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知本法学文集

《张知本法学文集》一书包括张知本先生所著《法学通论》《社会法律学》《中华民国宪法僭拟》等。其中《法学通论》借鉴日本学者奥田义人和梅谦次郎的学说引介西方法理学，分为法学和法律两个部分，其中法学部分阐述了本体论的内容，法律的部分则囊括了法律与道德、政治、经济和习惯的关系，以及法律本身的构成、分类和适用问题。《社会法律学》开风气之先，引进了法社会学理论，阐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全面介绍法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和各学派观点。作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张知本以社会本位为原则，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以及《中华民国宪法僭拟》的条文设计和法理阐述，为理解“五五宪草”的历史渊源和立法原意提供了思路。

张知本(1881-1976)，号怀九，湖北江陵人，是民国有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法学家、教育家。作为民国首任司法部长，先生素有“法学泰斗”之称，与王宠惠、董康、江庸并列为民国“四大法学家”，曾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鄂都督府司法部长、国会议员、湖北省、行政法院院长、司法行政部长等职，主持上海法政大学和朝阳法学院，参与创办武汉大学。

法学通论
前言
绪论
第一编法学
第一章法学之本体
第二章法学之材料
第三章法学之学派
第二编法律
第一章法律之定义
第二章法律与国之关系
第三章法律与道德之关系
第四章法律与政治之关系
第五章法律与经济之关系
第六章法律者学乎术乎
第七章法律语之种类
第八章法律之分类
第九章权利义务及法律之关系
第十章法律与习惯之关系
第十一章法律之解释
第十二章关于时期之法律效力
第十三章关于土地法律之效力
社会法律学
自序
第一章社会法律学之意义
第二章社会法律学之发生
第三章社会法律学之派别
第四章由社会法律学见地之法律观
第五章社会进化与法律
第六章今日应有之立法
第七章现代法律社会之趋势
中华民国宪法僭拟
法治国律师之地位
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法之总检讨
五权宪法中的司法建设问题

致谢    《朝阳大学先贤文集和法学文库：点校出版、学术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高度重视，2013年3月获评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支持经费60万元，由朝阳校友会、朝阳法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发起并组织完成。本项目致力于点校出版“朝阳大学先贤文集”系列丛书和建设 “朝阳大学法学数据库”，让尘封数十年的著述再度与广大学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见面，希望再现朝阳大学当年的学术辉煌，同时表达对先贤业绩的缅怀与纪念，实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使命。    本系列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朝阳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朝阳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香港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吕振万先生及其儿子吕荣义先生创立的“吕氏基金有限公司”资助出版。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    香港“吕氏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非营利慈善机构，宗旨为“扶贫济困、弘扬善举、奉献爱心、回馈社会”。遵照创办人之理念：将参与慈善公益事业作为企业建设发展的重要部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对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持续的投入，为推动民生改善、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十几年来，吕氏基金在赈灾、扶老、助幼、济困、助学、助医及支持中华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领域不遗余力，参与奉献，其善举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嘉勉和肯定。    吕振万先生历年来捐资港币1.6亿多元，用于国内慈善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先后建造各类学校教学楼170余所，如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教学楼、南星中学一系列科教楼，并协助美化、绿化诸校园环境。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侨大学、泉州培元中学等多所学校设立奖教、奖学及助学金；资助出版《朝阳校友通讯》《朝阳法律评论》，设立厦门大学吕振万书籍出版基金；多次赞助福建省为贫困中、小学校“捐书助学献爱心”活动；捐资扩建福建南安海都医院，援助建设厦门中山医院多功能医疗大楼等。在吕先生故乡，建设了南安水头体育馆、泉州游泳馆以及公园等社会福利配套设施，种种善举，惠泽乡梓，造福社会。在香港地区，吕氏基金全力支持香港中乐团一系列活动，积极资助保良局助养计划、捐建播道会“儿童之家”新大楼及捐建广荫老人院基金与节日礼物，支持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会助建内地六所“希望工程”小学，并多年资助香港福建中学贫困学生“启动工程”。    