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迈尔·罗森通过《尊严：历史和意义》一书解说了尊严概念中扭结在一起的伦理、宗教、法律根源，带我们徒上了一条非凡的旅程，为我们展示它和一些关系遥远的思想之间的联系，包括地位、内在价值、忍耐和尊重。任何想要理解当代尊严观念或者其历史的人，都必须阅读本书。

石可，北京大学学士、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戏剧系博士；阿诺尔菲尼艺术中心合作艺术家。学术写作与研究外，工作领域包括诗歌写作、传统剧场、试验剧场、现场艺术、创造性写作，以及相关的当代艺术实践。博士论文题目：《现场艺术中的肉身化和非肉身化：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戏剧和行为艺术作品在北京、上海、伦敦、布里斯托等多地上演。在靠前外多家学术、非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及评论文章。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负责泛艺术表演教育。英国阿尔诺菲尼艺术中心合作艺术家、英国高教戏剧教育组织（SCUDD）会员、世界现象学表演理论协会会员、表演研究靠前（PSI）会员。

1所有空头道学的教条
1.1骗术（humbug）
1.2西塞罗和他之后
1.3康德
1.4优雅和尊严
1.5尊严和平等
1.6等级秩序
1.7尊重权利和尊重的权利
2尊严的立法
2.1有尊严的侏儒们
2.2德国
2.3康德学说背景：人性的公式
2.4天主教义和基本法
2.5解释基本法
2.6达施纳和航空安全法
2.7到底有没有恒定的解释
2.8唯意志论
2.9结论
3对人性的责任
3.1人道主义（Humanism）
3.2实用主义（Utilitarian）的回应
3.3外部主义
3.4非人事物或许具有内在善
3.5责任
3.6康德
3.7非柏拉图主义的责任
注解
索引

前言


“那你告诉我”，有一天我和朋友，杰出的人权律师克里斯托弗·麦克拉登喝咖啡，他这么问我，“哲学家关于‘尊严’都有什么说法？”我看过C.P.斯诺和迈克尔·英思的小说，而且我总是想象，牛津的高级公共活动室的气氛，因为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碰撞，非常令人激动。不过，唉，如果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也不会按照我的想象来发生。所以现在我的机会来了！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们谈话开始得并不理想，“或许来点我所知有限的康德知识？”我这么回答。
幸运的是，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有毅力，同时也很宽容的提问者，而我进一步思考的结果，以及和他更多的谈话，现在就在读者的手中。不过，在向帮助我的想法成型、纠正我的想法的诸位致谢之前，让我再谈谈本书呈现的方式。
人们常说，如今，一般的读者很难进入现在的哲学。这当然是一件很遗憾的事。x如果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对我们的文明赖以建立的科学知识（对这点我没什么疑问）有所了解，那么还需要多少，他才可以有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可以把这些知识放置其中，也可以把一些用来指导行动的，反思性的详细原则放置其中。在伦理和政治生活中，哲学原则带来的问题永远带给我们压力，不管你愿意与否。当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性活动是正确的，或者要不要支持某项政治提案或安排，我们都必须为自己下决定——即使到最后，我们决定去跟随某种权威所指出的方向（顺便说一句，这么做当然要比在技术问题上跟随专家复杂得多）。所以当然有很好的理由，要求哲学越过它的职业边界去抵达新的听众。
但有一个好理由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可能的。也许哲学和一般读者之间的鸿沟确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指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能够理解基因学或者天体物理，那么为什么人们就该能够理解哲学？也许这个鸿沟就是我们为进步要付出的代价。
写出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哲学当然绝非易事。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先天地就比其他学科难（它们都很难，谢谢！），而是因为，哲学非常拒斥某种形态的流行化。正如现在很多优秀活跃的科普作家所表现的那样，用某种方式确实可以再现科学研究（甚至是数学研究）x的结果，这些方式不要求读者能够紧随支持这些结论的技术细节，也不要求读者自己去检阅这些结果是如何获得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描述哲学具有最高端的立场（即便假设我们同意它们是什么），同时又对采取这些立场的原因不做一个说明，那就纯属浪费时间。（良好的）哲学论述过程（在任何程度上而言），让我们有可能去支持那些在哲学之外形成的合理论断，也有可能质疑那些天经地义的信条。它们是主题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没有论述过程的哲学就是没有球的足球运动。
