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普世者爱国者
“不断向前延伸的路，是从家门开始的。”
——托尔金：《魔戒》
一、美国迷失在21世纪：爱国者普世者的分岔路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美国“迷失在新世纪”。
See Paul R.Krugman，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W.W.Norton 2003.众所周知，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处世素有牛仔作风的德克萨斯州州长布什（George W.Bush）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推上总统宝座。将来人们回顾布什总统的8年任期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9·11”恐怖袭击中轰然坍塌、美国为发起伊拉克战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卡特里娜飓风后的一片混乱和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
迷失主要表现在恐怖袭击、环境巨灾与金融危机三方面。而美国知识人给出详尽数字，直指美国在应对这三大灾难的失败：（1）“‘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最终花费（其中包括退伍军人疗养费）远超1万亿美元（约合6.15万亿元人民币），是伊拉克GDP的许多倍。”
［美］保罗·克鲁格曼：“我们为什么要打仗？”，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19日版。（2）2008年金融危机被评价为“世界的银行体系在当年秋天崩溃，被接入重症监护的生命维持系统，代价是若干万亿美元”；
［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而这场银行业危机的真正遗产是更高的公共债务，布什政府任内8年，公共债务（社保和其他补贴项目形成的国家债务总额，减去联邦债务后由全体美国人承担的部分）翻倍。到2010年达到7.5万亿美元，相当美国当年GDP的一半；2014年更高达14万亿美元，与17万亿GDP相差不远。
［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3）气候变化，布什总统任内秉持的所谓“美国成本、外国收益”说，
［美］凯斯·桑斯坦：《最差的情形》，刘坤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被批评为“意识形态与反智主义的恶性结合”。
［美］保罗·克鲁格曼：“改善环境要克服两大观念障碍”，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6月13日版；“美国减少碳排放的成本并不高”，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30日版，http://cn.nytimes.con/china/20405301。其实美国减少碳排放的成本并不高，按美国最保守数据美国商会“从现在到2030年，以不变美元计算，该计划的成本将达每年502亿美元”。对17万亿美元GDP仅意味着经济进项仅会减少0.2%；对每个家庭承担的成本的估算：每年200美元。既然美国户均年收入逾7万美元，这一影响不及0.5%。这正是典型的成本收益分析思维，美国公共知识人的结论是太不划算。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环境保护、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政治左右分野的试金石。相应地，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也在这三大问题的相关判例多次出现投票5∶4式的重大分歧。环境保护领域判例始于2007年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金融危机以2012年平价医疗法违宪案为高潮；反恐见2004年起关塔那摩囚犯系列案。
有论者将大法官之间这种政治哲学的分野概括为“爱国者与普世者”（Patriots and Cosmopolitan）。
对Antonin Scalia大法官作为爱国者的讨论，参见John Fabian Witt，Patriots and Cosmopolitan：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280。爱国者一词很容易联想起“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总统任内通过的《爱国者法》。布什8年任期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名在三大领域的实践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而支持布什的最高院大法官安乐尼·斯卡列亚（Antonin Scalia）自有一套爱国者法哲学为依据，其名言如1988年Thompson v.Oklahoma案中所写：“同胞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美国宪法。”
而美国普世派以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为代表，其名言是“对全人类的看法给予像样的尊重”，
Knight v.Florida，528 U.S.990，997（1999），Breyer大法官对拒绝调卷令的异议意见。但尊重外国法，并不意味着如Posner所评“异想天开地假定全世界的法官构成一个单一智慧和良心的共同体。”参见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且在这三大领域几乎与爱国者大法官针锋相对。有趣的是，三大灾难性事件的应对中，无论美国政府或美国知识人都提到中国的作用非常关键。比如金融危机后的美国财政悬崖期间，理查德·波斯纳提到暂时拯救我们的是中国以及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这些顺差大部分是美元，不仅因为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因为美国是一个巨额美元借入者。气候变化领域，注意到自2010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故在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案中，Scalia、Roberts、Alito大法官的观点之一是，若判决原告败诉，将妨碍美国总统劝说中国加入减排努力的谈判能力。
Douglas A.Kysar，Regulating from Nowhere：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Search for Objectivity，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40142.