吕氏基金资助出版“朝阳大学先贤文集”丛书，是认为朝阳大学先贤不仅留下了学术价值极高、具有创造性意义的著述，而且留下了“法治救国”“宪政兴国”的崇高理念，出版“朝阳大学先贤文集”可使珍贵学术遗产得到广泛传播，法治精神能够薪火相承，意义深远。    慈善事业是阳光的事业，欣欣向荣，万古长青。吕氏基金是慈善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将继续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一如既往地履行安老助孤、扶贫济困和襄文助教的社会责任，努力促使大爱的阳光洒满天下，造福民众。    我们衷心祝愿吕氏基金声誉日隆、香浸人间。不仅为了纪念吕振万序    1912年，民国初年，新兴的民主共和政体代替了已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汪有龄、江庸、黄群、蹇念益等先贤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兴学办教，集资创办了以教学和研究法学等为重心的私立大学，以“浚哲文明”为训，力图为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筚路蓝缕，艰难玉成，经仁人志士数十年努力，终于造就了“无朝（阳）不成（法）院”美誉，在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在朝阳大学开办百年之际，由朝阳校友发起并主持，收集整理研究出版“朝阳大学先贤文集”，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再现朝阳学术辉煌    朝阳大学自创建之日起便注重延聘学有专长、学术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丰富的名师任教，也十分注重编辑出版师生的著述，因此留下了大量教学科研成果。不仅朝阳大学的《法律评论》历经世纪风雨从未间断，至今仍在出版，成为奇观，朝阳大学的讲义也曾成为了中国法科学生争相索取之物，一时洛阳纸贵，大致统计，曾经在朝阳大学任教的学者留下了数百著作与千篇文章，其中大量的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著述。但由于这些著述出版较早，印数较少，再加之历经十年兵战内乱，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朝阳大学被迫中断其近四十年办学历程后，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因人废言，大量曾担任司法机关职务与在司法实践一线的朝阳大学学者的著述无法再与读者见面，而只能保存于国家图书馆等极少数图书馆中，不仅一般读者很难一见，就是专门研究者也难以一睹真容，几近湮没。利用纪念朝阳大学开办百年的契机，编辑出版“朝阳大学先贤文集”丛书，也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朝阳大学当年的学术辉煌。    （二）促进当代法学研究    朝阳大学是中国较早的法科大学，而且在变化莫测的混乱时世中勉力支持，为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长期坚持私立办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品位和特色，与具有西方教会办学背景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形成了南北鼎立之势，成就了中国法学教育史蔚为大观的“北朝阳南东吴”现象。朝阳的法学研究秉承大陆法系重视法典研析、重视司法实践的传统，形成了与东吴大学秉承的英美法系不同的学术研究风格。不同的学术流派与风格互相砥砺切磋、相互融汇吸收，是法系进步的不二法门，也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途径。迅速整理点教、编辑出版封存数十年的朝阳先贤的著述，让尘封数十年的著述再度与广大学者和读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与读者见面，有利于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中国法学教育。    （三）继续先贤未竟事业    朝阳大学以法学为主，其经济、政治等科亦名师众多，办学颇有成就，甚至国文、外文等公共通识类课程也尽其所能延聘名师，教师著述丰富，且多系开创性研究。在其存续的数十年中，朝阳大学培养了众多的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又多有建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发展，当年朝阳大学的学生也将因为其成就而被后人尊为先贤。随着“朝阳大学先贤文集”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推进，将来还会把他们的著述以及研究朝阳大学和朝阳先贤的著述收录其中。这样就会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更多地汇集朝阳大学的师长、学生以及他们的子弟以及研究与关注者，增强朝阳凝聚力，传承朝阳精神。    21世纪已过去十余年，朝阳大学诞生亦已百年，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社会也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回到闭锁、专制的时代已不可能，是原地踏步、逡巡不前，还是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民主的社会？每到紧要关头，人们总是回望过去，从历史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编辑出版“朝阳大学先贤文集”丛书，不仅是对先贤业绩的一种缅怀与纪念，更重要的是研究先贤们在已经过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所思、所想、所为，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与力量，践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使命。    