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再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悲观省思。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然而，在费慰梅的笔下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片断里，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俩情笃而慌乱的婚姻生活中迸发的生命之光。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语中浮沉着杯盘碰撞的响声。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灵巧的手指驾驭掌中那支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无论中英文，遣词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中国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的疾病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探索者。因原配无出，他讨了两房姨太太。林徽因就是大姨太太的独生女，受过非正规但良好的教育。一九二〇年，她父亲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他带了十六岁的徽因就任，让女儿给他做伴。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让她再度与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父亲正受没落清廷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一九一二年清朝垮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中国。在民国初期的动荡年代，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知识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进入清华学堂，同时在国学方面又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梁启超还要求他把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译成中文。一九二三年，发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驾驶那辆崭新的哈雷戴维逊(Harley Davidson)摩托车时不幸出了车祸，由于治疗不当，他的腿从此有点跛，必须穿上钢架才能走动。徐志摩这时已经回国，且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而徽因也正式和思成订了婚，但仍与徐志摩保持着过去的友谊。他们一起安排了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到北京举办小提琴演奏会，为印度诗哲泰戈尔在中国的巡回演讲担任翻译。 在梁启超的敦促下，徽因和思成双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俩虽已订婚，但在学位到手之前不准结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费城“布杂艺术”(Beaux-Arts)学派的氛围里，思成念建筑，徽因学美术。套句梁启超说的话，他俩“修行”了一段时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历经磨炼。虽谈不上修炼到完美的地步，但确实加深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二八年，他俩终于在加拿大完婚，并于修完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成为沈阳新成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最早上任的两位教授。 一九三二年，徽因和思成因日军侵略沈阳而被迫离开东北，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个聚会中认识了他们。当时，徽因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并知道自己患了结核病。徐志摩是他们家的常客，后来不幸在一次坠机事件中丧生。梁启超也因肾脏手术失败而过世。思成借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开始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典籍的研究。在这个纷乱、忙碌而又沸腾的时期，梁思成夫妇，偶或在费正清夫妇的陪伴下，对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建筑进行了一连串的实地考察。他们最大的成就是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八五七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但这仅是《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里众多惊人发现之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历经了许多年，其中又停顿过无数次，终于经费慰梅亲手将已散佚的图文编成了完整的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