实际上，这三大问题同样占据当代中国国家行动议程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无法独善其身；另一方面，这三大问题在中国俨然已成为燃眉之急。抽象地说，恐怖袭击主要涉及国家安全与公民人权；金融危机涉及政治竞争展开与公共利益维护与加强；气候变化涉及洁净空气和水等影响国人健康的生存条件。如后续章节的分析，甚至这三大问题将构成21世纪中国的根本性议程，而中国人是否会出现美国大法官式“爱国者”与“普世者”式的应对分歧呢？尤其是20世纪末、21世纪新生代（包括80后、90后、00后）的中国人究竟以何种面目出现和应对，近的取决于过去的20世纪要他/她们记什么、忘什么。
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W.R.Taylor1996年译文，其讨论了记忆与忘记在塑造国家族群认同的重要性。远的取决于中国自古已有的普世价值之认同。
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载《财经》2011年10月18日版，http://news.sina.com.cn/c/sd/20111018/162223322839.shtml。“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也就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什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
毫无疑问在20世纪，中国的主题词是革命。既有孙中山领导1911年推翻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又有毛泽东领导1949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再到1979年邓小平领导摆脱极端意识形态束缚、实现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革命。回首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虽算实现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和稳定，但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却贯穿20世纪始终。
对新生代而言，这虽是过去的历史。但不用担心，新生代中国人在未来经历的东西自然会像出土文物般“偶然”地牵扯到历史。亦有论者援引调查报告发现“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中国政治分野……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孔子哲学体系的教诲，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并想拥有更多的自由”。
傅才德：“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4月16日版，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416/c16survey/。
这种发现中国“蓝红政治分野”的统计论文，能引发如此强烈的轩然大波，显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那几代人和此后的新生代中国人就国家根本性议题的对话时机快成熟了。
这在当代美国亦不陌生，如今美国共和党人对奥巴马总统的攻击：“说他是一个国王，一个无能的人，一个外人。”但也有论者说这种攻击多少让人想起当年林肯遭到的奚落。“在林肯遇害150年后的今天，凝聚共和党的理念是，他们反对当初成就了这个政党的崛起的那种进步立法。林肯是起居室里的一幅油画，他们一边掸着上面的尘土，一边谋划如何扼杀那些他会认可的东西……不变的道理，依然由林肯道出：‘同胞们，我们不能逃避历史。’”
Timothy Egan，Remains From Lincoln’s Last Day，April 15，2015，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415/c15egan/enus/.
还是托尔金在小说《魔戒》写的那句诗：“不断向前延伸的路，是从家门开始的”（The Road goes ever on and on，Down from the door where it began）。
J.R.R.Tolkien，Fellowship of the Ring，Book I，Chapter 1.http：//genius.com/4355649.21世纪中国人的公共对话，得追溯甚至背负20世纪中国人的遗产前行。本书作者将在“灾难共和国”三部曲的另外一部著作回顾留给中国人的法律遗产，选择普世者先辈吴经熊为代表，
John C.H.Wu，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Traditions of Old and New China，p.340，In Charles A.Moore ed.，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7.或爱国者董必武为代表。
参见董必武：“董必武在孙中山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版；董必武：“建立法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虽不信德国历史学派法学家所谓每个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灵魂“Volksseele”。但亦信服每个民族有其或多或少独特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从而构成其独特的精神（spirit）。这种精神渗透到所有活动的主干，像法律、政治、社会经济、文学、社交礼仪甚或体育。比如美国精神彰显以民主和公平竞技。谚语“every dog has his day，every man has his hour”。而中国人的精神，骨子里还是期盼和谐。而和谐理念虽比正义内涵丰富，有时却排除正义。
John C.H.Wu，Chines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213，In Charles A.Moore ed.，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7.
寻根记忆或找到遗产后，自然发现应对路径开始出现犹如爱国者与普世者价值观的分岔，犹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诗歌《未择之路》中的“林中分出两条路……”
具体分析恐怖袭击、金融危机和全球暖化三大领域的成因，亦不难发现两条叙事主线：一条主线是强调政府难辞其咎，采取民主论者（democrat）的应对路径，强调对政府问责；
Adam J.Levitin，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Politics：A Review Essay，Harvard Law Review 2014，p.1995.另一条是在政府之外寻找原因，并采取专家治国论（technocrat）的应对路径。
Cass Sunstein，From Technocrat to Democrat，Harvard Law Review 2014.
金融危机领域，一条线索是波斯纳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一书中就以危机前后10年作分析性叙事：“2001~2006年暴风雨前的平静、2007.12~2008.9坠向深渊、2008.10~2009.3大萧条的幽灵、2009年春~2009年秋见底回升、2009.6~2009.12金融监管改革运动、2007年后的危机及其余震，”得出危机原因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和不负责任的规制。
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另一条线索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其《美联储和2008年金融危机》书中，
Ben S.Berbanke，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强调已充分借鉴诺奖得主Friedman和Schwartz的巨著对1930年代萧条教训的总结，
Milton Friedman & Anna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并以定量宽松为主轴的货币政策发挥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功能，12大类注入流动性设施令人目不暇接。通俗地说，“我们是金融专家，你们老百姓不用插手，放心专业的事情我们会搞定。”故有论者批评美联储从未将透明度作为应对的政策选项。如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在2008年期间讨论定量宽松政策的会议记录直到2014年才公布；而公布后的纪要显示美联储亦在黑暗中作画般毫无章法，媒体直斥无能。
Gretchen Morgenstern，A New Light on Regulators in the Dark，N.Y.TIMES，Feb.23，2014，at BU1.