是为序。吕振万2013年11月百年朝阳：历史的纪念与仰望——“朝阳大学先贤文集”丛书总序孙国华序    作为中国最早的法科高等学校，朝阳大学与中华民国同岁。创建伊始，即秉承“浚哲文明”校训，弘扬“理实并重”学风，汇聚才智，俊杰辈出，执民国法学教育之牛耳，尤其是司法官考试成绩无出其右，成就“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北朝阳，南东吴”的佳话。1912~1949年，朝阳大学弦歌不断，法脉维系，共计培养出6230名法科学生，占同时期法科学生总数40000人的七分之一多，为传播近代法律文化、培养法学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摇篮。    1949年，北平解放，朝阳大学由人民政府接管，先叫“北平政法学院”，8月改称中国政法大学，由题写校牌，校址仍在海运仓旧址，设一、二、三学员部。其中，一部轮训在职司法干部，陈守一负责；二部为法律专修科，王汝琪负责；三部为法律系本科，冀贡泉负责；各部均设三个学员班。11月，代表中央提出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为基础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3月，一部学员毕业直接分配工作，二部学生611名转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修科学习，三部316名学生转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第一期四年制本科生。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许多教学骨干和学生均为朝阳学子，全国各地法律院校亦有众多朝阳学子，他们为新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人才培养和新中国的法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朝阳大学优秀的风格和传统得到传承与发扬，承载着朝阳精神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不断开拓进取，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完全可以说，朝阳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重要源头，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它见证了民国法政教育由初兴到繁盛再至融入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历程，为中国法律事业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抚今追昔、见贤思齐。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余年历程，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纪念朝阳大学诞辰一百周年，我以为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弘扬法治精神、改善法学教育、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法律文化。    第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先进的法律文化。法治和文化紧密联系。文化一般可理解为人类在科学、教育、艺术和社会其他精神领域获得成就的总和。法律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特殊部分，是一个涵盖法律领域多种现象和因素的综合范畴。高度的法律文化就是实行法治、依法治国的法律文化，即法治文化，它体现了文明时代特别是近现代人类对法和法律的基本态度，是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法律文化。具体表现为人人学法、懂法、自觉守法、护法，把依法办事作为一种信仰甚至习惯，、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且能进行法治思维，会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各种矛盾。    第二，从思想渊源上看，有四种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法治文化形成起过较为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的法律文化；二是在建国初期全面学习、借鉴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法律文化；三是清末民初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先进人士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并在实践中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旧民主主义法律文化；四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广泛传播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法律文化。多年来，我们更加重视对前两种法律文化的研究和学习，改革开放后又较为重视第四种法律文化，在总体上对于清末民初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学习德国、日本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旧民主主义法律文化重视不够。