不去切实地做哲学，我们就无法有用地呈现哲学——然而做哲学要求的先决条件是如此多。哲学是一个整体论的学科。最终，所有的问题和理论都与其余所有问题和理论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我们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至少要准备好把其他的问题“留待商榷”。至少，对什么才能构成一个良好的哲学论述，我们（读者和作者）必须有一个共识，而这一点（哲学家们都很清楚，非哲学家听闻的时候往往惊讶，甚至是愤怒）本身就具有尖锐的争议性。打个粗略的比方，哲学家好比象棋选手。如果一个哲学家的论述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么当他“走出一步”（也就是，提出一个论断，或者推进一个立场）的时候他理当能够抵挡所有可能出现的反制步数——实际上，要对这一步底下所蕴藏的，整个加速扩大的可能性的树形结构有所论述。xi不仅如此——此处是象棋和哲学的不同——他必须做好准备，解释好为什么这个游戏必须要按照这个规则而不是其他的规则来进行。所以在实践中，哲学论述应该具有的完整性的理想形态，只是一种空想；而哲学家面对的，是重复着的一系列不舒服的选择，去决定哪些是无需论辩的真理，哪些需要在任意一个阶段都拿到桌面上来辩论。一方面，要想让这个论述进行下去，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要有共享的哲学假设；另一方面，挑战假设恰恰是哲学的工作（至少，最好的哲学的工作）。
如此，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在哲学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位置。哲学性的立场很少能被证实，因为与它们不同的立场也很少被全然地拒斥——空隙总是会被填满；即使要这么做，对于有理智的、心态开放的人来说，在智性上付出的代价也高得荒诞。但这也不意味着哲学就不是一件理性论辩能处理的事。约翰·斯图加特·密尔在他的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中论证的恰恰就是这一点。虽然，他也承认，“证明”并不适用于关照最终目的的哲学问题（自然也就是对实用主义的辩护），“‘证明’这个词有更大的意义，在这个更大的意义里，最终目的这个问题适用于‘证明’，正如其他不同观点的哲学问题适用于‘证明’一样。这个问题的范围在人的理性能力的认知范围内；而理性能力绝不仅仅在直觉的层面上处理它。xii思虑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用给予或者撤销对教条同意的方式来决定智性。而这就等于‘证明’”。更直白地说，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达成一种数学式的理想证明，我们才不能双手一撇，得出结论说哲学不过是个人偏见。我们可以为某个立场给出原因或者用这些原因反证它，这些原因是有分量的，即使它们不是决定性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用浅易可接受的方式来实践哲学如此之难的一些原因。相应地，这些理由也解释了哲学为何会有分化成各种“学派”和“传统”的倾向。不同的传统互相不同意的不仅仅是前景中的事情，而且（相应也就更难处理）是背景中的假设，没有这些假设，那些哲学性的话语就无法继续。
然而，今日哲学无法被轻易地接受，另有一些不良原因，大部分和过度职业化有关（这里我主要说的是英语世界）。我猜测，这种状况，和科学在学院中的统治地位，它对同侪评议（peer review）的强调，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科学学术期刊非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以及用批评性的同侪评议建构学科的做法，都得到很大的辩护——当然在科学中，没有比获得坚实的、可重复的结果对实验科学更重要的了——但把这种做法扩大到哲学确实是有问题的。不可否认，可表述性对哲学也有好处（我不仅要想，当代“欧陆”哲学中那种做作的、无法被批评的风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缺乏这种学科纪律的结果）。xiii但这样也有损失。如果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关于哲学论述完整性的理念不可达到；那么通向“严格”的努力就会导致防御性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妨碍雄心，而且会让研究者对付那些来自在背景和表面上最亲近的人（一个人最天然的同侪评议者）的反对意见，以保护自己那块小小的领地。这样，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可接受性，而是挑战基本假设（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的意愿，而后一点，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正是做哲学的初心。而很多当代哲学赖以产生的气氛，只能说是书斋主义（Scholasticism，不管这个标签在历史上讲有多不公平）。