恐怖袭击领域，一条线索是恐怖分子是外敌，他们数量众多、狂热、深仇大恨、捉摸不定、资源充沛、抗打击能力强、残酷无情、看起来无所畏惧、目标是同归于尽，渴望获得并针对我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于是美国“9·11”袭击之后，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提出其“百分之一论”：“对于此种概率低，而影响大的事件……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我们尚未限定的方式，以应对这种新威胁……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在帮助基地组织制造或开发核武器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一，我们对此的反应就必须视为确定之事。”
Ron Suskind，The One Percent Doctrine，Simon & Schuster 2006，pp.6162.即“莫须有就是绝对有”。
另一条线索则是恐怖威胁并非“战争”也不符合“犯罪”的范畴，而是一种紧急状态。得有一个专门体制，对恐怖疑犯要比普通犯罪疑犯给予更少宪法性权利，但绝非毫无权利。
See Bruce Ackerman，Before Next Attack：Preserving Civil Liberties in an Age of Terrorism，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并深刻反省政府卷入反恐战争的危险。这条主线下会考虑谁决定为防范下一次袭击而正当化之紧急状态权力要持续多久？紧急状态下可对嫌疑犯关押及残酷审讯；动用“死神号”无人机境外远程导弹定向追杀恐怖分子；罔顾公民隐私全球实施电话、电邮大数据监控项目等。
有论者主张一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有此权力。代表人物系2001~2003年美国司法部法律意见办公室顾问柳淳（John Yoo）教授，他对上述议题推演的出发点均是“由于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然后推出“总统在战时有独有的专有权，决定是否赋予这场战争中俘虏的任何权利”。亦是这种逻辑产生了臭名昭著的“酷刑备忘录”，即主张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抓获的关塔那摩囚犯并非《日内瓦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的战俘，执法权责机构有权施以“酷刑”审讯。
John Yoo，Assassination or Targeted Killings after 9/11，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Vol.56，2012.John Yoo，What i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the War on Terror?，DePaul Law Review，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595148.
另一派主张则直指是“绝望情境”导致的紧急状态为法外授权提供正当性而非仅基于首脑是总司令的既定事实。因此第一派意见是对总统授权的过度解释。它混淆了统率全军和对作战行使独裁控制，后者正是拿破仑或希特勒或斯大林或罗马共和国独裁官
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由罗马元老院任命，任期6个月。行使的控制。这种混淆很明显，因总统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是总司令。再进一步，一种权力行使并不需要废除同该权力冲突的所有权利，比如人身保护令、审判正当程序。但反过来当一种权力同另一种权利碰撞时，也不必然是权力让步。如果总统可以走得更远并施加一种罗马式独裁制，战争会进行得更为有效，这并非因为总统是总司令，而是因为这种“绝望情境”的急迫需要。
而美国政府反恐法（或“9·11法”）的实践是，誓言“改变”的奥巴马总统就任伊始虽废止酷刑备忘录、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遵守《日内瓦公约》和明确总统反恐权限并非宪法总司令条款，而是国会在“9·11”后的授权；但奥巴马对军法委员会、阿富汗囚犯享有人身保护令、无人机定向袭击等议题，仍萧规曹随布什政府，以致学界批评“本届政府仍让美国继续反恐的全球战争”。
Jack Goldsmith，Power and Constraint：The Accountable Presidency after 9·11，W.W.NORTON & COMPANY 2012.而奥巴马的自辩是：“美国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人类愚蠢的表现。”
“战争什么时候必要，什么时候愚蠢？”总结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14年来美国政府的反恐实践，实际上是不断地对前述第一派意见、第二派的观点作出回应和动态调整：如必要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变为无人机越境追杀；对伊拉克境内“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轰炸升级甚至作战。2014年11月，美国外交政治家基辛格在哈佛回顾一生职业历程时，指出“美国在过去五十年卷入的五场战争（分别是朝鲜、越南、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阿富汗），都无助于美国终极目标”。
Colleen Walsh，At HLS，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Reflects on Career，Surveys Current Affairs，http://today.law.harvard.edu/hlsformersecretarystatekissingerreflectscareersurveyscurrentaffairs/.
