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值山河改

陈言著的《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以1931至1945年间日本的侵华战争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强行接触为背景，围绕日本占领区内梅娘、柳龙光、袁犀等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行止与文本叙事模式，揭示知识人在忠／奸、友／敌之间交叉穿梭而繁复多变的民族认同，质疑历来将政治压制与抵抗模式对应并列的叙述模式．考察在没有预测到1945年是日本占领很后期限的环境中，中日双方知识人的活动所呈现的互动与纠结，揭示战时两国文化的“交流”实态，着力辨析殖民现代性的复杂结构关系与特征，并借此寻找主体建构的可能性。本书主要从翻译、民族志和见证文学这三种类型来探讨见证叙事作为思想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功能，以拓延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向度与张力。

陈言，本名陈玲玲，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是殖民地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冲绳问题，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合著），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译有《冲绳札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北京三联书店2010，《京都流年：日本的美意识与历史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主持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前言：我们怎样想象沦陷区――兼论沦陷区文学的向度与张力
第一章 近代殖民语境与梅娘的家族传奇
第一节 家族与历史记忆
一 闯关东、跑崴子的祖辈父辈
二 出生：充满谬误的人生起点
三 故家：长春西三道街
四 父亲“母亲”
第二节 父亲、驼龙传奇与梅娘的日本初认知
一 父亲、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对日本的迎拒
二 驼龙传奇、敌国国民的私谊与民族认同的迷失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与战火下的读书？游历？恋爱
一 快乐“女师”
二 “九？一八”体验与叙事
三 游历、变故
四 孙晓野：爱的起点与终点
第二章 “满洲国”中国文学的艰难萌芽与主体之争
第一节 《小姐集》与何霭人和益智书店
一 何霭人与东北文坛
二 从《窗前草》到《小姐集》
三 梅娘与益智书店及宋星五
第二节 《第二代》：获得满洲文坛的普遍认可
一 问题缘起
二 《第二代》小说集全貌
三 方言、脏话与反殖欲望
小结 底层视线与反殖书写
第三节 《大同报》：梅娘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舞台
一 《大同报》在“满洲国”
二 《大同报》之于梅娘的意义
三 《女难》：日本“大陆新娘”的迷梦
小结 《大同报》上的梅娘――从个人爱憎到东亚关怀
第三章 “满洲国”的罹难经验与见证叙事
第一节 柳龙光在“满洲国”：编辑副刊、操控文坛论争、附和殖民政权
一 生平
二 《大同报》里的柳龙光：副刊的改革者、文坛论争的推手与并不高明的作家
三 《大同报》里的柳龙光：殖民政权的合作者
小结 柳龙光在“满洲国”――言论极富政治色彩的新闻人
第二节 袁犀在“满洲国”：阅读私史与反抗空间的形成
一 从“郝赫”到“李克异”：政治生态与个人抉择
二 隐蔽的反日分子：暴力美学在小说中的投射及对同时代作家的影响
三 散文创作：阅读私史与反抗空间的形成
四 充满反抗的阅读私史：选择性的阅读与殖民体制下读书市场的形成
五 编辑袁犀：“满洲国”文人文学在北京
小结 读书资本的累积与反殖论述
第四章 日本体验与满洲回眸
第一节 以梅娘、柳龙光为中心的“读书会”及其跨语际实践
一 被遗忘的“读书会”
二 日本读书市场的诱惑、知识构建与“读书会”反抗资本的累积
三 跨语际活动的成果
第二节 殖民叙事、满洲形象与梅娘的译介策略――兼谈“满洲国”中国作家的“满洲”意识．
一 日本作家满洲纪行的历史背景
二 满洲视野的文本分析
三 在“隐蔽”与“告发”之闻：梅娘的译介策略
四 “满洲国”中国作家的“满洲”意识及满洲叙事
第三节 梅娘、柳龙光与“满洲国”文坛――兼谈“文丛派‘文选派”与“艺文志派”的对峙
一 宣传“文丛派”、供稿《大同报》
二 《大同报》与梅娘夫妇的大阪生活轨迹
三 对抗满洲文话会
第四节 柳龙光：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
一 诗歌与人类学文本：乡土书写与贴靠殖民体制的意愿和实践
二 译介活动与东亚文化圈的想象和勾勒
三 编辑活动及其所带动的东亚文化间的流转与互动
小结 柳龙光的殖民经验与他的东亚文化圈构建
第五章 北京沦陷之殇：大东亚体制与文化触变(上)
第一节 1941年北京文场的生态：“色情文学”
一 公孙？与他的“色情文学”
二 有关“色情文学”的讨论
三 殖民政治框架中的色情(性爱)文学
第二节 梅娘与《妇女杂志》、《实报》关系的考释
一 《妇女杂志》与梅娘就职经纬．
二 梅娘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目录及作品考释
三 《实报》里的梅娘；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延伸
小结 从梅娘在1942年谈起
第三节 从引“蛇”出洞到助“狼”噬“东郭”
一 斌论柳龙光、周作人的“交往”与沦陷区的文场政治
一 引“蛇”出洞：柳龙光对周作人的呼唤
二 助“狼”噬“东郭”
三 审判席上周作人反噬
小结 文坛的实权人物与虚构领袖的对峙
第六章 北京沦陷之殇：大东亚体制与文化触变(下)
第一节 战时文学翻译的政治：梅娘对石川达三的理解与迎拒
一 石川达三：是战争协力者，还是反殖民体制作家？
二 石川达三及其他日本文学在沦陷区的命运遭际：是迎是拒？如何迎拒？
三 梅娘与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女性主义立场的借鉴与理解的错位
小结 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两难与突围的可能
第二节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游记与自我贬抑
