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善治

善治就是好的治理，也可以理解为越来越好的治理。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实现公共利益优选化的治理活动和治理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很深刻的社会进步。因为它以制度的形式，将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固定下来。 政治现代化既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政治进步的必然要求。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不断地从以“官员的权力本位”为表征的传统政治，走向以“公民的权利本位”为表征的现代政治，是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走向善治》一书中，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哲学的分析、政治的远见条分缕析地阐明了统治与治理、善治与法治、善治与民主的关系，进而指出善治的丰富内涵以及实现方法。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曲折、民主的细节、法治的思维、政治的蓝图。

俞可平，有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

001自序
民主
002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是民主治理
007政治生态恶化与官本位
012官本主义是现实，民本主义是理想
026民主还是民粹——中国的民意政治
法治
056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064依法治国的政治学意蕴
082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
087没有法治的民主是残缺的民主
治理
092政治学的公理
098公平优先，应成为新的策略选择
10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六大措施
114生态治理现代化越显重要和紧迫
119的干部教育与国家治理
文明
136文明的教化
141对待中国现代化应走出传统“中西之争”
155与中国政治的进步
169思想家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访谈
178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定位与实现方式
213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226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附录
240俞可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善治话语

自从去年11月我从中央编译局回到北京大学后，我一再对媒体界的朋友讲：此后我的研究重点将从“尘世的学问”，即应用研究，转向“天国的学问”，即纯学术研究。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不再接受任何关于现实问题的访谈，不发表关于现实政治的演讲，不出版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然而，政界、学界，尤其是媒体界，总是有不少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我继续发表关于现实中国的评论，出版关于现实研究的论著。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做纯学术的研究仿佛是躲进了远离尘世的“象牙塔”，比起那种纯学术研究来，人们当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
我大体上做到了自己的约定，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纯粹的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史研究上。我躲进了京郊树木花草环绕的“方圆阁”，就“民主”“自由”“权力”“权威”“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尊严”“和平”等政治哲学的基础概念和人类的普遍价值，与古今中外的哲人们进行心灵的对话，向他们请教，与他们辩论，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乐在其中，俨然已经实现了我个人的“中国梦”。
然而，任何事物总有例外。当媒体的朋友提出要结集出版我过去发表过的若干论著时，我还是破例了，允诺出版了三本论及现实问题的文集。一本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民主？民意？民粹》，一本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偏爱学问》，还有就是这本由财新传媒编辑的《走向善治》。收录于此书的这些文章，大多都在财新传媒上转发过。 财新传媒影响广泛，经财新传媒转发的拙作，每每都会在财经界引起不小反响。我也从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经济与政治实在是难舍难分。
这部文集，取名《走向善治》，这表达了我的政治理想。在回到北大后，我接受了《环球人物》的专访，破例谈了我自己的政治理想。记者问我：“您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二是法治。中国古代只有‘刀制’（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 by 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 of law，因为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但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衣食无忧、环境干净，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呼吸洁净空气；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盗、被谋杀。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记者又问我：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我回答说：“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实现善治，或许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理想目标。但不断地走向善治，应当是我们对现实政治的一个起码要求。
俞可平
2016年8月17日于京郊方圆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