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行政任务的听证程序构造

本书旨在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行政任务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之下，何种听证程序的架构，更有利于行政任务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现有行政听证制度的梳理可以发现，脱胎于英美法国家抗辩式庭审过程的听证程序，在被移植于行政过程时出现了适用上的困境。“司法型”听证程序所营造的“正式化”陷阱，束缚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也难以和行政任务的多样化需求相匹配。

石肖雪，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基本理论、行政程序法。曾赴美国范德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学、交流。在《法学研究》《法学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多篇，合著出版著作、译著多本。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各1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浙江省省长基金课题多项，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3项。

目录序言第一章绪论一、研究背景二、研究现状（一）行政程序的功能与价值研究（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研究现状三、研究方法（一）现有制度的实证分析（二）文献梳理及规范分析（三）国内外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分析四、基本命题与整体架构第二章历史梳理：“司法型”听证的“正式化”陷阱一、域外行政听证制度（一）美国行政听证制度（二）英国行政听证制度（三）日本行政听证制度（四）德国行政听证制度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一）地方行政程序规范中的听证程序（二）行政行为类型化基础上的听证程序三、现有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困境（一）听证程序的形式来源：抗辩式庭审过程（二）“司法型”＝“正式化”？第三章作为沟通过程的行政听证程序一、听证的目的：以沟通实现行政过程的正当性（一）行政权正当性的参与模式（二）行政过程中的交往理性（三）听证程序理性证成的限度二、听证概念的去“司法化”（一）外延：三个层面上的听证（二）内涵：听证程序以“意见交换”为基本内容三、听证程序的构成：基础性构成与功能性构成（一）行政听证程序的构成要件（二）基础性构成：最精简的沟通过程（三）功能性构成：形成不同的沟通类型第四章行政听证理想类型：个案裁决—政策形成一、理想类型分析方法二、行政听证理想类型的提出（一）行政听证理想类型产生的现实背景（二）行政听证理想类型的基本含义三、作为理想类型的两种沟通过程（一）沟通目的：互利互惠与共同目标（二）主体地位：消极防御—积极形成（三）互动方式：对抗型—协调型（四）沟通结构：一元封闭—多元开放第五章个案裁决型听证程序的构造一、程序主体（一）听证人：中立性兼顾专业性（二）参加人：利害关系性为主二、程序过程：两方对抗（一）信息提供（二）意见交换（三）信息反馈三、程序效力：强拘束力（一）听证案卷的强拘束力（二）听证报告拘束力的有限性（三）程序重开问题四、程序公开：有条件的可不公开第六章政策形成型听证程序的构造一、程序主体（一）听证人：专业性兼顾中立性（二）行政机关作为政策草案制定者（三）参加人：以代表性为主二、程序过程：多方协调（一）信息提供（二）意见交换（三）信息反馈三、程序效力：弱拘束力（一）听证程序的弱拘束力（二）听证程序与其他论证方法的衔接（三）程序重开问题四、程序公开：应当公开（一）听证议题和会议信息公布（二）听证过程公开（三）听证结果公示第七章重新审视经验状态下的行政听证程序一、理想类型与经验类型（一）理想类型与行政行为型分类（二）理想类型与行政执法—行政决策型分类（三）理想类型与正式—非正式型分类二、理想类型的经验范例及其变形（一）个案裁决型听证及其变形（二）政策形成型听证及其变形三、理想类型分析视角下的混合类型：以规划许可相关程序为例（一）案例基本情况梳理（二）规划许可程序中的“公地悲剧”（三）一种可行的解困方法：德国计划确定程序四、从司法审查面向到行政过程面向（一）回眸：走出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困局（二）展望：迈向积极的非形式主义路径第八章结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行政听证理想类型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中国法学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法学法律界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着力实现中国法学会作为国家法治建设领域核心智库的发展目标，为专家学者开展法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提供支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国法学会特决定设立后期资助项目，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优秀法学研究成果予以后期资助，纳入“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文丛”出版。2015年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设立以来，累计立项60余项成果，已交付出版40余部。今后每年我们还将评选确定一定数量的后期资助项目并予以出版。中国法学会2019年5月序言本书旨在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行政任务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之下，何种听证程序的架构，更有利于行政任务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现有行政听证制度的梳理可以发现，脱胎于英美法国家抗辩式庭审过程的听证程序，在被移植于行政过程时出现了适用上的困境。“司法型”听证程序所营造的“正式化”陷阱，束缚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也难以和行政任务的多样化需求相匹配。为此，需要脱去行政听证程序的“司法化”枷锁，将听证还原到以“意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沟通过程。听证程序所囊括的公民参与行为，为行政过程注入了交往理性的特质；但同时只能有限地保证结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基于这样的核心内涵，行政听证程序的具体构成，可分为两个层面。作为听证，万变不离其宗，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并实现有效的沟通，此为听证程序的基础性构成。根据行政任务需求而设计出的各种听证程序，则是在基础性构成之上，增加了某些功能要件或对某些基础要件作了功能性的调整。在对听证这一沟通过程进行分类时，本书引入了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现有规范与实践中的行政听证程序，是一种以混杂状态存在的经验事实，划分和建构理想类型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纯粹化的过程，使复杂的经验事实变得更为清晰。在现有制度雏形的基础上，并结合行政任务功能的特点，可提炼出行政听证的两种理想（纯粹）类型——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这两者分别代表了基于互利互惠的沟通过程和基于共同目标的沟通过程，并且在主体地位、互动方式、沟通结构方面分别对应着消极防御—积极形成、对抗型沟通—协调型沟通、一元封闭—多元开放的特征。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所具有的程序特征决定了二者在程序架构上的差异。在个案裁决型听证中，听证人强调中立性，参加人以利害关系性为主要特征；意见交换主要为两方对抗的过程；听证结论和程序本身具有较强的拘束力；程序公开性的要求并不高。在政策形成型听证中，听证人的中立性和专业性都应受到重视，参加人则更强调代表性，政策草案制定者承担着介于听证者与参加人之间的角色；听证过程表现为多方权益之间的协调；程序的拘束力要明显弱于前者；但听证过程与结论的公开性要求较高。以理想类型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审视经验中的行政听证程序，行政处罚听证和制定价格听证属于相对典型的经验范例，但实践中也存在很多变形。大部分行政任务，往往包含不同类别的特征，表现为个案裁决与政策形成的混合类型。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一个纯粹化的分析框架，在面对复杂的状态时，能够帮助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发现程序安排中的不当之处。总体而言，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听证程序构造是一种从司法审查面向转到行政过程面向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