一 中国知识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及游记特征
二 从游记看殖民文学写作的本质
第三节 “文学的全黑时代”的光与影：袁犀的言论及创作意义
一 从反日到被收编
二 弱者的武器：“附逆”文人的反抗形式
三 小说：历史的书写与见证的缺席
第四节 历史在场：殖民地的日常体验――兼谈梅娘作品的改写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一 《一个蚌》：被殖民的屈辱体验与不同时期的文本改写
二 《侨民》：被殖民者的身体经验与奴性的自我批判
三 《蟹》：殖民地奴性与微弱反抗
四 文本改写的背后：从对殖民统治的警醒到迟钝
第七章 1945年之后：殖民的伤痕
第一节 殖民的伤痕：从战后沦陷区作家的生存环境与文学创作谈起
一 目本战败后来自沦陷区作家的历史境况
二 沦陷区作家的言行
小结
第二节 与国民党的一段“亲密”时光：梅娘编辑《第一线》
一 抗战刚结束的逃亡岁月
二 编辑《第一线》杂志
第三节 结语：乱世的精神杂居者
一 梅娘的家世与她的自传体式写作
二 战时下的一群精神杂居者
附录1 柳龙光作品系年目录
附录2 梅娘年谱
附录3 梅娘著译年表
附录4 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后记 我的写作指向：未完成的历史与有缺憾的人生

序：我们怎样想象“沦陷区”
    ——兼论沦陷区文学的向度与张力

一  思考的坐标
“”之后，钱理群等学者在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近代以来的东西碰撞作为根本性问题，在中国与世界的辨证关系中，为现代文学寻求历史坐标 。在为现代文学史建立概念和体系支撑时，他们紧扣文学现代性的立场，将“现代化”放置到叙述现代文学的核心地位 。这大概是因为处于国内政治运动的中国与世界相对长期隔绝，焦虑的1980年代中国学人对这种情境进行强烈反拨，试图迅速进入全球性的国际交往，故以世界为参照系，重蹈“五四”以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对立统一之说。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中国情境是促成我们理解现代文学性质的立足点。学者刘禾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时指出：“由于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出于自我肯定的需要，它不易对自己的语境作出批判反省，至于文学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姻缘何时缔结，怎样参与现代国家意识的生产，这一类问题尚未进人视野。”她继而提出：“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故‘现代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 。在抵御外强入侵的历史阶段，民族国家主义在历史正义的大义名分之下凛然渗透进文学领域。然而拿来反证此一概念的批评性视野的，是刘禾以萧红的《生死场》为例，从作品的生产层面入手，指出其小说空间里，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压迫下的女性其身体作为意义生产的场所，与民族国家话语所产生的激烈交锋；她通过梳理男性批评场域对《生死场》的接受史，揭露了现代文学批评参与民族国家文学生产的历史过程。刘禾意识到了殖民情境中文学在塑造民族国家意识方面的有限性，但是她的论述仅止于个案，缺乏对殖民地文学面貌与性质的整体观照。旷新年系统论述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入侵的结果所导致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史，以及依赖“他者”的存在民族国家主体的实际生成在文学中的表现，而这一特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尤其明显 。但是他把抗战时期的中国看成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忽视了另一个异质空间：沦陷区，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区域中民族国家文学生产的压抑机制。
中国的“现代化”，毋宁说是为了抵抗而发生触变的过程。所谓“触变”，即因文化接触而引起的变化，它源于美国民族学家 J？W？鲍威尔1880年在其著作中首创的新词acculturation，后来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将其译为“文化触变”，在探讨国际文化时用以阐释异文化之间的渗透、交流、（强行）干涉和改变的动态机制 ，包括文化侵略、文化接触、文化融合和文化断裂的复杂过程。以“文化触变”论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笔者以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概括力。在探讨二战时期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文学时，如果仅仅凸显其现代性，则容易忽视近代中国漫长的半殖民地语境中作家的精神历程所衍生的诸多问题，诸如殖民性、现代性和本土性这三者之间的纠葛，特别是那些异质文化中间人（cultural—in-between），他们在面临不断被殖民体制收编的诱惑的同时，直接或者经由日本输入日本、欧美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道德、新伦理和新理性，以及语汇和理论，其间也有受殖民文化的刺激而产生出表达自我主张的强烈愿望，在跨文化的接触地带沦陷区，其文化所呈现出的多重性(multiple)、多层次性(layered)、不彻底性(incomplete)和破碎性(fragmentary) 始终贯穿在沦陷区文学的实践中，展现出非（或曰反）民族国家文学的特质。如此一来，具有独特文学装置的殖民地叙事，不仅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断裂”和变形；作为一个历史尺度，它又无法承载作为“第三世界民族寓言” 的历史重任，结果无论是经典权威的现代文学史建构，还是新的批评机制，似乎均无法安放沦陷区文学。