必须承认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怀着忧国忧民、振兴中华、变法图强的良好愿望，不少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虽然没有走通，但也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教训，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法律文化。正确认识和评价清末民初以朝阳法学先贤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法律文化，理应在政治上“脱敏”、法学上研究、思想上尊重和传承。    第三，未来我们要努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化为核心，吸收、借鉴本国传统、西方、苏联和俄罗斯等国法律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融合而成的，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文化。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强调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基本原则；坚持弘扬法治精神，克服重政治、轻法律，重意志、轻文化的倾向，重视对世界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包括中国旧民主主义法律文化的分析、批判、扬弃；坚持贯彻“双百”方针，推动正常的、健康的学术争论，鼓励和培养追求真理，相互切磋，朴实真诚的学风；坚持在法学教育中理论联系实际，中外古今经验相结合，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和法学教育体制。    第四，朝阳大学先贤文集系列丛书的点校出版是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大工程，意义重大。它合乎把人民大学法学院建成世界一流法学院的需要，将显著提升法学研究和法律文化建设水平。传承朝阳法学教育的传统和声誉，展示中西法治文明兼容并蓄新貌，也有助于传承和发展现代法治文明，扩大海峡两岸的法学交流与合作，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使朝阳老校友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而且通过团结带动一批中青年学者整理点校先贤文集，对朝阳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阐幽发微，以再续弦歌，弘扬民主、法治精神，适应和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需要。    衷心希望具体承担《朝阳大学先贤文集》点校出版工作的中青年学者继承“凭着这朝气行健以自强，正气长昭日月光”的朝阳传统,不断努力、追求光明、薪火相传，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让法治进入每一位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一部分。孙国华2013年12月总例    一、本套丛书是以个人文集形式，有选择地整理曾在朝阳大学任教老师的经典著作，内容以法学为主，但不仅限于法学。每位学者的著述也以某一主题的法学著述为主，相应命名为《某某×学文集》或者直接命名为《某某法学文集》，不作任何有损原意的改动，仅为适应现今作者的阅读习惯，作适当技术性加工和形式方面的调整。    二、文集所选著述的版本，主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版本中择优选择，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无藏或所藏版本有装订缺漏及页码残缺等情况时，则递选京、沪、汉等地重要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加以弥补。每部文集的编辑尽可能地收集该著者的全部著述与出版情况，比较分析后选定文集主题并附加编校说明或点校者前言。著述包括作者的著作、译作、论文、讲义、序文等法学相关著述。    三、原书竖排版者，一律改为横排。原文“如左”“如右”之类用语，相应改为“如下”“如上”等。原文中用来补充说明的小字，恢复成与正文字体同，并加中括号区别。作为谦称的“不佞”等词的小字，仅恢复成与正文字体同。    四、原书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正体字，参照《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个别若作改动会有损愿意者，则予以保留，另加注说明。原著中表避讳、恭敬等的字体缩小及空格、空行等均按当今阅读编排习惯进行处理。原文中的双行小字夹注一律改为文中括号加注。    五、原书无标点符号或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者，一律代之以现在规范通行之标点符号。原著中缺漏或无法辨识之字，则以“□”标记之。原著行文中所用中文数字，一般不改为阿拉伯数字。但为编排方便，图表中的中文数字及数量单位加以适当变更。    六、原书无段落划分者，点校、勘校时作适当之段落划分。原著确有重复、遗漏等错误者，则据前后行文等加以相应改正；原著中的段落接排与个别过长段落，亦以不影响原著内容表达为原则略加修改；若干原著中的置于页眉等处的段落标题与标号、页码等，重新编排时亦加以适当处理。以上变动，均于首次处理时标注，在页下加以说明。    七、原书所用专有名称、专门术语今日有更通用统一提法者，酌加改动并注明。个别特别重要的著译，酌于书后附上新编之名词索引。原书所用国内外地名、人名等，如与当今通说不同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有变化，则改今说，但首次出现时，以页下注方式注明。部分指向不明、原著又未提供英文的人名、地名、国名等专有名词，则保留之，供读者查证。    八、为保留原书原貌，对原书所引用之事实、数字、书目、名称及其他材料确有错误者，在原文中不作改动，可加注说明。