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赖德霖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家梁思成曾称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为中国建筑的“文法”，而斗拱、栏杆等结构和造型要素为中国建筑的“语汇”。他的这一表述对于多数学习过中国建筑史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追本溯源，梁思成对建筑的语言比拟受到了17世纪以来西方建筑学传统的影响。据科林斯[Peter Collins]的《现代建筑中变化着的理念，1750—1950》[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1750—1950]，由于语言与建筑一样具有构成要素、结构规则和功能，所以早在17世纪，欧洲的理论家们就开始将建筑类比语言，其中包括巴黎美术学院的著名建筑家勃夫杭[Germain Boffrand]（1667—1754）、小勃隆台[Jacques-Francois Blondel]（1705—1774），以及加特麦理—德—昆西[Antoine-Chrysostome Quatremere de Quincy]（1755—1849）。这种类比到19世纪已经非常普遍，仅仅从科林斯书中的介绍就可以发现，当时的建筑家已经认识到，建筑风格和语言一样，具有表意性、集体性、历史性、时代性，并与文明程度有很大关系。美国19世纪后期的著名建筑评论家舒勒[Montagomery Schuyler]（1843—1914）还认为，建筑和语言一样具有民族性。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建筑的兴起，这一比拟在西方一时显得有些过时。特别是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的《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一书在1949年的出版更促使人们将对建筑历史问题的关注，从形式语言转向设计原理，从现象转向思想。但20世纪60年代后，意识到建筑“交流”的重要性，又有以语言为类比的建筑著作问世。其中如载维[BrunoZevi]（1918—2000）的《现代建筑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Architecture]（1973）和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1977）。正如载维认可的，重启这一议题的人是英国著名建筑史家萨莫森[John Summerson]（1904—1992）爵士，他的《建筑的古典语言》[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1963）就是一个重要代表。萨莫森18岁进入伦敦大学学院的巴雷特学院，师从阿尔伯特？理查德森[Albert Richardson]（1880—1964）。理查德森是一位学院派建筑家，1947年获皇家建筑金奖，1954年担任了皇家学院的院长，其作品深受英国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晚期乔治风格和新古典风格影响。这两种风格都是西方古典建筑传统的延续。萨莫森因此也对古典建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先后研究了19世纪第二个十年英国“摄政王时期”伦敦的主要设计者纳什[John Nash]（1752—1835）、巴洛克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师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以及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索恩[John Soane]（1753—1837）。1941年他加入国家建筑记录会[National Buildings Record]，1945年又出任索恩博物馆[JohnSoane Museum]馆长，1958年获得勋位。萨莫森著述颇丰，但以根据作者196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的系列讲座编辑而成的《建筑的古典语言》一书最为著名——该书在出版后的二十五年里，重印竟多达十四次。全书共六章。前两章关于“语汇”和“语法”，后四章关于这套语言的发展。第一章《古典主义的基本要素》介绍了经由维特鲁威[Vitruvius]、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赛利奥[Sebastiano Serlio]定义的五种“柱式”及其基本构件组合。当然，他还介绍了维特鲁威赋予几种柱式的拟人化“品性”。第二章《古典时代的建筑语法》以罗马大斗兽场为例介绍了多种柱式的重叠组合关系、柱式与拱门比例的制约关系，以及柱子与墙壁的结合关系和柱距[Inter columniation]所体现的立面节奏感。第三章《16世纪的建筑语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和帕拉蒂奥[Andrea Palladio]对古代的继承、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另一个是赛利奥[Sebastiano Serlio]、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人对古典“语汇”和“语法”的变形与突破，即后世史家所称的“手法主义”。第四章《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修辞》介绍了从“手法主义”发展而来的“巴洛克”风格——一种“建筑修辞”。其中有米开朗基罗对巨柱的使用、维尼奥拉[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用光与影设计立面，以及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的建筑所表现的动感。他还试图以圣彼得广场、卢浮宫、布兰希姆宫为例说明巴洛克与“手法主义”的区别。他称“巴洛克”为“有说服力的”修辞，即“有力地、戏剧性地运用了建筑的古典语言”。第五章《理性与考古学之光》介绍了17世纪以后意大利之外的建筑家们对古典建筑语言的研究。这一方面是法国理性主义学者对古典语言合理性，即“为什么”这一问题的论证，另一方面是英国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对 “无污染的源头”——希腊——建筑的考古学研究。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提出了希腊神庙的“原始草屋”起源的洛吉埃长老[The abbé Marc-Antoine Laugier]，其理性原型的影响见于苏夫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设计的巴黎先贤祠；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和瑞威特[Nicholas Revett]，他们的影响则见于英国的希腊复兴建筑运动。这一章还插写了18世纪意大利建筑家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对浪漫主义建筑的影响。而这章最后介绍的就是索恩的探索：即他对柱式的抽象化，它代表了建筑的新自由，但也标志着希腊复兴的终结，乃至建筑语言的历史结束。在第六章《古典进入现代》中，作者试图回答20世纪建筑革命之后，当形式问题让位于技术和工业化问题之后，建筑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建筑的“语言”在哪里？