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尴尬位置，与我们面对日本侵略国土的那段历史的态度有关。作为受害者，总以为唯有侵略国日本需要反思；在叙说时往往将沦陷时期视为历史的“黑暗时期”，故意将其从历史进程中切割掉，忽略、遮掩甚至歪曲，以为不去碰触那段历史，将它翻过去，就能轻而易举地洗刷掉历史的疼痛和民族的耻辱；其中殖民统治下的人物与事件常常成为话题禁区，一遇到政治运动或是政治形势吃紧，那些相关的人往往会因为“沦陷区作家”这种具有原罪性质的身份屡遭冲击，相关的研究也变得步履维艰。然而另一方面，在历年的反法西斯胜利周年纪念中，种种简单化的叙事表明：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自信去面对那段屈辱的国难史，我们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近年来反而成为大众媒体界“娱乐”和“消费”的“商机”。对时代情绪和自身的知识处境缺乏反省自觉的现状，使得我们无法为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有效的思考方式。
由于涉及民族主义建构的强大的历史使命，专力从事沦陷区文学研究者固然能够深切地体认沦陷区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做出自己的解释，但其研究思维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对沦陷区作家及其作品中的抗日/亲日属性进行仔细界定。比如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张泉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等，在对沦陷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和文本叙事模式进行考察的同时，处处落实作家作品的民族认同问题。海外华人学者傅葆石从其早期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以隐退、反抗与合作三种模式来阐述战时的个人与文化选择，到他的新著《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 ，重新思考将政治压制与抵抗对应并列的解读模式，试图厘清的都是沦陷知识人多变而繁复的历史体验，指出不可能以民族主义话语非此即彼的二元主义对其一概而论。为了对战时朝鲜的对日协力者的心理和行动加以区别，日本学者并木真人提出如下几个概念：①“附和”（conformity as expediency）与“内化”(internalization)皆具备型；②“附和”但未“内化”之“趋炎附势型”；③既未“附和”也未“内化”之“面从腹背”型 ，着眼的也是复杂的政治关系中作家暧昧游离的精神状态。这种视角便于梳理殖民体验、认同困境和主体性，为反省和清除殖民伤痕提供了基本资料，然而另一方面也容易堕入具有价值判读色彩的本质主义式的困境，它往往会简化殖民情境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等等各种复杂关系。
就殖民地文化运作的实际情形而言，一方面，文学的创造及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虽然身处殖民统制之内，总会不断地变化和变异写作主题和技巧，最后形成游离于殖民统制边缘的新的形式。另一方面，殖民权力的运作并非是单向的，在殖民者发生暴力、胁迫、占有，导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仇视、利用的同时，二者又彼此交流、互换、交织和依赖。就像萨义德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积累与征服问题，它们都得到压迫性意识形态的支持或激励，这种意识形态包括认为有些领土与民族需要统治这样一种观点，也包括隶属于这一统治的知识形式。” 当然，对帝国话语的批判转向文化，并不意味着忽视殖民统治中的残酷事实，这是我们理解沦陷区文学的前提。
为了处理殖民空间里文化的多样性，后殖民研究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视角，其中非洲裔英籍学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本书具有指导意义。他将巴赫金的“混杂”与后殖民研究融合在一起，主张殖民主义言语具有内在的心理张力，它保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相对的。他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的过渡空间，那就是他试图寻找的第三空间（a third space），即文化的混杂型（Hybridity），以此来解读殖民主义的历史现象。在霍米？巴巴看来，战争和殖民导致异质的两种文化强行碰撞和交流，结果殖民话语本身的意义流失和变异；同时由于被殖民者的语言被不同程度地同化，吸收、融合异质成分，其话语也变得具有混杂性，在顺应的同时又形成对殖民话语权威的挑战和颠覆。揭示殖民化过程中被殖民文化与殖民权力互动中产生的种种矛盾现象 ，有利于揭示文化触变的机制。霍米？巴巴对于探讨殖民权力与殖民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只不过要提起注意的是：混杂性固然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交混、交往和交融，但双方并非对等接触，其前提是侵略与征服所形成的殖民体制；此外，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由中国亲日派地主买办阶级控制，权力关系除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还有阶级和性别等因素。


二  以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行止为研究线索之可能
