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制论丛

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主要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等为对象，而基于市场失灵形成的行政规制，虽已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行政法学对其关注仍显不够。时至今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规制研究的不足，一方面暴露了行政法学研究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存在距离；另一方面也使缺乏行政法治的行政规制弊病丛生，行政规制质量无法明显提高。因此，将行政法学研究导入行政规制领域，将行政规制纳入行政法治，既是时代使命，也是研究人员的责任。

江必新，湖北枝江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优选人民法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中南大学教授等职务。荣获第二届中国十大青年法学家、首届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等称号。出版“十八大与法治国家建设”丛书(共八本)、《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大问题研究》《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行政与法的关系发展史》《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行政诉讼问题研究》《民事诉讼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等专著五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二百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等多项重要课题。

互联网时代的法治国家建设
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基于互联网的治理秩序变迁：技术、民主与法治
论大数据时代立法调查方法的变革与完善——兼论适应和推动“数据化立法”
网络犯罪治理：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
网络暴恐信息的表现形态、法律规制及其筛查标准设想
互联网时代的法治政府建设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33件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从“互联网+”看市民服务热线平台的构建与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法治社会建设
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及其限制——兼论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
论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视角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
“微商”视角下的网络平台民事责任研究
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法律定位之反思
“互联网+电子商务”中税收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互联网时代司法制度的发展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衔接
信任困境下的裁判文书改革与上网
网络领域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司法规制
中国网络言论自由救济与机制构建之探讨
附录
附录一互联网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第二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论文综述
附录二第二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论文题录

卷首语

2015年10月31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共同主办，中南大学承办的第二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在湖南长沙九所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互联网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为主题，来自理论界、实务界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本届论坛共收到论文150余篇，在认真研读、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甄选了其中若干篇作为代表编入本卷《行政规制论丛》。本卷共分为四个子栏目。
第一个子栏目是“互联网时代的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国家的角度出发，互联网对反映民意、意见沟通，以及监督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等，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与引导作用。本栏目第一篇文章为北京大学湛中乐教授与深圳大学高俊杰博士合作撰写的《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文章指出，我国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惩处造谣传谣者、明确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推广网络实名制、强调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网民自律以及革新网络规制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文章强调政府应当在制止网络谣言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划定精准界限：要排除事实偏差和价值判断；要区分造谣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对象采用不同审查标准；应当考察造谣者的主观意图，责任与主观意图相关联；要审视谣言是否造成损害后果。第二篇文章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飞龙博士的《基于互联网的治理秩序变迁：技术、民主与法治》。文章认为，当前我国的互联网治理有两种基本模式：以“网言入罪”为代表的刑事严打策略和以“新浪删帖”为代表的管制外包策略。以地方治理主体和民间社会为主的网络参与主义正在塑造形成一种新秩序观与治理革命；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治理需要协调好互联网技术标准与法律标准之间的关系数据。第三篇文章为浙江工业大学石东坡教授与金钦钦的《论大数据时代立法调查方法的变革与完善》。文章指出：大数据技术和方法应用于立法调查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文章的核心要点在于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立法调查方法中。这是因为大数据不仅能对海量的数据进行整理，更重要的是其能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此功能有效地减少在立法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使立法调查方法能更加科学化以及具有高效性。本栏目接着推出两篇文章：一是华东政法大学张文龙博士的《网络犯罪治理：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二是北京师范大学印波教授与冯卉的《网络暴恐信息的表现形态、法律规制及其筛查标准设想》。张文龙博士认为网络犯罪法律治理首先是法律代码的刺激，是法律与匿名系统的结构耦合，是法律系统的内部语意的分化和再结构化，是法律系统关于网络犯罪的规范性预期之稳定。印波教授和冯卉则侧重于对网络恐怖主义的规制研究，认为网络暴恐信息传播渠道便利，效果明显，信息方式多样化，隐蔽性强，引发的恐怖袭击的主体以及目标复杂，造成的潜在破坏较之传统恐怖方式更为严重。对这些网络暴恐信息的相关行为仅仅入罪无法达到严密法网，预防恐怖活动的效果，需要制定全面、详尽的《网络暴恐有害信息筛查标准》。
第二个子栏目是“互联网时代的法治政府建设”。本栏目第一篇文章为上海政法学院姚颉靖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彭辉博士合著的《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33件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文章对2013年33件网络舆情典型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分别从时间、类型、回应时滞、回应状况以及回应主体等方面归纳出政府应对网络舆论方式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文章提出政府应当注重研究周期性的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处置能力，构建系统化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第二篇文章为上海政法学院汤啸天教授与李晶合著的《从“互联网+”看市民服务热线平台的构建与发展》。文章指出汾西路上海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并分别从夯实基础、对下负责、信息共享、并驾齐驱、强化透明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第三个子栏目为“互联网时代的法治社会建设”。本栏目第一篇文章为北京邮电大学罗楚湘教授的《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及其限制——兼论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文章指出互联网使人们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言论表达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快捷性、匿名性等特点。这些表达方式的新特点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范围，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对言论传播方式的管理思路和手段。文章指出在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我国政府规制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制度需要做到：一是事前审查和事后管理相结合，逐渐过渡到以事后管理为主；二是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针对网络表达内容区分管理方式；三是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四是鼓励形式多样的管理手段；五是合理设置企业责任，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六是正面引导，鼓励行业自律。

