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方治理法制经验研究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法制经验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立法（法典）和司法举措（改革）的经典回顾，探究地方治理中的“官治”与“自治”，尤其是中央通过法典和司法进行地方治理的经验。在统合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子的基础上，重新阐释法典变化的地方治理之因素；以及通过分析司法治理地方遭遇的困难，挖掘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博弈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沈玮玮，1986年1月生，湖北襄阳人。2007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200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201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2018~201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与韦恩州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律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法治评价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导言中国古代地方治理与地方安全
一、治安管控的组织网络
二、官员住行的制度安全
三、司法程序的减压渠道
四、儒家的终极治理理念
第一章上古部落联盟的治理基础及其成就
第一节尧舜禹构筑的法制治理一般框架
一、尧舜之功：基于法制与治理的讨论
二、大禹治水：早期地方治理法制框架
第二节皋陶治理部落的立法与司法成就
一、皋陶形象重释Ⅰ：立法者的视角
二、皋陶形象重释Ⅱ：司法者的视角
第二章中国古代立法变迁与地方治理策略
第一节先秦时期法典的名称之变与形式之变
一、夏商周刑名之变的地方治理之因
二、春秋战国成文法运动的治理因应
第二节秦至西汉专制集权下的地方治理对策
一、商鞅变法背后的地方治理之考量
二、秦代地方治理要求与标准化举措
三、汉武帝的缗钱令与地方治理效果
四、秦汉监察法制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第三节隋唐至宋的律法伦常与地方治理偏好
一、关中与江南：隋代杨氏父子的治理重心与律典选择
二、化外人犯罪：唐以来的法律适用原则与化外人治理
三、士大夫之名与出版商之利：两宋版权保护治理之道
四、袁氏世范：南宋家法、国法与伦理重构的基层治理
第四节明清时代的皇权政治与地方治理新法
一、皇权政治与明初法制革新
二、清代会典制作与治理变革
三、明清繁简之法该如何取舍
第三章中国古代司法变革与地方治理应对
第一节司法的空间安排、运作模式与治理效果
一、故宫与县衙的一体设计与治理愿景
二、庭院之名与古代地方司法治理之法
三、罪疑唯轻与古代地方治理的效益观
第二节先秦司法创造的治理权威、主体与理论
一、吕刑与通过司法重塑的地方治理权威
二、社的司法功能及建构的地方治理单位
三、从审判技巧和程序到治理理论的五听
第三节汉宋的司法谋略、技艺与地方治理思维
一、缇萦救父：西汉初年央地的法政较量及治理策略
二、春秋决狱：董仲舒地方治理成就与儒家治理机缘
三、世说新语：魏晋南北朝的治理观念及其法政实践
四、洗冤集录：司法检验思维与南宋以降的理冤传统
第四节明清的司法创新、治理网络与经验共享
一、朱元璋的绑缚赴京策与地方治理网络
二、明清会审制度构造及其治理经验共享
第四章近代地方法制实践与地方治理传统
第一节民国商品检验法的广东地方实践
一、广东的政治关系及工作开展
二、邹式工作法及上海局的运作
三、商品检验法推行的南北差异
第二节广东潮汕地方治理的传统与媒介
一、古代如何治理边陲地方：广东潮汕法文化传统
二、儒家法文化的地方与日常：潮汕地方治理媒介
结语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地方治理
后记

总序与许多同行的视角不同，近年来，我们对中国法治发展状况以及相关基本理论的研究，聚焦于“地方”。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生活、工作在这个曾经或许现在依然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的相对边缘的位置——地方，会很自然地注意、关心身边发生的一切，包括它的制度状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法治本来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去中心的运动。所谓世俗化，与神圣化相对，是指摆脱心理和体制依附的过程。每个人都确信自己的理性，并有条件、有可能依据自己的理性，决定自己的行动。哪怕是犯错误，只要他愿意承担后果。或许是翻译的原因，我并不赞成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我确信，人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信仰法律，而是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遵守法律在当下是正确的；信仰难免盲从。由于法律的存在，每个普通人都具备了依法自主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所谓去中心，就是在法治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心，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治下形成的单一权力中心被人人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所逐步取代。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地方才是法治建设的主战场，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实践造就了法治。研究中国法治，从“地方”的视角，或许会得出更为真切的结论。 “法制”一词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法律与制度的总称。地方与法制联结考察，有助于帮助人们从地方层面制度建设的角度观察中国的法治发展。地方一级在中国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立法权，地方立法更多地与政府管理工作相关，许多人因此而把地方法制理解为地方立法及其实践。实际上，由于法律是在实践中被赋予生命活力的，所以地方法制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央集权国家推动法治建设的独特方法，即地方层面是如何通过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社会领域的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施中央立法的。我同样确信，法律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的，人们运用法律，离不开具体的制度环境。法律是否有用、可用，根本上取决于实施法律的制度是否完备、便捷。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高度科层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创设的规则和制度对于法律的实施具有关键性作用。而且，老百姓对法律的认识、判断乃至信赖，更多情况下，并不是基于法律而发生的，而是来自对实施法律的制度的直观。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期待通过对中国地方层面的法制状态研究，参与到法治中国的进程之中。也希望更多的同人关注这个领域。谢谢！葛洪义2015年9月27日于杭州月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