这里的“异质文化中间人”，指的是战争时期在中日文化之间进行位移的知识人，他们或者到“敌国”短期滞留或长期留学工作，或进入沦陷区的“敌国”文化机构工作，或者译介“敌国”文本，从事形式不一的文化“交流”工作。比如，以最富文名的北方沦陷区作家梅娘为例。她1916年出生在美、英、俄、日等新兴帝国角力的海参崴，在逮捕“赤色分子”的风潮中，作为弱国子民遭到驱逐。在“满洲国”由一名少女作家蜕变成一个民族国家文学作家。1939年2月随夫柳龙光到日本的新闻中心大阪，生活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战争动员的氛围中，与帝国作家同步阅读，敏锐地把握大陆移民的热潮，译介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的大陆题材作品，并且创作出《女难》等反映日本大陆政策的小说，以及她的代表性的水族系列著作；与此同时，以梅娘、柳龙光为中心的读书会成员译介了大量欧美及日本的作品，这些作品刊登在“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北京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杂志《中国文艺》和在沦陷区发行量最大的《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上。凭借其文名，于1941年年末到北京的梅娘迅速介入武德报社所辖之《妇女杂志》和《实报》，由于频频出入公共视野，将自身提升为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的角色。北京时期梅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不被强迫的情况下，她发出肯定并宣扬“大东亚圣战”的声音，她的创作及作品的改写也表现出附和殖民政权的倾向。
柳龙光1936年任职《大同报》报社，后迅速地从《大同报》的一名副刊编辑成长为“满洲国”声名显赫的新闻记者。柳龙光随即应聘到日本的《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他进入了日本文化中心场域，同时以《华文大阪每日》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来自“满洲国”的作家，通过组织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坚持不懈地推进日本与“满洲国”和北京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占领区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由于他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在日本殖民体制下进行的，而且他似乎并没有摆脱这种体制的意愿，因此他的文化活动就政治意义而言，很难摆脱与日本殖民体制的共谋关系。
像梅娘、柳龙光等沦陷区的中国知识人，他们游走在日本和它的殖民地之间，政治归属和情感认同都变动不居，身份也不再具有完整统一性，时局牵动着他们的命运，他们对时代的困境也有热切的回应和对话，他们的文学活动及行止反映出了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思想。透过对这些知识人进行个案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日本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探寻到他们及其同时代人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挣扎和纠结，而且透过文学文本能够洞察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某种历史构造。因此以1931-1945年间日本的侵华战争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强行接触为背景，通过分析这些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行止与文本叙事模式，来揭示知识人的民族认同在忠/奸、友/敌之间交叉穿梭、流动，繁复多变，质疑历来的将政治压制与抵抗模式对应并列的叙述模式；考察中日双方知识人的活动在没有预测到1945年是日本殖民的最后期限的情境下，所呈现出来的互动与纠结，来揭示两国文化的“交流”实态，着力辨析殖民现代性的复杂结构关系与特征，提供一种贴近那段历史的文学叙事方式，并借此寻找建构主体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笔者的初衷是写一部《梅娘评传》，由于梅娘旁涉的文学人物和事件比较重要而繁多，如柳龙光，从“满洲国”到日本，到北京，始终处在文场的中心位置，可以说是战时下推动东亚文化圈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人物，迄今却没有专论；袁犀是横跨“满洲国”和北京两个沦陷区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他这一时期的文学面貌并不清晰，故笔者对梅娘、柳龙光和袁犀这三位人物着墨较多，试图清晰地勾勒他们直到抗战胜利的行止，也可以说是这三位作家的断代人物传记。


三  从见证叙事到思想遗产
所谓“见证叙事”，指的是历经战争等浩劫性历史事件或自然灾难的幸存者，通过文字记录自己经历的文学形式。针对20世纪所发生的浩劫的三种形式世界大战、种族灭绝、集中营或死亡劳动营，见证文学被分为三个门类：“战争惨祸”文学、“种族灭绝”文学与“营”文学 。在大陆学界，对于见证文学提倡最用心力者，大概是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的徐贲了。在他看来，见证叙事的意义和功能除了保存历史真相外，更重要的在于修补灾后世界，防止苦难再度发生。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黑暗，并把黑暗/灾难保持在公共记忆里，以此复归政治生活，复归生命的意义和做人的尊严。 徐贲阐述道：“灾难见证承载的是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封闭，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他继而阐述道：后一种可能就是犹太哲学家费根海姆所说的“修补世界”。“修补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如大屠杀、‘’）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补这个世界。”  徐贲同时指出见证文学是一种寓言式的书写。他认为记忆和见证纳粹德国大屠杀的维赛尔的《夜》可以当作寓言来读，而“寓言所扩充的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意义和境遇”，它同时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如实描写了大屠杀灾难的暴力、恐惧、人性黑暗，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苦难和悲惨，它是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真实记忆；第二，它是对普遍人性和存在境遇的探索，这一探索揭示了与人的苦难有关的种种原型情境和主题， 如死亡、记忆、信仰，等等 。法国诗人兼学者克洛德？穆沙在《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一书中分析的20世纪见证文学，主要以苏联、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作家为分析对象，唯一的一篇被列入讨论对象的中国诗人于坚及其诗作，在笔者看来并不最具代表性，而且很难说是见证文学，译者在“译序”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而译者眼中20世纪享有世界声望的见证文学也基本上是欧洲作家，亚洲作家中，只有见证二战的日本作家大冈升平和峠三吉名列其中。