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法，更适合这本书，对我来说有几个原因。其中很明显的一个是，像我和麦克拉登的对话说明的那样，不仅仅是哲学家对尊严感兴趣。如果让我所探讨的内容更加容易让这样的读者接受，而代价是缩减专业的讨论，那么我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再者，我一开始的回应也不完全就是错误，本来也不存在一个大量的、系统性的关于尊严的当代哲学文献群，需要人来回应它的论证。
然而，不是每一个我将要探讨的这些题目，都被如此地忽略了。我会进入两个互相联系着的领域：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解释和道德责任的特征，这两个领域在任何哲学领域都被大量讨论过。xiv而我将要进行的论述，和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的写作大相径庭。在这个情况中，我使用不那么复杂精密方法的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相反。回到我的象棋比喻，我所处的情形是，在一个棋局中经常达到的地步，有人提出要进行一个非常激烈的、非正统的走法。当然，我认为我有足够好的理由来进行这一步，而且我志在描述出这种走法。不过我应该用坦率的探索精神来进行，把我自己限定在那些在我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之内，同时不需要试图用复杂的论证来证明，传统的阐释是误导性的。如果你对此意见不同，而我又无法说服你，那么就只好如此；但是，我希望，至少你能够赞许我在这里提出的理由。
我把本书称作是一本哲学著作——理由充分，因为任何人都会同意，我上面提到的、它处理的主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但是我更倾向于“政治理论”这个标签。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是彻底不同的两个主题。相反，在我看来，所有被称作“政治哲学”的，都可以在政治理论中被找到，而且，鉴于它们彼此重叠，两者之间并没有重要的区别。不过，有人认为，“哲学”这个术语就是为某些特定的理论化工作预留的，这种理论化工作应该是纯粹“分析式的”，或者“概念的”，或者“先验的”，而本书包含的材料却不是这样（或者任何对上述词汇类似的理解）。我本人对哲学的定义实际上要宽泛得多。xv我的观点是，最好的推进方式（至少在政治哲学中），是做好准备允许事实进入到我们规范性的反思活动中，把历史当作我们概念性分析的一部分。不过在这里，这一点是我的基本假设，而不是我要为之辩护的东西。在任何意义上讲，政治理论并不被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危害，政治理论应该是一个大篷车相遇的绿洲——这种说法是如此的“政治理论”，拜托。
我很荣幸能够受邀于2007年在波士顿大学的本尼迪克特系列讲席上阐述我关于尊严的观点。这里的文字是我讲义的改订和扩充版。我对邀请我的主人阿伦·加列特和詹姆斯·施密特感激不已。我尝试着把课程形式中那种非正式的、个人的语调保留下来，希望能让我阐述的内容更易于接受（也许，更有娱乐性）。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必须的抉择是关于脚注的。现今关于脚注的讨论有不少（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专著几乎涵盖了这个主题的所有方面），但是没有人能假装，脚注让读者更轻松地阅读一篇作品。在哲学写作中使用脚注，以加上一些次要的思想，以及反对意见，并不鲜见（康德这么做几乎到了强迫症的地步）。但是我认为，它们的使用在今天真是过于泛滥了——或许是因为那种冲动，试图要把刚才我提到的种种不同的路径堵死，或者仅仅就是因为各种文字处理软件让加脚注变得如此容易。当然，不管怎样，各种观点的主张应该有被辩护的能力，而读者也完全有权利去自己探索。xvi总而言之，我苛求自己只写少量一些尾注（由页码和几个关键词来注明），这样，我希望，如果它们被忽略了，也不会有什么要紧的损失。
其他对这些原初材料有所回应的听众分布在：土伦大学墨菲中心、柏林亨伯德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在那里使用了一些本书中使用的观点，来回应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精彩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哈佛大学撒弗拉伦理学中心，约翰·弗里克是一位价值无法估量的研究助手，除了帮助我找到相关的研究材料，我还受益于他自己绝佳的批评意见（我恐怕我还没有领教全部）。对于个人评论和建议，我特别感谢：艾娃·阿塔纳索、埃里克·比尔博恩、约书亚·钱尼斯、G.A.科恩、马克西米连·德·根内斯福德、艾莉森·德南姆、瓦·切·戴莫克、蒂娜·爱蒙兹、汉娜·金斯堡、阿南德·吉利德哈拉达、山姆·古德曼、詹姆斯·格里芬、迪特·格里姆、若尔夫·霍茨曼、松屿市美、马汀·杰、亚历山大·克、塔鲁纳·凯坦、曼弗里德·库恩、雷伊·朗顿、哈维·曼斯菲尔德、克里斯托弗·麦克拉登、弗兰克·迈克尔曼、索菲亚·梦露、埃里克·内尔森、布莱恩·奥康纳、勒纳·洛尔巴赫、南希·罗森布鲁姆、迈克尔·桑德尔、埃里克·索斯沃兹、卢卡斯·斯坦柴克、约翰·塔西乌拉斯、理查德·特克、杰洛米·沃尔德伦，以及三位尖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读者。在感念我的编辑麦克·阿伦森之前，我无法结束这篇前言。他的耐心、他良好的幽默感，是每一个作者所祈求的——我只希望他感觉到作为结果的这本书能够配得上他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