气候变化框架下的环境巨灾应对，一条主线是认为气候变化涉及其他国家、其他生命物种和未来世代的利益，若与当代、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无关的环境保护即可不做；
See Douglas A.Kysar，Regulating from Nowhere：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Search for Objectivity，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另一条主线是经济学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以人类对濒临灭绝其他物种的责任感为例，指出人类应对环境灾难的可行能力，源自人类不是“病人”而是“能动者”的主体身份。前者只关注自身的需求；后者强调人也有价值观。当代人要帮助未来世代同其祖先那样有享受清新空气的自由；我们为保护动物的努力可以有很多理由，不是都出于我们对自身生活标准（或需要之满足）的考虑，其中一些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对责任的意识。如2013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格蒙特·普莱特（Zygmunt Plater）出版传记性回忆录《螺镖鲈小鱼与大坝》，
Zygmunt J.B.Plater，The Snail Darter and the Dam：How PorkBarrel Politics Endangered a Little Fish and Killed a River，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回顾自己和学生为何不惜个人事业挫折（遭Tennesse法学院以“不务正业”被资深教授集体投票解职）、七年时间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自费投入这场美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环保公益诉讼之心路历程。1970年代以来数以万计环保主义者践行环保的努力，背后对价值观的坚守正是森的分析。
哪条路走得对？公道自在人心。而贯穿本书的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能向“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展示选择道路所付代价和所获收益。这迥异于2000年至2008年执政的布什总统得失算计的特色：带有鲜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总统本人作为“重生基督徒”的强烈宗教信仰。布什宣称他在伊拉克战争等决策上听从“天父”，而不是自己老爹。
［美］莫琳·多德：“小布什出书越描越黑”，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7日版，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807/c07dowd/。
CBA是按效率原则来评估某项目或规制的方法。典型地，相关监管者一般先会量化一个收益和成本。如2015年4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而环保部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该计划预计拉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5.7万亿元人民币。
“水十条”预计拉动GDP 5.7万亿 投资盛宴开启，载人民网2015年4月16日版，http://env.people.com.cn/n/2015/0417/c101026859364.html。
成本是遵守该规章的财务成本；以环保为例，可能涉及购买和安装新设备，雇佣人力清洁污染的成本或产量降低等。收益通常是让特定第三人或一般公众避免支出的成本，如省去就医成本、避免死亡，或因污染对财产造成的损害等。这些收益和成本会作当前价值贴现。一项监管仅当其收益超过成本才获批准，且理想状态下应选择最佳收益/成本比率的监管。
Eric A.Posner & Glen Weyl，BenefitCost Paradigm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http://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4.ssrn.com/abstract=2346466.
自1981年起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其他权责机构就一直运用CBA，时任美国总统里根（Reagan）颁令所有监管性机构对其主要监管（年均经济影响起码在1亿美元的活动）实施CBA。但总统令当时排除了所谓的独立性机构，而多数性质恰是独立机构的金融监管机构就被排除在外。而三十多年来，运用CBA的机构在方法论上已积累可观经验，且在预算办公室（OMB）的指导下技术日臻成熟、基础性假设逐步自圆其说。而通过外包给私营部门的咨询机构，其对这类分析提供的机制支撑日益完善。于是这些环保机构对所有大类监管都开展并报告CBA结果，使得学术界和其他外部人士能展开批评并提供改善建议。在CBA还谈不上完美的现在，其实践相当专业和有益却是不争的事实。如EPA最近气候变化的规章，依赖专业的气候计算机模型，对源自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害展开预测。
Envtl.Prot.Agency，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and Title V Greenhouse Gas Tailoring Rule，75 Fed.Reg.31514，（June 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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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金融监管领域实施CBA，始于挂在财政部的货币监理署（OCC）。1983年银行业在法院起诉OCC指责其资本充足率规则，不能通过成本收益分析。2011年证券业在法院起诉证交会（SEC）指责其委托书征求规则，不能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ellaire v.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697 F.2d 674 （1983）\]；Bus.Roundtable v.SEC，647 F.3d 1144（D.C.Cir.2011）.而2011年期货行业与衍生品行业亦分别起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指责其按2010年《DoddFrank法》授权制定的规则，不能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ISDA and SIFMA v.CFTC，No.1：11cv02146（D.D.C.Dec.2，2011）；ISDA and SIFMA v.CFTC，（D.D.Cir.Dec.2，2011）No.111469.2012年1月，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直接拒绝该案，理由是按《DoddFrank法》和《商品期货交易法》未赋法院管辖权。如此，美国主要的金融监管权责机关即便按《DoddFrank法》落实制定授权的192项规则，尤其是备受瞩目的伏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因成本收益分析的司法审查，使其所处法律环境险象环生、敌意甚浓。本书第七章详细介绍的保护鱼虾冷却水系统Entergy v.Riverkeeper判例，亦展示了成本收益分析可能被政治操纵的可能性。