也就是说，在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与殖民统治中，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享有世界声望的作品。这是事实。关于日本侵华的见证叙事，在战争期间颇有影响的，如对日军在“满洲国”的恶劣行径予以空前的揭露，并伴随着尖锐抨击的范士白的《日本间谍》 ，作者因此被日军四处追杀、逃至菲律宾后惨遭屠杀；再者就是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文学、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不过要提起注意的是，《活着的士兵》所展现出来的战时伦理相当复杂，我在第六章第一节中有所论述。占领区中国作家关于苦难的记忆和见证，则要从翻译、作家的字里行间中去寻找。我将这类见证叙事分为如下三类：翻译、民族志和见证文学。

文学翻译
“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 这是后来研究者对翻译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总结。反观战时下的译介活动，翻译在民族意识与文化主体性构建中的作用被充分调动，故而译介过程显示出了选择性的操控和压抑性质。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只有找到有效的言说方式，比如指责、批判，日本文学才可能被介绍和接纳，译者普遍认同和择取的是英美、俄苏等国家的文学。在日本占领区，自我言说的空间相对狭隘，民族国家意识弱化，文学中的民族形象相对模糊，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翻译家和学者通过改变工作方式，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如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译介研究抗战文学，或在战火中继续经典文学的译介，如朱生豪；另一方面是日本为了凸显和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鼓吹其文化纯粹论，在政策上扶植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从而造成沦陷区日本文学翻译的畸形繁荣。
译者，作为异质文化之间的中介者，他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特征、对译品的选择和叙事视角，其中隐藏着历史的脉络。因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翻译策略，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观诗学观密切相关，他们对于异质文化的迎拒，脱离不开其所隐藏的民族国家观念，比如译者是在怎样的赞助条件下进行翻译的，日本哪些思想资源被翻译、引用、挪用和占有，翻译活动如何在占领区的文化语境中运作的，译介活动与主客体文化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译介活动是否产生了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文化力量。这里可能涉及的问题是，语言转换的过程的重要性退居其次，译介主体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则显得更为重要。具体地说，它涉及到三种因素，即译者的诗学观（poetics）、当时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力量，等等，这样，可以从译介活动的不同角度来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两种异质文化接触之后，实际衍生出来的各种交混现象和角力关系。
梅娘在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几乎同时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到北京沦陷后期其翻译臻于成熟，不过笔者主要探讨了梅娘不同时期对译品的选择及译作的影响，以探求不同阶段她在译介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对日本作家所表现出的殖民视野的迎拒。如，梅娘日本时期的文学翻译，其中一个主题是日本作家的中国旅行记。这些旅行记为日本读者制造出了怎样的他者中国的概念，以怎样的方式在其中加入了帝国扩张的愿望并进行合法化的，梅娘在译介过程中采取了怎样的策略来表现自己对这类殖民旅行文本的态度，是笔者着力分析的。梅娘选择的帝国旅行文本相当丰富，其中有的把“满洲国”视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落后的他者，有的对“满洲国”是否是日本的延长线提出质疑，有的表现了满洲朝鲜人对日本的仇恨，这种多元视角的文本选择既揭示出19世纪末以来日本的旅行文学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之间的对应与勾连关系，又指出了其中的复杂性。这部分内容，我将在第四章第二节中论述。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梅娘在大力译介“风俗派”小说家石川达三的女性主义作品时，努力突破民族主义的困境，以构筑理想的文化自我。然而在实践的复杂层面，梅娘所理解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又表现为相互介入和缠绕，无论是沦陷区的人文处境，还是中国知识人对日本的理解与自身的民族认同，都呈现出模棱暧昧的灰色地带。这是本书要在第六章第一节里论述的内容。