为便于读者理解，编纂者可能会对原著所涉及的若干重要人物、事件等，以页下注方式加以注释。所有原著注释均保留，并标明“原著注”。所有编者注，亦加以说明，以与原著注释相区别。    九、本丛书所选编之著述，均依相应出版规范与编辑惯例处理。“朝阳大学先贤文集”丛书编委会冯玉军谨识2014年 6月点校者序张知本(1881—1976)，号怀九，湖北江陵人，是民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法学家、教育家。作为民国首任司法部长，先生素有“法学泰斗”之称，与王宠惠、董康、江庸并列为民国“四大法学家”，曾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鄂都督府司法部长、国会议员、湖北省、行政法院院长、司法行政部长等职，主持上海法政大学和朝阳法学院，参与创办武汉大学。张知本出生于江陵县，可谓人杰地灵。江陵县水路交通十分发达，连通长江、汉江与长湖、三湖、白鹭湖、洪湖，生意兴旺，人才辈出。明代张居正即湖北江陵人，史称张江陵。张知本的至交杨玉清说，虽然张知本不是张江陵的后代，“而其宅心处事，确有与张江陵近似的地方”。而近代江陵最为著名的是“辛亥三杰”：张知本、胡鄂公、钱纳水。之后又出现了黄杰、谭友林、贺彪、宁道贵、徐植焕等革命志士。张知本十三岁参加清末科举，考中秀才。其时正值张之洞推行新式教育，在武昌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实行现代分科教育。张知本在十五岁时考入两湖书院，十七岁拔优贡（朝考二等），1900年官费留学日本，在宏文书院学习日语，后转入法政大学修习法学，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松冈义正的《民事证据法》，此后作为法学家成为近代法制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05年结识孙文，成为第一批中国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张知本积极参加革命，被推为鄂军都督府司法部长。1911年，年仅30岁的张知本出任民国第一任司法总长，这一年，30岁的王宠惠出任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34岁的江庸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袁世凯篡权后，张与之不睦，1912年回湖北任江汉大学校长，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讨袁护法运动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张知本执教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护法军兴起，张知本参加“非常国会”，出任湖南津市护法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2年，湖北督军兼省长肖耀南改湖北的几所专科学校为大学，延国民党内资历深者到湖北出任校长。如石瑛任武昌大学的校长；郭泰祺出任商科大学的校长；张知本担任湖北法科大学校长。当时湖北曾流行着这种看法：湖北的能人，文的是张知本，武的是孔庚。1924年，国民党改组，张知本作为湖北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亲自提名张知本为第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后出任大本营参议，负责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作，主管湖南、湖北、陕西三省党务。1928年元月，张知本就任湖北省政府，蒋桂战争之后，再度被开除出党。1928年3月，张知本开始组织筹建武汉大学。抗战期间，张知本受蒋介石监视，在朝阳大学潜心钻研法学，翻译出版《宪法论》《社会法律学》《宪政要论》，并跻身民国四大法学家之一。1932年担任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因与蒋介石主张不和，愤然辞职。抗战胜利后，张知本曾任苏浙皖“接受大员”，并先后当选“制宪”国大代表、“行宪”国大代表。1948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邀张知本出任民国司法行政部长，国际海牙法院评选的世界最杰出的50名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任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之后张知本在我国台湾地区担任过“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常委，并作为法学家，担任中国宪法学会及刑法学会理事会。1976年8月张知本病逝于台北，享年96岁。张知本先在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当与居正、林森等比肩，是“激进的民主革命者、非主流的民国政治家、成功的教育家和法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曾出版《张知本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在《辛亥革命及国民党分裂》一书中，张知本忆起在两湖书院读书时张之洞尊师重道的传统，“每届开学之期，张之洞均会率文武百官莅校”，“至校门下轿步行，先至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率监督以下及学生，行三跪九叩礼；续至正学堂，率领百官立于东阶，监督率分教立于西阶”，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经历，张知本一生都很重视和关注教育事业。