本栏目推出的第二篇文章为中南大学法学院张雨博士研究生和中南大学敖双红教授合著的《论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视角》。文章认为，探索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当前我国网络言论监管体系有灵活性与适应性方面仍无法完全适应网络的发展需求，需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于本国特点建立相对公平的权益衡量机制、统一立法标准、充分运用“法律”与“网络技术”等综合监管手段，以平衡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篇文章为海南大学王崇敏教授与郑志涛合著的《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文章认为，我国应当从私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私法既能为个人信息提供私法确权的保护，还能提供私法救济的保护。我国应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地位，并在未来《民法典》总则编和人格权法编中加以规定。同时，制定统一的、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其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特殊规定。第四篇文章为腾讯研究院杨乐博士的《“微商”视角下的网络平台民事责任研究》。文章认为在“微商”网络侵权案件中，网络信息平台只是作为平台用户的微商从事网络交易行为的媒介。网络信息平台与用户之间并没有就交易行为达成合同意愿，是用户之间自发、自主的进行了交易行为，而网络信息平台处于中立地位，因此对这个交易而产生的纠纷不承担民事责任。除非网络信息平台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或者为交易提供了具体交易支持，因为这个支持行为，网络信息平台就转化为网络交易平台，因此要承担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
第四个子栏目为“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本栏目推出的第一篇文章为中南大学何炼红教授与邓欣欣博士合著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法律定位之反思》。文章指出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定位十分不明确，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概念表述混乱；二是法律关系界定模糊；三是裁判角色资格存疑；四是义务标准适用笼统。互联网时代要求我国应当对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定位进行反思与重解，应当从法律概念的重新规范、法律关系的重新审视、裁决身份的重新考量以及审查义务的重新确立四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制度和规定。第二篇文章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湘平所著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中税收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文章分析认为电子商务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电子商务交易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缺陷：一是没有专门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规制；二是税收管辖权难以确认；三是税务登记制度、纳税申报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以及税收法律责任制度等传统税收法律制度难以适用。因此，我国应当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建立全方位的税务网络体系、培养电子商务税收专业人才。
第五个子栏目为“互联网时代司法制度的发展”。本栏目第一篇文章为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程琥博士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衔接》。文章首先探讨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衔接的重要意义，并指出 ODR与我国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衔接的重点：一是要注重其纠纷化解功能、弥补漏洞功能以及引领示范功能；二是要从观念、制度、机制与保障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衔接。基于此，我国有必要按照“互联网+”要求，推动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完善，着重建立健全电子调解、电子仲裁、电子复议、电子司法、电子信访的体制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要求。第二篇文章为中南大学唐东楚教授的《信任困境下的裁判文书改革与上网》。文章认为，裁判文书作为审判过程的记录和裁判结果的正当化载体，其上网公开是网络互动和新媒体兴起的大势所趋，并且倒逼裁判文书的样式与说理的改革，尤其是说理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的改革。为了化解当事人和社会的信任困境，文书样式应当在结构基本统一的前体下不失灵活性；文书说理应当针对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根据不同的案件性质、不同的法院审级、不同的社会敏感程度等，合理分配说理资源，达到繁简适度、令人信服的目的。第三篇文章为湖南农业大学郭超群教授与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刘聪法官合著的《网络领域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司法规制》。文章从典型的案例出发，重点探讨了网络领域内的反垄断问题。网络领域形成垄断的原因在于网络领域具有外部性规律，从而产生“赢者通吃”；网络领域具有用户锁定规律，从而强化垄断地位；网络的兼容性要求与标准的不相容性规律可以巩固经营者的垄断地位。基于此，要规制互联网领域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就需要不断提高《反垄断法》的威慑力，促使具有垄断地位的互联网企业能够实现自律，保障互联网领域的交易公平和市场正义以及互联网用户的合法权益。第四篇文章为国家行政学院邓晔博士的《中国网络言论自由救济与机制构建之探讨》。文章论述的重点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救济。其认为，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救济机制的建构需要树立以下理念：国情论；司法审查或宪法诉讼非唯一论；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具体权利论；三个利益至上论，即“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人权利益至上”。
除此以外，莅临本届论坛的部分专家虽未提交论文，但他们在论坛上的真知灼见却引发了我们对“互联网时代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主题更加深入层次的思考。由于篇幅所限，其他参会论文中的精彩要点将通过论坛论文综述体现出来。
本卷执行主编
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