比从井冈山上下来时好多了。长征,千回百转,连个落脚地还没找到时,他却在六盘山上发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豪迈誓言。这一点不要说敌人不相信,就是自己队伍中的人也是未必全信的。可是历史证明毛泽东说对了,不过十年,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苍龙”就被赶走了；不过十四年,毛泽东麾下的百万雄兵就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毛泽东在困难面前的态度是愈挫愈奋,在挑战面前,他的情绪愈挫愈高亢。他的信条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7寿辰。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聚餐。聚餐时,他谈到人不能老浮在上面,要下去搞调查研究(这次聚餐会上、毛泽东指定身边6个工作人员下去搞社会调查),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这时,他说:
“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
毛泽东在党内曾多次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他忠心耿耿为革命奋斗,打出了一块中央苏区,却屡遭自己内部那些“钦差大臣”们的打击,甚至落得个连发言权都被剥夺的地步,只剩下空头政府主席一职。长征时,差点被作为老弱病残淘汰下来。命运之神可谓不公,但毛泽东并不灰心,并不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耐心地等待。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当一个人蒙冤受屈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气馁。瑰宝蒙尘,总有大放光明的一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毛泽东蒙冤的时候,他就等待,等待大家的觉悟。他曾对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说:“我曾是少数派。在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事情是等待。”伟人们在挫折面前,大都持等待的态度,这是非常明智、非常正确的一种选择。
“等待”二字值千金,等待,是坚强，是耐力，是坚持力,不是屈服,也不是妥协,更不是倒退。
等待,是智慧,是策略,是技巧,也可以说是战略战术,不是消极怠慢,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有所作为。
等待,是信念,是信仰,是积蓄力量,观察时机,以利再战,重新再出发,求得东山再起。
等待,是希望，是未来，是光明,不是暗淡,不是失望。毛泽东最终等到了光明美好的前景。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光辉灿烂的人生历程。从此,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刘少奇盼中国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那样春光明媚
刘少奇从小为人正直,富于革命理想,办事十分认真。从青少年时期起,他看到当时的中国到处虎狼当道,内忧外患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情景,在内心里极端愤恨。决心要改变这种腐朽黑暗的世道,为伟大中华的崛起而献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刘少奇一直认真学习,发愤读书。当时他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传播新思想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外,还广泛阅读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和历史书籍。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到藏书较多的圹湾刘家去借,每去一次就抱回一摞书。有时到熟人家中,一看到没有读过的书,也千方百计借来阅读。
为了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刘少奇决定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去。他在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俄文和马列书籍,于次年年初同十几个青年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到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
这年冬天,在中国班里开始建立党组织,刘少奇和同去的彭述之、罗觉等首先由团员转党员,加入了东方大学的党总支部。以后,刘少奇同志等几个党员和团员一起组成旅俄支部。他是我国旅俄支部的早期负责人之一,担任支部委员。
在苏联学习期间,刘少奇亲眼看到经过伟大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到处春光明媚,人民翻身作主的动人景象,联想到自己祖国在反动制度下,满目疮痍、人民贫苦的情景,思绪万端。他经常感慨地想:我们中国有这天该多好啊!
随着国内革命的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一批骨干回国工作。1922年夏天,刘少奇满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回到了上海,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
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1910年夏,12岁的周恩来,跟随伯父到东北沈阳,先在铁岭银冈书院念了约半年书,后来转入沈阳(当时叫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
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读书?
有个同学站起来说:“我读书,是为了以后帮助父亲记账。”
还有个同学举手说:“我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来读书的。”
当老师问到周恩来时,他站起来响亮而庄重地回答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那时,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年代,由于清朝反动政府的腐朽统治,国家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充分反映了少年周恩来要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勤奋学习的大志。
1912年10月,东关模范学校创建两周年纪念日,全校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集会。当时,十四岁的周恩来感慨万分,挥笔写了一篇题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文中明确写道:学生读书应以担负并完成“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这篇优秀的作文收录在《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
有位教语文的老先生曾感慨地对别人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真理
1911年,朱德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护国讨袁战争。他希望参加这些斗争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结果打来打去,中国社会仍然黑暗,劳苦大众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想: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正当他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不久,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朱德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决心寻找中国共产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少将旅长的官位,拒绝了四川军阀杨森聘他为师长的邀请,放弃了每月一千多块大洋的薪俸,于1922年离开四川。
他先到上海,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又到北京,仍未找到。朱德并不灰心,再次返回上海,继续寻找党。好不容易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然而陈独秀却认为朱德是旧军官,冷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上海,朱德还拜望了敬仰已久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劝他回滇军重振队伍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以先付军饷10万元相许。他因为找党心切,没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孙中山又劝他留学美国,他也不同意,他说:“现在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兴起,我要去马克思的故乡。”
就在这一年10月底,36岁的朱德,远涉重洋,到了德国。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共旅欧总支部负责人周恩来。朱德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表示了入党的要求和革命的决心。周恩来被他诚挚的革命热情和要求入党的决心所感动,在征得党组织其他负责人同意后,便介绍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生中光辉的战斗历程。
邓小平三次失落不灰心,保持乐观态度
邓小平在谈到自己受迫害能走过来的时候,曾这样说:“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候,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5页。
一段未见诸《邓小平文选》的邓小平与奥琳埃那？法拉奇的谈话也说到乐观主义对战胜政治打击的重要意义。他对这位外国记者说:“我之所以能经受如此多的打击,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失望,因为我知道,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第180页。
邓小平的子女对此也有着很深的感受,毛毛的《在江西的日子里》是这样描述的:“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
生性达观、内心光明、襟怀坦荡、处变不惊,这是半个世纪的革命留给邓小平的真实风格烙印,是一份历史的馈赠。
20世纪的革命者,在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在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历尽艰辛,经受了各种磨难和考验。这是这一代革命者的特殊历史命运。作为一个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人,邓小平的坎坷际遇和复杂的斗争经历从他青年时代即已开始。逆境和磨难,在很大程度上锻造了他后来开朗豁达和坚强的心理素质。
邓小平之所以能屡陷逆境而不心灰意冷,愈挫折愈奋起愈辉煌,主要在于他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持真理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邓小平正是由于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使他每当处于逆境的时候,从不消极和沉沦,而总是不断地从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中,看到光明的前景,获得新的力量。他将信仰视作一种动力,“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正是有了这种信仰,他即使身处“拘留室”,关在“牛棚”,也仍然没有失去信心,把希望寄托在党的健康力量上。正如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
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时也谈到了这个话题。钱伯斯对81岁的邓小平身体如此硬朗、精神如此饱满感到惊奇,他问邓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听到这里,邓小平笑了,说:“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还说:“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下,第284页。
相信问题能解决,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是建立在一种自信上面的,即自己做的和说的是正确的,而正确的东西总要战胜错误的东西,总会被人认识,被历史证明,他自己坚信这一点。他对外宾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页。相信问题总能解决,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所以当实践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并被大多数同志认识之后,邓小平就会奇迹般地“东山再起”。
外国人曾用“打不倒的小个子”来形容邓小平的顽强和坚定,而邓小平则喜欢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乐观豁达,保持身心健康,是邓小平渡过难关的一剂良药,也是他得以高寿的一个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