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经典集:乡土中国(有声版)+江村经济(2册)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巨擘费孝通先生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费先生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写成，篇篇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却深沉精确；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解读传统中国的经典之作。
《江村经济》是社会学巨擎费孝通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的代表作品，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必读之书，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原是费孝通在1938年春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玄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在书中，作者集中描述了江苏吴江开玄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试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它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正如他的导师、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 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 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的赫胥黎（Huxley）奖章。1988 年在美国纽约获不列颠百科全书奖。1993 年在日本福冈获该年度亚洲文化大奖。主要作品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禄村农田》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査》《行行重行行》等，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乡土中国》
阅读《乡土中国》的价值
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001
文字下乡-010
再论文字下乡-019
差序格局-027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038
家族-047
男女有别-055
礼治秩序-063
无讼-072
无为政治-079
长老统治-086
血缘和地缘-094
名实的分离-104
从欲望到需要-111
后记-119
《江村经济》
阅读《江村经济》的价值
著者前言
致谢
序（布·马林诺夫斯基）
第一章前言001
第二章调查区域007
第三章家029
第四章财产与继承057
第五章亲属关系的扩展081
第六章户与村093
第七章生活113
第八章职业分化133
第九章劳作日程139
第十章农业151
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169
第十二章蚕丝业191
第十三章养羊与贩卖223
第十四章贸易227
第十五章资金247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265
附录271

《乡土中国》 赵旭东(1) 1948年前后，也就是在中国的家国命运将面临一场可能有的新选择面前，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这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抉择之中去。当年的费孝通，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有着完整英国人类学训练背景的社会学家，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讨论之中去，他在云南呈贡的魁阁，作为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领导者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那里的真实存在的人怀有极大兴趣的研究小组。他自己通过实地调查去为学生们讲授“乡村社会学”这门课程，课余所留存下来的文字得到发表，成为了《乡土中国》 (1) 赵旭东，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00872）这本书的原型。这些文字是在报刊编辑的不断催促之下而一篇篇地发表出来的，由此而引起超越学生群体的更为广大的公共读者的共鸣。 这可谓是田野调查研究的附属品，是一个实地研究者借文字去描摹中国的基层社会其可能的结构或者不变的东西是怎样的；同时，也是在那样困苦的年代里，不得已“为稻梁谋”来换取稿费去维持一种原本不可持续的家计的附属品；同时也是在一种内忧外患的痛苦挣扎之中所自然流淌出来的思想情感的附属品。用费孝通后来的评价就是，这些文字根本是在探讨“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在抒发着自己对于理想中的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将会是怎样的，它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一种变迁和转型，而这样的一种中国叙事的构建，又必然是以现实之中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为基本前提的。 这个现实的中国，这个我们可以真正去把握的中国，便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是在基层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乡土本色”的乡土中国。这种“乡土本色”并非单单是指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土地这一方面而言的，而是指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最为紧密的连接。由此，人的生老病死似乎都跟某一块土地的存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不能够有哪怕是些许的分离，人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终老于斯，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种生命循环，而由此种循环所构建起来的便是可以持续运转的循环社会。很显然这种循环的基础就在于由人和土地之间关系而生长出来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根本上是一种差序性的关系，即被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的一种差序性的关系，做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一块石头打进水中向外所激荡出来的一圈圈的涟漪一样，越是靠近水波纹中心的地方，越是会表现得力量强劲或关系紧密，而越是远离中心的，便越是表现得力量薄弱或关系疏远。 换言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人和人之间往往是通过某个个人的自我，并以此自我为中心而不断地向外延伸出去的。这是以一种自我主义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的那种由一群人所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团体的有似一捆柴或者有似俱乐部一般的“团体格局”的形式是大为不同的。在此种差异之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会更为强调彼此关系的距离形态构成，跟团体格局的彼此均等性的等距离关系形态大为不同，因此在差序关系的社会之中，凡事都要去攀一个交情，去拉一下关系，以此明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总之，这种关系距离的明晰背后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个“私”字，彼此的关系也便是一种私人的关系。因此在行为上、道德上以及情感上都会以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来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关系如果近，那凡事都好商量，一路便是开绿灯；而如果关系远，则会表现得彼此冷漠，所有的事都想尽办法设卡阻止，相互也没什么真正利益上的往来可言，更无所谓可能有的彼此之间的一种深度的交往、信任和共事。 这种基于私观念的差序格局构建，核心或者关键也恰恰就是在这一个“私”字上面，社会之中充斥着种种的私人的道德，私人的行动逻辑以及私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的构建，如果不属于是私下里的“自己人”，便什么事情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以及事业上的有所作为。这无疑是基于一种土地的农业生产所特有的关系模式，并且在没有一种共同性的或者普遍性的神学信仰的观念下，所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种家族主义以及地方性关系主义建构的文化模式。它会更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基于私的友爱和亲密，相互之间需要预先有一种关系的确认，之后才有彼此之间交往规则或原则的启动，如果对方是属于亲人关系的，那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套的规则；而如果不是亲人的，特别的还属于是一种“见面生”的陌生人的关系，呈现出来的则又是另外的一套规则了，所谓不分语境和彼此关系的一种普遍性适用的法则在这种关系的文化之中是无法真正有用武之地的。这一点在我看来可能便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它无意之中点破了一个未来新型国家构建的基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推算一下，《乡土中国》一书的初版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了，但是阅读他的人却不分年代和学科的与日俱增，年轻的人从此种阅读之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由此而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会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所左右；而年长的人在此阅读之中会感同身受地领会到中国社会自身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在一种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社会与文化的比较之中，切实感受到乡土中国其真正的存在价值。而不同学科的人，只要他们一触碰中国的研究，只要他们想去探寻中国存在何以可能，还有中国的文明以及文化何以可能，那所有这些问题的询问都会使他钔很快地远离自己学科的那些教条和定律，而会令他们惊讶地找寻到《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线索，从一种看似模糊实际精确，看似随意实际微言大义，看似简略实际却充满着无限复杂性和可解释性的空间的张力之中，中国意识得到了一种突显，而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所能带给我们的真正永恒魅力之所在。 应该清楚的是，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问题依旧；中国在不断地得到书写，但超越性的认识却越来越难有所得。我们或许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我们缺乏哪怕是一丁点的洞见。一个人又一个人所写书在一本本的积累起来，厚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和超越，但是可以去仔细比较一下，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我们华丽的书桌上最后能够铺展开来的，除了《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似乎还真的不太容易去找到另外的一本。可读的书显然会有很多，但是可以静下心来让人细细品味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毋庸置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只要你谈论中国，这本书总也是无法真正可以绕来去的。显然，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上的通俗易懂且内涵丰富，更为重要的还是它所揭示出来的中国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搁置许多空洞的讨论，成为直观这个世界的一把钥匙。有谁可以否认，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所构筑的中国意识能够真正离开“乡土”这两个字去获得一种额外的理解呢？当然，乡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但是对于核心价值的讨论却无法避开对于乡土问题本身的追溯，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又一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还要不断去重读它的真实理由的所在。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写于亦乐斋 扫一扫， 收听有声版 重刊序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1984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