为此他简要地回顾了现代建筑的历史，其中包括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和欣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建筑在形体上的几何关系，维奥莱—勒迪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通过研究哥特建筑所提出的结构理性思想。不过他最重视的还是贝伦斯[Peter Behrens]设计的柏林通用电器公司汽轮机车间“山花”和钢柱柱廊所体现的古典意味，以及佩雷[Auguste Perret]现代风格的海军工程兵站对“柱式”的再现。他提到格罗皮乌斯“没有失去古典柱式和对称的感觉”，但更欣赏柯布西埃，说他是“最有古典思想的人之一”—一方面他摆脱了贝伦斯和佩雷依然恪守的古典框架，另一方面他通过建构“设计基本尺度”[Modulor]，在工业标准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古典建筑所追求的“各部分的和谐”。在书中作者没有介绍与建筑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他从形式演变的角度，以简洁的篇幅和浅显的文字勾勒了西方古典建筑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到早期现代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本书对于希望迅速了解这一体系建筑专业本质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理想读本。我在1980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就接触到西方古典建筑的历史。1988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又因为研究中国近代建筑的需要，对那些影响过中国建筑现代转型的各个外国建筑流派都曾留心学习，自认对于古典建筑原理并不陌生。但最初读到这本萨著，它仍带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豁然开朗之感。这种感觉一是来自作者对古典语言的明晰定义，它使读者可以清楚地辨别哪些元素是后世的改造或发展；二是来自作者对于建筑形式语言学式的解读方法。例如他在第一章谈到建筑师选择不同的柱式来表现一座建筑的特殊功能或性格；在第三章比较了雷恩设计的伦敦圣保罗教堂穹隆对布拉曼特设计的罗马坦比哀多穹隆的继承和改变以及由此造成的节奏变化；在第四章比较了罗马耶稣会教堂与圣苏珊娜教堂以及巴黎格雷斯教堂之间细微的差别及其视觉效果……这种视觉分析的方法在美术史教育中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于毕业于工科学校且当时仍在工科学校里研究建筑的我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视角。所以对于这本书，我曾深感“相见恨晚”。这时是1995年，我正作为纽约亚洲文化协会的访问学者在美国研修。可以说，这次经历使我本人在建筑研究上开始重视形式分析。我在1996年夏天回国后的一年时间里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些尝试。如我注意到吕彦直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对希腊十字平面的运用，杨廷宝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和龚德顺设计的北京建筑工程部办公楼对古典柱式的借鉴，张镈设计的北京友谊宾馆立面的五段式构图与卢浮宫东立面的相似，以及他设计的北京民族宫和赵冬日设计的全国政协礼堂对西方建筑语汇的中式转译。我在回国时特地买了这本书敬呈正在指导学生研究西方古典建筑在华影响的关肇邺教授。——不过我现在猜想当时先生或许会心生“辽东豕”之笑，因为我事后才知道，两年之前，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就已经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这本书我曾十分渴望一睹之快，但却始终缘悭一面。而1997年夏天之后，我因受美术史方法的吸引，又再度赴美国攻读美术史博士学位，从此便直面英文原典。直到今年春天，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推出中文新版，译者邀我为之作序，我才有机会展读这本心仪已久的译著。译者是张欣玮女士。我们通过朋友介绍得以相识。我在她的《译后记》里惊讶地发现，早在1988年4月她就已经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当时她在浙江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任职，并正要成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她并非建筑专业出身，所以原著虽然不厚，但翻译过程却并不轻松。她不仅要参考《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人名译名手册》《日英汉建筑工程词汇》等工具书，还需要请教多位前辈和师友。她的译文精准流畅，并尽量保持了萨莫森讲演的口语风格。我在击节赞叹译本质量的同时，内心又再生“相见恨晚”之感——当年在学建筑史，却不知美术界已经出版的这本西方建筑史名著的中译本，更未能早日将它介绍给建筑圈内更多的同行师友，这些都令我赧然惭愧。所幸自己还能证明近年读书尚有进境，因为今天重读萨著，我不仅可以回味当年初读时的喜悦，还能发现其若干至少对我个人来说的未尽人意之处。例如，穹隆是古罗马人的一个重要发明，但萨著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古典建筑语汇特别介绍，并讨论它对后世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复兴，乃至新古典建筑构图的挑战和影响；作为“建筑语法”的另一重要内容，比例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如阿尔贝蒂和帕拉蒂奥等大师的眼里，以及古典主义时期和学院派的教育中都曾是建筑设计的重要考量，但在萨著中也付之阙如。我尤其关注书中提到的伦敦特许会计师协会（图64）。它是英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的“爱德华巴洛克”[Edwardian Baroque]风格的代表作，这种风格集各时期古典语汇之大成，力图展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兴盛与强大，在东亚影响甚广。但萨莫森对它却语带不屑，讥之为“一种用惯常的手法主义和巴洛克材料配成的水果色拉，一种专门哗众取宠的手段，它十分适合19世纪末叶特有的精神文化的颓废气氛”。我还关心建筑语言的“表意”问题和由此衍生的跨文化“翻译”问题，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环境行为学、符号学、现象学，以及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在建筑研究中得到重视，但相关讨论在萨氏20世纪60年代的这本书中或并未深入，或尚无涉及。不过，我不应该苛求更多，因为萨著原本就是面向大众的演讲。毫无疑问，对于建筑学的发展来说，提高社会认知与深化专业研究同样重要。而对于渴望了解西方古典建筑传统的中国读者，我除了要感谢萨莫森爵士，更要感谢欣玮女士！2016年7月于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