恰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
如吴经熊的解释：“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一句话，我们要综合东西，必须要超越东西，也许你会问我：‘你就是中国人，明明属于东方的，你怎么能超越东西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认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已有超越东西的志趣了，比如尚书里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就是这‘十六字诀’而言，已是超越东西了。”吴经熊：“中国哲学之悦乐精神”，载《内心之悦乐之源泉》，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27页。提醒我们判断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存乎一念之间；即便成本收益分析在特定时期被政治操纵，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252页。但长期看，“惟精唯一，允执厥中”，随着时间的展开，未被量化的成本和收益终将浮现。
还是托尔金的那句诗：“不断向前延伸的路，是从家门开始的。”故本书将介绍笔者思考气候变化、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的缘起和过程。
二、气候真相、恐怖总统制与萧条禁忌
1.难以忽视的真相
回顾笔者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始于美国政治人物阿尔·戈尔（Albert Gore）的启蒙。戈尔曾任美国副总统7年，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极具争议的“布什诉戈尔”案由最高法院裁决布什胜诉后，服从判决退出政界转而成为国际著名环境学家，2007年因传播人为气候变化知识上做出的努力，并为应对这一变化所需要的措施奠定了基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服从司法判决受到了美国顶尖学者的表扬。布鲁斯·阿克曼写道“在接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后，戈尔只有两个选择：他或领导起一场议会外的反对运动，谴责新总统对正当性的主张（2006年墨西哥重演的‘布什诉戈尔’，就出现洛佩斯·奥布雷德拒绝接受最高选举法庭的裁决）；或只能静悄悄地离开政治舞台，任由他的对手炫耀着本方的胜利，即否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其他政纲。戈尔在维持宪政体制时表现出的克制，并没有获得应得的奖励。
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而现任美国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在《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中直言，“布什诉戈尔”案是最高院的“自残”，表扬戈尔“落选者立即发表声明，呼吁拥护者切勿攻击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但美国人民都服从了判决。一切都那么平静，没有街头骚乱，没有暴力抵抗……公众将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法律自觉遵守，这一现象尽管很少被人提起，却是这起案件最了不起的特点。”
［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抱着同情一个落选政客并好奇其余生如何度过的心理，作者看完戈尔倾力打造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诚如一位影评者所言“怎么说呢，戈尔不是一个语言生动的人，他讲话讲到一半松鼠就会爬到他身上”。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曾经在节目里这样取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2000年戈尔在总统竞选中败给小布什，当时美国人一致认为他是全美最乏味的政客，政治笑话里专门有一个分类叫“戈尔笑话”。
戈尔讲全球变暖问题？那不是一件闷到家的事吗？最初听到《难以忽视的真相》这样一部纪录片，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产生疑问，其中包括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本人。但是，凡听过戈尔现场演讲或看过影片的人，无不被他的个人魅力吸引，被他提供的事实和论断震撼：在过去的三千年中，地球的温度始终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浮动，自我调节，而近50年，地球温度不但超过了这个幅度，而且超过了很多倍。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再过10年，地球气候将越过一个临界点，从此不可逆转。
这部90多分钟的纪录片有三分之二篇幅是戈尔的现场演讲，在大屏幕的辅助下，他提供了大量数据、图表，电脑动画演示和图片对比。我们看到湖泊和河流在消失，南北极的冰面在缩小，乞力马扎罗的雪不再壮观，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干旱和洪涝，20世纪最热的10年都出现在最后14年。一个非常专业复杂的科学问题，被戈尔阐释得通俗明了，条理清晰，而且无可辩驳。
从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来看，《难以忽视的真相》是一部形式比较简单的作品，导演将戈尔人生不同阶段的影像资料穿插在演讲过程中，告诉观众他如何开始关注气候问题，他的哪些经历让他懂得珍惜。
卓别灵：“难以忽视的真相”，载豆瓣电影：http://movie.douban.com/review/3124547/，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3月27日。
像很多观众一样，作者也好奇一位美国政客，怎么会想到要投身于环保事业呢？戈尔在他的片子里，将此归因于威胁到自己小儿子生命的一次车祸，正是儿子的大难不死，让他重新开始审视世界和人生。
实际上，戈尔投身环保一直遭到不断的批评。比如曾被贴上“碳亿万富翁”标签并被指责因其倡议而获利；《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数据的真实性，在2007年一起诉讼中被质疑。主审英国法官裁决“无疑电影大的方面很精准”，且“其四大科学假设获得相当数量学术研究的支持”，但“长期展望”中的九项错误获得法庭支持；裁决电影若要向英国学龄儿童播放，向教师发放的指南须作修改以平衡一边倒的政治观点。
Dimmock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 Skills \[2007\] EWHC 2288（Admin）（10 October 2007）.