不可否认，大量涌入殖民地的日文书籍，形塑和规范了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知识和对世界的想象。“满洲国”作家袁犀的阅读私史表明，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革命的、左翼的、进步的外文书籍成为他文学评论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他的购书经历和阅读经验又转化为小说中的情节与结构，呈现出对暴力美学的迷恋。这样，自1930年代后半期经常参加隐蔽的反日活动的袁犀就与他的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依赖关系，袁犀通过不断积累文化资本，形成了反殖民思想，并且不断扩大反抗殖民的空间。本书将在第二章第三节重点论述。
柳龙光在“满洲国”时期已经翻译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他在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集中于日本时期。作为编辑的柳龙光对日本以及台湾、“满洲国”、北京等各殖民地的文学状况进行有意识的整合，系统译介，引导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一个“东亚文化圈”的区域想象，使得华文领域的读者能够交流意见，共享他们的创作。同时，他把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阪“满洲国”作家团体的译作推向“满洲国”和北京的重要报刊，既培养了众多翻译家，也丰富了殖民地文化，从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可以说柳龙光在日本占领时期扮演了最为重要的文化中介者的作用。如果将“满洲国”和北京视为异质文化交流碰撞的新兴文化场域，以此观察由殖民所造成的现代情境里，殖民地知识人是如何被塑造出因应新文明的姿态，并尝试说明那些异文化中间人面临着怎样的传统/现代、本土/世界，被收编/反殖的多重纠葛，揭示文学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面貌，以此取代殖民统制与抗争／屈从二元关系的分析框架，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贴近那段历史的叙事方法。在本书有关柳龙光的叙述中，笔者一直尝试贯彻这种研究视野。

民族志书写
“民族志”(ethnography)，其希腊词根ethnos意指民众，grapho意为书写，两词合成的意思是书写记录普通民众，那么，民族志的使命就是观察、记述特定社会风土民情，并加以研究。社会调查和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是民族志的学术规范，民族志因而成为人类学特有的研究策略，专业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我们知道，人类学的产生与殖民征服及其统治史密切相关，日本人对自我与他者的知识生产同样是在其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在此一过程中，占领下的中国人对自我与他者的知识生产也属于见证叙事的民族志。日本对中国所做的人类学文本，最著名的，莫过于“满铁调查部”在东北、华北和华东所做的“惯行调查”，它后来直接成为杜赞奇写作《文化、权力欲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的最主要资料来源。其次是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跨越六十年（从188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中期）所做的中国旅行调查，旅行调查者的足迹遍布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其他省份，甚至远涉中国邻近的西伯利亚和东南亚地区，留下大量珍贵的旅行记和调查报告。目前译成中文的有日本沪友会编辑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冯天瑜等编译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再次就是“满洲国”建立前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沦陷之后，来华日本人创作的数量庞大的大陆旅行记。特别是“满洲国”，在“满州是日本最后的生命线”的舆论蛊惑及大陆移民政策的推动下，“满州开拓民”、工人、商人、学者、作家抱着大陆雄飞的梦想，纷纷奔赴“满洲国”。本书稿对第三种文本有所涉及，这些作家憧憬与蔑视交织，新奇与失望并存，或者将满洲视为己有，勤恳地开拓新土地，或者在持续的厌恶大陆情绪中强调日本身份的优越，或者在“满洲是否为日本的延长线”这一疑惑中犹疑徘徊。透过这些作家对大陆、尤其是“满洲国”的感受，能够折射出近代日本作家的思想及其海外轨迹与日本殖民扩张同构的关系。此类文本作为沦陷区作家的翻译文本出现。
此外，本书稿还涉及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志，那就是战时受日本新闻机构派遣，到日本占领区旅行调查的原“满洲国”新闻人兼作家柳龙光写的考察报告《和平与祖国》。《和平与祖国》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连载五期，从第六卷第一期(1941年1月1日)到第五期(1941年3月1日)，作者考察的路线是自满洲进华北，进而是蒙疆；然后沿着战火的伤痕，由蒙疆进入华北，由华北到华中，行程万余公里。考察报告涉及战时沦陷区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自然风光、人文习俗等方面，内容相当丰富，可以看成是一个人类学文本。作为一名中国人，作者生动地传递出了占领区普通百姓的窘迫和日伪当局的威压， 他本人毫不掩饰对这些人的同情；作为一名殖民帝国的雇佣者，他又把解决占领地内种种矛盾和问题的期望寄托到殖民者身上，这部人类学笔记从民族生命内部观察中国人生存状况， 生动地描绘了殖民者与占领区之间的动态关系。我将在第四章“日本体验与满洲回眸”中详述。
美籍华人学者黄心村则把沦陷区那些能够被解读为关于整个时代和历史叙事的自传作品也纳入民族志的范畴。她阐述了苏青、潘柳黛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对作者个人生活历程进行小说化的过程中，这个声音如何被运用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文本策略的；以及，这些故事可以怎样被解读为关于整个时代的民族志叙述。”作者将“民族志”定义为“参与构成一种完整小说叙事的许多套指称系统的综合” ，我以为这有随意扩大民族志内涵之嫌，其对民族志的界定也无法让人清晰地把握民族志的内涵。我以为黄心村所说的“民族志”指的是在被要求创作非/反民族国家文学的殖民体制下，能够将个人记忆上升为见证时代和历史的文学叙事。笔者将这一类自传性文学定义为“见证文学”。

