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他的一生总共只有三十三年，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也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感人的身世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本小书，不是谭嗣同的传记，而是希望透过他的一生行迹和他的作品，勾画出他的主要思想发展，他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的心路历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透过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看见一些近代思潮演变的痕迹。 称之为“心路历程”，不是随便的譬喻，因为我在这里所谓的思想，不仅是指观念层次上的意识，同时也是指情感层次上的意识，它包括内心生活的各面，只有综合内心生活的各面，我们才能看到谭嗣同的精神全貌、他的心灵世界。 大约而言，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观念发展式的思想（history of ideas）。这种思想史的着眼点是观念的历史发展，它的主要目的是看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而分析这些观念间的衍生与逻辑关系，探讨这些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所产生的紧张性和激荡性。西方史家鲁佛觉（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链锁》（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和莱根（Anders Nygren）论“爱”这一观念在西方传统里的演变（Agape and Eros）都是这一类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A用这种思想史来处理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不拟采取这种方法，因为谭嗣同不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抽离地或者孤立地去看，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因此，我所采取的是另一种治思想史的途径，那就是把他的思想放在他的时代脉络里去看，看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只有这样来处理，谭嗣同的思想的历史意义才能彰显。 谭嗣同生长的时代是 19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他的思想由成熟到发挥影响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进入一个转型的时代（1895—1911）。 在这转型过程中，谭嗣同的思想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要替他在当时的思想界做一个定位并非易事。首先，当时思想界的重大论争，他几乎都未曾直接参与。当时辩论激烈的今古文之争，谭嗣同并未真正卷入。梁启超与康有为本人都强调谭嗣同受康有为之今文学的影响。事实上，康梁的这种强调都嫌夸大。谭嗣同受康有为之影响甚晚，直至死前的两三年他才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所接触，而其时他的思想的基本形态已大致形成。故当时康有为的今文学虽然在谭嗣同的思想里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却与他的基本思想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此外，清季的另一思想论战——革命与改革之争，谭嗣同也未介入。这固然是由于这个论战主要爆发在谭嗣同戊戌死难之后，但更重要的是，他晚年虽参加康梁变法，他的思想实兼有当时所了解的革命与改革两种成分，假若他未死于戊戌之难，他后来的思想演变究竟属于改革型还是革命型实在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