2015年2月28日，由媒体人柴静、优酷网、人民网联合首发《穹顶之下》，一部关于中国大陆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类似于《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呈现方式，采用对公众演讲的记录形式。柴静从2013年冬季中国大陆东北以及华北地区的大面积雾霾说起，讨论中国大陆的污染、相关治理以及存在的行政不作为情况。
此片为柴静自费拍摄，经费来源于之前写作所获稿费。该影片没有进行传统渠道的发布，而是选择在优酷网与人民网发布。社会反响方面，《穹顶之下》发布后即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也在两会前夕引发了参加政协、人大会议的委员或代表的热议，其中不乏对能源结构、区域性环境规划、环保部门执法的批评。有论者赞扬此片的意义不亚于美国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的《寂静的春天》。新任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亦观看了此部纪录片，并于3月1日给柴静发短信，感谢她唤起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截至3月2日上午，《穹顶之下》在中国境内各大视频网站的总播放量即将突破2亿次，而资本市场对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的炒作升温。
但该片也因逻辑、说服力等因素遭到部分网民的质疑、批评，
“对柴静雾霾调查的赞美都相似，但批评的价值各不同”，载观察者网2015年3月1日版。甚至衍生出鼓吹私有化或“中国式游说集团”等阴谋论。
但正反双方争议的焦点却不是如何治理雾霾，而变成对这部纪录片本身所应采取的态度。“砍柴派”质疑柴静的人品、拍片的动机和不那么环保的生活方式，“护柴派”则认为这是一个团结一致、问责政府的难得契机，任何“诛心之论”本身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在效果上导致争议失焦、变相放纵公权，甚至违背基本良知。双方讽刺挖苦、上纲上线，各自都有发表了一些出格的指控。据说有的“公知”甚至因为此“翻脸”，有的则为中国社会的共识“撕裂”而痛心疾首。
张千帆：“这一次，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载爱思想网，www.aisixiang.com/data/8519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16日。
但这又不是一部探险、科幻或成人片。那么，一部基于事实的关于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为何会瞬间走红？有论者将《穹顶之下》定性为中国关于污染问题的全国性对话的开端。
毕竟，污染已经影响到个人生活——日复一日的雾霾、口罩、空气净化器、学校停课的日子、不绝于耳的咳嗽声，儿童医院的就诊。所以，人们才会如此频繁地走上街头，抗议造成污染的工厂和发电站。人们迫切想要了解这些正在威胁自己健康，甚至子女健康的有毒物质：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它从何而来，它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他们想要从某个自己尊敬的人那里得到答案。柴静符合这个要求。
诚如Daniel K.Gardner所言，“这部纪录片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也是它能够吸引人们疯狂传看的一个原因”。
Daniel K.Gardner，China’s ‘Silent Spring’ Moment?，March 20，2015，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320/c20gardner/enus/.公众都深信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听柴静讲述那些暴露官场腐败现象的事件，不仅印证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还有宣泄的作用。当她质疑政府为何未能有效实施环保法规和执行现有的明文规定时，这个问题引起了共鸣——因为许多观众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因此，《穹顶之下》可能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使他们可以集体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为后者在应对民众每天呼吸的有毒空气这个问题上展示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
引人联想的是，200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0周年之际，苏联前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文章中写道：“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打开了让言论自由大大增强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从前所了解的那个制度再也无法维系。”
2.恐怖总统制：总统想听什么，就告诉总统什么
在接触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教授之前，笔者因国际法博士毕业，接触该学科的进路是耶鲁大学纽黑文学派的理想主义。代表学者是前耶鲁法学院院长、国际法教授高洪柱（Harold Hongju Koh），这位美籍韩裔教授曾自费为帮助羁押在关塔那摩的海地难民争取人权，
1992年，300名因国内发生政变而前往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无辜海地人，被关押于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并被告知因为感染了艾滋病而可能永远不能获得自由。参见勃兰特·戈尔茨坦：《法庭风暴》，蔡彦敏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带领耶鲁十几位法律博士，在最高法院诉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总统，终让海地难民合法居留美国。2009年3月高洪柱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国务院首席法律顾问。2010年发表《奥巴马政府实践国际法》短文，宣示他意识到其职位作为美国政府良知所肩负的职责。数十年来，国际人道、环境、海洋的条约和判例是笔者学习国际法的主题词，对那些代表中国、活跃于国际组织的中国法律人充满敬意。但也一直记得中国国际法大师李浩培、王铁崖、韩德培高龄辞世之际，都有未完成原创巨著的遗憾。
林建刚：“韩德培的梦想与遗憾”，载共识网，http：//linjiangang.blog.21ccom.net/?p=15。王铁崖计划完成三卷本《王氏国际法》，除已出版《国际法引论》，《国际法总论》和《国际法个论》因其2003年辞世告憾。李浩培的小女儿凌岩回忆：“父亲在世时的最后计划和心愿是在他从国际法庭退休之后，用10年时间写一部全面的国际私法著作。”李浩培：“假我一十载，了此万年心”，载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403/04/content_153543.htm。
而哈佛法学院教授在戈德史密斯2012年出版的《权力及其约束：9·11后被问责的总统制》中，第一章“连贯性”就批评高洪柱的前后不一：就任国务院首席法律顾问前，还批评布什“漠视美国的法治传统”；就任后几乎萧规曹随，包括军法委员会、阿富汗囚犯享有人身保护令、无人机定向袭击等重大议题不再坚持国际法原则。该书接续他2008年写的《恐怖总统制》，回忆自己出任布什政府的“法律意见办公室主任”，撤回前任柳淳（John Yoo）的酷刑备忘录而赢得赞誉，但因政治压力，仅坚持九个月再辞职返回校园。
再往前追溯，其在2006年出版了《谁控制网络？无界政府之幻想》。