见证文学
如果以上述描绘战争的残忍与荒谬的标准来寻找沦陷区作家此类的见证文学文本，其结果一定让人失望。在硝烟过后逐渐日常化的占领区，强加在日常生活中的统制，不仅存在于非常规、非固定的场域中，也存在于日常化的一般场所中，在那里，历史经验的表达变得暧昧晦涩起来。在非/反民族国家叙事语境中，作家要将民族国家构造成一套叙事，他想方设法地讲述的故事必须“安全合法”。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叙事提出一种民族的‘语法’，即关于民族组成要素的‘正确’或有序的运用和安置。一个民族的语法(或grammatiki)提出了相关的行文(gramme)和措词(gramma)，并规定了语言恰当的和可以接受的情境和使用方式”,“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要表述(articulates)其民族的修辞。充当叙事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as—narrative)需要说服它的隐含读者和听众，使他们相信其措辞的有效性和可取之处，以及这些措辞间‘天然的’联系。它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于(作为‘语法’的)真实和有序的字词，而且也是由(作为修辞的)具有说服力和可能性的遣词造句而生。在这同一的民族的叙事的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区分、间隙和矛盾之中，某种程度的灵活性或流动性被感知或得以产生。” 那么在这种类似的语境中，日本占领区的中国知识人是如何在民族国家叙事的语法与修辞的缝隙中寻求表达空间的呢？
使用方言、口语、脏话来颠覆“日语”的中心地位。日本学者大久保明男以“满洲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二十五位作家的四十三部作品为样本，揭示东北方言土语、日语语汇、“协和语”、汉日混合语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特征，作者指出这是日本在“满洲国”进行殖民扩张的途中，日本语言优越论转化为一系列可以实际操作的行政管理和文教制度的体现，其中包含着“满洲国”的汉语作家在语言应用上进行的种种尝试和创新。 本书中所涉汉语作家尽管在殖民体制内接受日语教育，但在创作中对协和语、汉日混合语、日语语汇的使用持高度警惕，他们的文本中反而普遍存在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和脏话的特征。脏话的功能体现在夸大、逗乐、冒犯、侮辱和发泄。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如果某个人常常出口成脏，可以判明这个人缺乏公共道德和修养。但是这些作家笔下的社会是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非正常社会，他们所关注的人群都生活在底层，长期为饥饿贫穷所困。过度的压抑让他们通过使用脏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同样生活在底层，如当皮条客试图勾结上层的人，他们用侮辱性的语言来对待更为底层的人，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殖民社会的尔虞我诈可见一斑。大量使用方言土语来表现在地底层人的压抑与不满，未必不可以看作是一种抵制行为。语言作为区隔民族、国家的核心文化要素，被作家用来当作抵御入侵文化的堤坝，从而为在地民众提供一种身份意识和安全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卫和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可以看成是一种抵制行为。袁犀、梅娘等作家在其文本中都呈现出对语言的暴力美学的迷恋。而女作家大量使用脏话，会有抹去性别差异的作用，同时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底层民众的语言特点，梅娘早期的这种语言特点奠定了她创作的两大特征：女性主义和底层意识。而这些特点成为她后来创作中有意识努力的方向。
民族国家文学尚有书写空间。这缘于殖民统制的罅隙。关于这方面的题材，伪满首都警察厅于1943年5月4日发布的特秘文件第1414号《关于侦查利用文艺和演剧进行反满抗日活动情况的报告》 有过详细分析，报告认为“满洲国”的汉语作家具有“表面上装作拥护政府，但却激发反国家思想”的性质：（1）表面上装作赞成政府的监察制度，揭发不道德的官吏的恶劣行径，以期达到启发群众反政府思想的反作用。（2）装作拥护政府的统制经济，描写其矛盾冲突，目的在于激发反政府的情绪。（3）表面上装作信仰全体主义，强调主张应当排除个人主义，在反面以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揭露资产阶级的没落，预言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大同世界，从而启发社会主义。（4）他们声称英美帝国主义已经征服了亚洲，压迫了中国，但在反对英美的口号下却巧妙地描写了中华民族受压迫的痛苦，并把日本看作是侵略者，用以培养反满抗日思想。（5）利用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缅甸、印度、菲律宾各民族的独立运动，痛斥英美的暴行、引证现实的事例，用民族意识鼓动反满抗日。此外，还有一种与现实不妥协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的反国民文学。
以上所说的“反国家”，指的是反“满洲国”。新京警察厅设立的“文艺侦察部”，其秘密辑录的《思想对策资料——关于满洲左翼文化运动》揭示，殖民当局主要是对那些具有上述创作倾向的作家进行监视、侦查和密告。1943年的侦查报告表明，殖民当局找到不少视为心腹之患的左翼作品，如山丁的《拓荒者》（载《青年文化》8月创刊号）、吴郎的《千里食客》（载《兴亚》8月）、吴瑛的《鸣》（载《青年文化》10月）等九篇。分析的结果认为：“从这次书刊检查中可以看出左翼的色彩几乎隐蔽起来了，相反的，民族意识却正在高涨。”分析还指出“满洲国”作家未来的创作可能采取的形式：1、通过“打倒英美”的口号，激发民族意识、抗战意识。2、可以推测他们将团结出版界，促使各派作家共同协作，组成统一战线。