在宦海沉浮之间，张知本先后出任广济中学堂堂长、武昌公立法政学堂监督、荆州府学堂堂长、湖北法科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大学校长、北平朝阳学院(有“北朝阳南东吴”之称的朝阳大学)院长等，为中国近代教育，尤其是法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知本曾于1912年担任江汉大学校长，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执教中华大学，1923年执教上海法政大学，1924年任湖北法科大学校长，1927年筹建武汉大学，1933年在重庆任朝阳学院院长，1936年任北平朝阳学院院长，因聘用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等进步人士任教而被迫辞职。在法学教育方面，1931年，张知本出版了《社会法律学》一书，引进法社会学的理论，阐明法律与社会互动关系，对法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和派别观点作了全面详尽的介绍，开风气之先。社会本位的观点，也充分体现于张知本的其他著作和文章的分析之中。张知本在法学研究领域建树颇多，尤其是宪法与行政法方面。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曾评价道，“张知本先生于我国宪政之贡献，如富兰克林之于美国宪政”。其著有《法学通论》《宪法论》《社会法律学》《破产法论》《宪政要论》《宪法僭拟》《辛亥革命论》等，译著有《民事证据论》《土地公有论》等。1911年，张知本出任司法总长，重建司法机构，筹建江夏临时裁判所，临时上诉裁判所（后改组为江夏地方审判厅、湖北高等审检厅），推行新法制，主持制定《江夏临时裁判所暂行条例》《临时上诉裁判所暂行条例》，并与宋教仁等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初到行政法院时，张知本很想有所作为，在办公地点，张知本亲书“维持秩序，整肃纲纪”于辕门左右，又书“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联于大堂。张知本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缩短行政诉讼审级，以解决提起行政诉讼须经诉愿、再诉愿，事实上行政法院的审判的三审制，达不到“民告官”行政救济的效果；二是在各省或大区设立行政法院的分院，以方便民众诉讼，普及行政诉讼的知识，就地审判快速结案。但是这样的想法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能实现。在人员方面，任命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彭汉遗为副部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石志泉为民事司司长、毕业于湖北官立法政学堂的韩玉辰为刑事司司长，此外监狱司司长王巽伯、总务司司长李稼生、参事宁柏青等都是杰出的法律人才。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受国内外局势影响，决定结束训政，成立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开始实施宪政，由孙科任委员长，吴经熊和张知本任副委员长，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即“五五宪草”，经立法院三次三读通过。在草案当中，为反对军人干预政治，写有“现役军人不能当选总统”一条，何应钦、白崇禧反对称：“这样规定，就会使中国恢复到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局面。”但张知本不认为这个条款是针对某个人，并解释道：“不能割裂开单看一条，要就整个条文看。另外，不是有一条规定：人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吗？”虽然最终条文还是被删掉了，且张知本不满辞职，但这种努力令人敬佩。张知本敢于直言，曾批评蒋介石“治理国家，是外行。如果是内行，一把钥匙，很容易就把门打开了。因为是外行，左一斧头，右一斧头，费了很大的气力，而门仍未打开”，汪精卫“聪明有余，稳重不足”，李宗仁“政治修养不够”，程潜“颇讲权谋数术”，陈立夫“常有不当之举措”，阎锡山“空喊口号”，张治中“搞蒋介石个人崇拜”。1948年，张知本应李宗仁代总统之邀任民国司法行政部长，李宗仁赞赏张知本的工作：“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张知本对于法治事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法学理论的发展上，更体现于建设法治的实践当中。他曾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时期都不能离开法治精神。离开法律，不能谈政治。法律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政治的灵魂。蒋正阳2017年秋于波士顿点校说明本书《张知本法学文集》是朝阳大学学者张知本的著作。原作出版于民国。本着忠实于原著的要求，尽量少改动。必要的改动说明如下：1.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略微调整编排格式。标题的顺序是：编、章、节。要点的顺序是：第一、一、甲、（一）/（甲）、（A）、1、（1）、（a）。2.原文中出现人名和术语，改为目前通用的译法，并在脚注中保留原文以作参考。如“沙比尼”改为“萨维尼”，“卡查母”改为“边沁”，“伯昆”改为“培根”，“斯托伊苦”改为“斯多葛”，“罗甸语”改为“拉丁语”等。3.原文中出现的“发见”同“发现”，“稍々”同“稍稍”，“豫见”同“预见”，“中裁”同“仲裁”，“途穹”同“途穷”。4.原著为竖排格式，故而其板式上所称的“左”“右”，改称横排本的“上”“下”。5.篇目选取上以民国出版后尚未重新出版者为主，内容选择上以与法律密切相关者为要，包括《法学通论》《社会法律学》《中华民国宪法僭拟》《法治国律师之地位》《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法之总检讨》《五权宪法中的司法建设问题》。6.时移事迁，本书作者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不一定符合当下我们所认可的学术观点，为了研究参考，我们予以保留，敬请读者明鉴。蒋正阳201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