Jack Goldsmith & Tim Wu，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戈德史密斯对政府控制网络的起落作了评估。他先讨论了早先对网络系无国界全球社区概念，回顾在网络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那些个人（柳淳）、理念和运动，再急转直下强调通过维持政府在维续网络领域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反驳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等主张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其结论是政府对网络所能施加的威胁被严重低估，并写道“未明晓主权政府胁迫的多面性，对全球化当下的理解将是致命的，更是理解网络未来的核心”。
再向前是2005年的《国际法局限性》。戈德史密斯和芝加哥大学国际法学教授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有感于美国国际法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不满足于国际法仅依合法性、道义和法律确信等相关非功利性概念的概念建构，主张区分实证与规范，崇尚经验，秉持质疑精神，反对教条，综合运用社会科学。他们运用理性选择的方法论，勾勒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的四种场合：利益一致、合作、协调与强迫。从利益一致与国家理性自利的算计，切入国际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原因。涵盖国际法领域包括条约习惯、国际贸易法、海洋法、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宪政以及金融危机等所有涉及国际性集体行动的问题。
参见［美］杰克·戈德史密斯：《国际法的局限性》，龚宇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国际法局限性、法经济分析、网络控制、恐怖总统，和耶鲁纽黑文学派的理想主义几乎没有交集；显然戈德史密斯是与纽黑文学派不同的学术进路。而这种进路对中国有何价值？犹忆在华政河东篮球场抱着《谁在控制网络》阅读的场景，感叹中国年轻人普遍以“翻墙”应对政府的网络管制，却罕有中国国际法学者对此进行深度的分析。那种感觉很类似29岁那年，一场球赛成为改变村上春树成为小说家命运的导火线，他曾在柏克莱大学的一场演讲上表示：“1978年4月，有一天我突然想写小说。当天下午我正在看棒球，坐在外野区，一边喝着啤酒。我最喜欢的球队是养乐多队，当天是和广岛队比赛。养乐多队在一局下上场的第一棒是个美国人，戴维·希尔顿（Dave Hilton）。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当年的打击王，总之，投出的第一球就被他打到左外野，二垒安打。就是那时我起了这个念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
参见［日］村上春树：《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赖明珠译，台北时报出版社2008年版。
而戈德史密斯以亲身经历写就的《恐怖总统制》，受到耶鲁宪法学者布鲁斯·阿克曼的赞誉；他以《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为题，认为美国反恐对法治和人权的回避，阐释总统制有脱轨之险，“……且这种危险趋势在未来数十年有可能加速演化，是我的命题。在论证过程中，我将关注制度而非个体。例如柳淳是否应该因其写作臭名昭著的‘酷刑备忘录’而受刑事处罚，这不是我要研讨的问题。我更关注使得此类备忘录成为可能的制度环境。首先，为什么一位未经考验、有着人所皆知极端立场的年轻学院人士，会被选中出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其次，他的工作在结构构成上是否要求他得出结论前考虑两方的论证？抑或创造了逆向的激励，总统想听什么，就告诉总统什么？”
［美］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3.萧条禁忌
在2008年《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波斯纳写到“萧条这个词本身被很多行当里的人视为禁忌，这反映了一种魔幻般的想法：如果我们不把经济危机视为‘萧条，’它就不会成为萧条……对于萧条这个词，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定义，我把它定义为：生产急剧萎缩，并引起或有引发通货紧缩之嫌，且引发广泛公共焦虑，以及在政治、经济精英中引发危机感——消除危机需要付出代价极大的努力”。
［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二OO八年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010年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波斯纳续写到：“经济学家的笑话：当你的邻居丢了工作时，就是经济衰退；当你丢了工作时，就是经济萧条……我所看到了一切表明，美国人总是在持续滥用语言，带有一种不可自拔的使用委婉词语和陈词滥调的倾向。‘衰退’是个轻描淡写的说法。说出来不会让人激动。因此也就掩盖大量失业者或者遭遇失业危险者所承受的困苦。”
［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1页。
与美国刻意回避萧条、选择衰退或不景气用词的禁忌一样，中国官方对2008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亦有萧条用词的禁忌。请注意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国政府的提法从来都是“国际金融危机”。
任仲平：“迎战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答卷”，载《人民日报》2010年1月5日版，http：//www.gov.cn/jrzg/201001/05/content_1503824.htm。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意指当前的经济颓势是全球性现象；没有哪个大国，包括中国，能够幸免于这场危机。后者指“危机前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险象环生”。
萧条禁忌的背后是对危机原因的不同结论，更危险的是应对政策南辕北辙。以美国为例，克鲁格曼指出美国政策过早从就业刺激转向关注预算赤字悬崖的失误，以及未全力援手地产泡沫中受损的中产阶级。
［美］保罗·克鲁格曼：“复苏的只是华尔街”，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22日版，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2/c22krugman/。他写到：“美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一个理由是，美国政策过早地转向，将关注点从就业转到预算赤字……然而，财政紧缩并非经济复苏如此令人失望的唯一原因。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地产泡沫的遗留问题——巨大的家庭债务负担——对经济构成严重拖累。可以说，即使不经过国会批准，奥巴马政府本也能够采取多种措施来减少债务负担。但是，它却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支出为此拨付的专向资金。为什么呢？根据许多说法，最大的障碍在于，盖特纳始终反对减免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这可以理解为，他全力支持救援银行，但却反对向普通家庭施以援手。”
针对盖特纳在其2014年著作《压力测试》中的观点：“任何合理规模的按揭债务减免都不可能对经济有多少促进作用。”克鲁格曼批评时任财长盖特纳在这个问题上的计算错得离谱——是数量级有误，因在量化债务在阻碍支出方面的作用时，他赋予债务的权重远远低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共识，且未考虑止赎事件大幅减少本可能带来的更多好处。
Atif Mian & Amir Sufi，House of Debt：How They（and You）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and How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p.140.