“满洲国”1941年3月起加强对文艺的控制，出台《艺文指导要纲》，颁布出版法，重组文艺机构，对报刊采取兼停并转等措施，同年年底制造了“一二？三一”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在这种情势下，一批作家逃离“满洲国”。袁犀、山丁等人就是通过关系用二百元钱买了一张“出国证”，逃亡北京的。袁犀早期笔下反映的也都是贫苦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作品中常常通过阅读俄苏文学来表达社会主义理想。即便是被视为“亲日”的柳龙光，乡土也是他的作品中一个重要主题。较早离开“满洲国”的梅娘，其《第二代》几乎以“饥饿”辐射并且涵盖了农村的生存图景，揭示了底层的贫苦和焦灼。她在诗歌中反复吟咏“满洲”这个意象。即便是被视为亲日的柳龙光，他的乡土写作也忠实地记录了被压迫民族的情感脉动。这些作者作为时代的旁观者，见证了时代的困境，但在书写时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他们笔下那些带有传记性质的见证文学成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苦难现实的无声控诉。
北京沦陷时期，“色情文学”的创作一度繁盛，其背后有殖民力量的推动，但它具有逃避政治的性质，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被压迫民族的寓言。相关论述将在第五章第一节中展开。
另一种见证文学：精神界限在反抗与合作之间移滑。游记对于构建异国形象的特殊功能，我在论述日本作家战时的旅行文本中提到过。有关占领区中国作家的赴日游记，目前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书中所涉的游记，为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汉语作家所做，由于该会议的背后有复杂的权力运作关系，由殖民者赞助、到宗主国去感受其先进的现代化程度，这样，殖民性与现代性就找到了结合点。除了显而易见的现代化建筑设施，具备现代性意义的新道德与新理性（科学、民权、民主等）所呈现出来的优越性让中国知识人产生了自我贬抑的思想，他们固守的本土性失去了与现代性和殖民性对诘的自信，其见证叙事与日本的文化殖民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这是我要在第六章第二节中详细分析的。袁犀是日本占领区内罕见的民族国家意识强烈的优秀作家，故而格外具有收编价值。我在第六章第三节中，对沦陷下的言论场中众声之间的差异进行辨析，在对比相互扞格的言说中来凸显袁犀的特质，同时指出沦陷后期他的写作有抽空历史之嫌。说到梅娘，她从历史在场的角度生动地写下了殖民地的日常体验，此类的代表作如她的水族系列《蚌》、《鱼》、《蟹》以及《侨民》，其中夹杂着对自我奴化的批判。事实上，到了北京沦陷去之后，她曾对此前创作的《蚌》等作品进行改写，改写的过程删除了那些能够表现日本（军）人丑态和残忍性的描述，我以为，那是中国知识人在适应了殖民环境，殖民初期的抵抗意志随着时间消蚀的表征。我将在第六章第四节详述。


四  本书主旨
在被日本殖民者的枪炮占领之后，沦陷区与大后方成为彼此陌生的、对立的、共时的异质空间，“苟且偷生”的“落后”的沦陷区知识人与英勇抗日的大后方知识精英，这种分类长期成为空间政治的概念化方式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沦陷区作为具有原罪性质的空间，一直受到批判和压制。而在以弘扬民族血性为主旨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里，沦陷区更是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污点和一道伤痕不断被遮蔽，纪念话语一如既往地承袭了对受害意识的彰显和对殖民政权的批判控诉之特征。可以想见：沦陷区的世界距离我们的想象力和情感有多么遥远！
人和他所生存的环境其实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就像美国学者韦斯曼(L．K．Weisman)指出的那样：“与语言一样，空间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同时和语言的句法一样，建筑物以及社区的空间布置，反映并加强了社会中性别、种族和经济关系的性质，语言和空间的使用都助长了某些群体支配其他人的权力，并延续了人类的不平等。” 据此，我们应该考察，作为权力关系表征的沦陷区，它被怎样的合力与价值所塑造，涉及怎样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我以为从不同维度对沦陷区的权属关系进行思考，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抛弃、诅咒或者遮蔽它更有意义。
进而言之，如果说异族统治留下了殖民伤痕，那么清除殖民伤痕的工作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代替我们去做，否则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 。在重层的沦陷区文学地层中，我以那些异质文化中间人——他们自身就是混杂文化身份的承载者——为研究对象，来看他们与沦陷区环境相互塑造的过程，从独立的个案和他们各自特殊的背景介入，去考察他们面对伦理处境、伦理经验的复杂性，剖析他们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其独特的思想脉络与生命轨迹；考察殖民现代性中，主体性存在的程度与方式，揭示占领区的中国知识人是如何以一种主体姿态去思考和实践的，在取代殖民统治与抗争或者是屈服的二元分析框架的同时，不断对“沦陷区”进行重新定义，提醒自己对描述和解读上述思考的立足点的复杂性保持警觉。
客观地看，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摆脱在很多领域比我们更具现代性的日本所投下的阴影，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或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亲日、媚日或者仇日的极端态度去面对。通过探索战时异质文化中间人的困惑与苦斗，寻找坚实的主体性建构的方式，不仅是自身的需要、历史的需要，也是理解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的可靠途径。强化自身对本国文化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将被遮蔽的问题呈现出来，经由文学进入历史，因应时代思想的脉动，或许能够对处理当下中日关系提供有效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