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出现一个新词，Rule of Law。这个词什么时候与中文“法治”对应，迄无可考。但是，这个“法治”与先秦以来的“法治”判然各别。20世纪初年，清朝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按照当时仿行立宪的立宪清单，主持新法律的起草。他用“泰西法治”来表述新出现的西方法治，并把中国的富强梦寄托在这种法治上。王元化先生于20世纪末反思“五四”，认为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论断值得探讨。因为这两个概念，当时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沈家本的法治梦，与此相同。它在五四赵家楼烈火燃起以前就破灭了。
序1978年，我幸运地考进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师从张国华教授 ，攻读中国法律思想史。进校大概一个学期，张师就明确告诉我，硕士学位论文以沈家本法律思想为题。那是一个知识饥荒的年代，沈家本这个名字，即使在法学界，知道的人也并不太多。作为“”前夕进入大学的法律系本科毕业生，我只能用“闻所未闻”来表述我当时对沈家本的认知。我的研究就在这种状态下开始。斗转星移，迩来已近四十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以《沈家本的法律思想研究》为题。但是，在阅读沈氏的著述后，经张师认可，改为《清末修订法律中的礼法之争》。1981年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张师希望我在教学之余继续沈家本的研究。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做出这样的研究计划：编一本沈家本年谱，写一本沈家本传，汇集一套沈家本修律资料，写一本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草成《沈家本年谱》《沈家本传》《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三种。《沈家本年谱》以初编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沈家本传》交某大学出版社，在打好纸型后，该社将纸型交给我，停止出版。没有今天通行的赔偿，我也没有和他们争论。按刘广安教授的建议，把《沈家本传》改名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将纸型交北大印刷厂，用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书号自费出版。至于沈家本的思想研究大概写了七八万字，因种种原因既未发表也未出版。时过境迁，现在已无与读者见面的必要了。书虽然出版了，但我并不满意，粗疏讹陋之处所在多有（正是这个原因，才有20世纪90年代《沈家本年谱长编》和21世纪初年《沈家本传》《沈家本评传》的出版）。但是，大概是当年知识饥渴的原因吧，它们的社会效果还不错。台湾的黄静嘉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研究薛允升的专家。《沈家本年谱初编》面世不久，我就收到他的来信，讲述他在日本东京东丰书店看到《沈家本年谱初编》的惊喜，以及他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因此书缘，我们成了忘年交，并由此开启了海峡两岸法史学的交流。从20世纪80年起，我陆续在各种刊物和各种场合，发表多篇有关沈家本的论文。但是，受传统研究思维的影响，我对沈氏思想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民国杨鸿烈先生的认知上。2003年，湖州市开会纪念沈氏逝世九十周年，我被邀请并作主题发言。为此我重新思索，在反复查阅当年追悼会上的挽联中，我觉得多付以“共和法治国”“法治开先河”为题的挽联，实在是对他晚年修律的盖棺之论。联系《寄簃文存》中他对中外法治的论说，以及他的修律实践，我对他的现代法治的改革梦理解清晰了。由此而有《法治（Rule of Law）：晚清法律改革者的理想——沈家本逝世90周年祭》的大会发言。后经多次课堂讲授，形成今天这样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既是2003年思路的继续，也是我20世纪80年代宿愿的了结。作为一名法史研究者，忠实历史是我的职责。“法治主义为立宪各国之所同，编纂法典实预备立宪之要著。”这种对法律价值的认同，不是我的臆断，是白纸黑字留给我们的证据。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行文多引原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李贵连于京北寓所2016.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