2013年年底，学者型官员拉古拉迈·拉詹（美国芝加哥Booth商学院资深教授、2013年出任印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发表名为“在黑暗中摸索：危机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演讲。他呼吁亚洲当前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应遗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并指出当时就成因有外部、内部两派观点：外部派是亚洲国家极其依赖短期外债和银行融资；内部派是亚洲经济增长乏力，且是制度性缺失（比如教育体制糟糕）。除中国大陆朱镕基政府和韩国金大中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均是外部派压倒内部派，但结局是经济持续动荡，进入“失去十年”。
参见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0章。
拉詹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亦出现两派观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根源，涌现出两派不同的解释和相应解决方案。一派较为熟知的观点认为，危机发生前的债务积累引发了需求崩溃。消费倾向最高的居民（和国家）丧失了借款来源。为了重振增长，必须刺激其他群体提高消费：财政盈余的国家要提高财政支出，能够举债的政府应继续扩大赤字，而对于节俭的居民则以降低储蓄利率劝导其消费。在这种情形下，至少在短期内看来通过赤字刺激消费已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在中期内，一旦恢复增长，并还清债务，金融部门的扩张将受到限制，因此刺激政策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派观点认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增长能力几十年来持续弱化，但被债务支撑型需求（debt fuelled demand）模式所掩盖。再靠增加此类需求，或是寄望于新兴市场的不计后果的开支以增加需求，并不能使我们维持可持续增长的步伐。相反，工业化民主国家应改善经济增长环境。”
拉古拉迈·拉詹：“在黑暗中摸索：危机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载《比较》2013年第6期。
第一种观点是标准凯恩斯主义思维在债务危机下的修正，也是政府官员、中央银行以及华尔街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同的观点。第二种观点即增长萎缩论，应直面内在体制、机制缺陷。如波斯纳就直言“2008年秋天银行业的崩溃，正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与不负责任规制共同导致的结果……故不触动美联储改革的法案还是仅仅隔靴搔痒。”
［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但承认自身的制度性缺陷得付出政治代价。波斯纳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将像大英帝国那样持续削弱。“大萧条影响中那些不能被统计数据所衡量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影响就是政治影响，例如新政、英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可能还包括‘二战’；希特勒正是借助在德国表现尤其严重的大萧条而夺得权力……美国的全球霸权也随着我们在应对萧条的战争中积累的巨额赤字而持续衰落——巨额赤字将会像削弱大英帝国的两次世界大战带来高昂成本一样削弱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削弱。总地来说，经济实力就是政治实力，经济的衰退就是政治的衰退。”
［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165页。
迄今中国已自食其果，虽说前两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比美国更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事后看就是三把斧头，即鼓励银行贷款、鼓励地方政府债平台、鼓励企业发债。正是前述典型的债务危机式应对，不愿直面增长萎缩；有论者将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概括为五个：“第一，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第二，内需不足；第三，诸如土地财政和征地冲突等中国经济不平等，社会经济不正义突出；第四，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中小企业发展不够；第五，环境问题。”
许成钢：“从体制认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载《比较》 2011年第5期。中国金融危机期间大肆花钱，好比中医警醒的“肾虚者大补更伤身体”。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主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和管制失败，确实与中国没有关系，而中国经济的体制缺陷在于国家控制土地以及银行业，但同时让地方展开经济竞争。
许成钢概括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特点是“地方分权式威权制”：即党管人事和意识形态，同时控制土地以及银行业；但同时让地方展开经济竞争。参见Xu Cheng Gang，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Vol49：4，pp.1076–1151。有论者将之喻为“鱼鹰捕鱼法。中国有一种鱼鹰，头如老鹰，身如鸭子，脖子粗长。渔人在饥饿的鱼鹰的脖子的底端扎上绳子并把它们赶入河中，等鱼鹰满载而归时，渔人从结绳处向外挤出鱼虾，据为己有；作为奖赏，也回馈给鱼鹰一些碎米小虾。中国政府建立外汇储备的方法就是这种捕鱼法”。
张小彩：“中国模式中的金融输送”，载FT中文网2014年11月6日版，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972?full=y。
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再次面临着建设自己水美鱼肥的巨大蓝海还是继续鱼鹰捕鱼法的选择。如今看来，中国选择了后者，依惯性或惰性走了捷径。于是那几年国有银行、国企“躺着赚钱”，银行贷款、企业储蓄大都流向地产，房价继续攀升；但这种势头到2013年底戛然而止，甚至央行在2014年9月30日出台房市救助新政；与之同时，地方债平台违约和企业家跑路事件频发。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14年10月撰文预测中印过去几十年来作为高增长亚洲代表的“亚洲欣快症”不可持续，会大幅减速。
Lant Pritchett & Lawrence H.Summers，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Oct.2014，http：//www.nber.org/papers/w20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