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的烦恼

年轻的维特来到一个小镇，这里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天真快乐的儿童给予他极大的快乐。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叫绿蒂的少女，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让他倾倒；绿蒂也喜欢他，却不能予以爱的回报，她已与维特好友订婚。维特陷入了尴尬和痛苦，他毅然离开此地，力图从事业上得到解脱，有所成就，然而鄙陋的环境、污浊的人际关系、压抑个性窒息自由的现存秩序，都使他无法忍受，当他怀才不遇地重返绿蒂身边时，发现绿蒂已结婚，决定以死殉情，遂用一支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有名思想家、作家、诗人，他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有名的代表，作为诗歌、戏剧和散文作品的创作者，他是伟大的德国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光辉人物。世人认可他是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西方精神文明很好的代表。

第一编
第二编
补记
编者致读者
译后记
歌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二十多年前，在南京大学学德文的时候，我已经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书。当时，只觉得郭老的译文不那么好懂，或 者说读起来已有些别扭，却未考虑为什么会如此，更没想到自己什么时候要来重译这部书，虽然那时我已开始翻译介绍德国文学。那年头，我们对于权威的尊重和崇拜，真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就算有谁认定《维特》应该重译并且也真的把它译成功了，能够通过么？能够出版么？难！
世事沧桑，人生多变。一九七八年，在当了十多年教师以后，想不到又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跟随导师冯至教授研究起歌德来，而《维特》则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在此过程中，自然又读了郭沫若前辈的译本，再一次感到它已经过时，已经失去曾经有过的动人情致，不易为现代的读者所接受了，于是便在当时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动了重译的念头。
刚一说出自己“大胆”的打算，就引起几位好心的朋友的异 议：德国文学可译的东西多的是，何必去惹那个麻烦呢！可是我 没接受朋友的劝告，因为我不愿再听到那些只能读译本的爱好文学的青年对我抱怨：《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小说读起来真没意思，也不愿再看着某些同行拿现行的标准去苛求产生于近六十年前的郭译本，于是下定了决心重译《维特》，以使它在中 国赢得新的读者，同时让早已完成历史使命的郭译本光荣地进入文学博物馆。
一九七九年暑假后的一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对当时自 己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绿原同志说，我想翻译《维特》。这位改行当德文编辑的诗人看着我沉吟了好一会儿，然后脸上才露出微笑来，回答道：“好！这本书我们本来也打算请人重译。不过嘛，你也晓得，这本书以前出的是郭老的译本，现在组织重译必须特别慎重。你能不能先交一万字试译稿，让我们社领导研究研究再定？”
我欣然同意绿原的建议。 绿原又对译文提出了一两点具体要求，并特别要我记住《维特》是一部产生于两百多年前的古典作品，翻译时必须在保持原著的格调上狠下功夫，尤其是注意一个“化”字。按说，作为一名歌德研究者，我对《维特》一书的时代背景、成书经过、思想意义以及艺术风格等等，都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为了真正译好这本书，我又细读了原著，查阅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资料，直至确信已经基本把握住了《维特》的风格。
在此之前我经过数十万字的翻译实践和多年的学习揣摩，以 及到了北京后受众多译界前辈的指点熏陶，应该讲也大致上懂得了上乘的译品必须符合哪些标准；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个 “化”字，我仍悉心研读了钱锺书先生等的有关论著。
一九七九年冬天，在做了上述准备之后，开始翻试译稿。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试译稿寄出不久，便收到绿原同志的回信：审 查业已通过。
接着，我开始了全书的翻译。工作是艰辛的，为达到保持和 再现原著风格、情致的要求，我常常是字斟句酌，每译一段都要 进行一番思考。为了尽可能接近那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化境”， 使译文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而精神姿致 依然故我”，我使出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了完成这 不足十万字的薄薄一本小说的翻译，竟花了两三个月时间，这在 我是从未有过的。
关于重译《维特》的前后情况，已谈得够多了。现在再具 体讲一讲，我所理解的《维特》的风格究竟是什么，以及我又 采取了怎样的方式，使用了哪些手段，来力求再现这个风格等 等问题。
如前所述，《维特》是一部产生于两百多年前的世界文学名 著。因此，整个地讲，我认为它的译文就应该文学味更浓厚，就 应该比较高雅。所以，要力避使用现代流行的大白话甚或口头 语，而尽可能用那种经过锤炼的文学语言，以及较高层次的（如 知识分子中通行的）口语。例如，我在小引中不用“你们”而用 “诸位”，不讲“不可能吝惜自己的泪水”而讲“不免一洒自己 的同情泪”，以及后来在正文内用“岑寂”代替“寂寞”或“安 静”，用“躺卧在飞泉侧畔的茂草里”取代“躺在由山上流下来 的小溪旁边的深草里”等等，都是出于这一考虑。此外，我有意识地多采用了一些现成的四字词组，以增加译文古雅的色彩，同
时使行文更加简练。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个“度”“量”以及是否自然、得当的问题；超过了一定“度”和“量”，不自然，不得当，就会弄巧成拙。我的《维特》重译本，毕竟是给今天 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阅读的，因此，在考虑它的“文”、它的 “雅”、它的“古”时，必须以广大读者所能接受为限度，必须 让青年们都能读得懂，必须能够朗朗上口，否则，重译便失去了 意义。
我一再强调，《维特》产生于两百多年前，但更确切地说，产生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时期。这个时期 的作家们，包括青年歌德在内，都狂热地追求个性解放、感情自 由，加之受了英国的感伤主义的影响，他们就变得十分的多愁善感。因此，强烈的感情色彩，乃是《维特》这部狂飙突进时期的代表作的又一风格特征。歌德巧妙地利用一封封近乎内心独白的书信，把年轻的主人公时而欢欣陶醉，时而苦闷不满，时而憧憬追求，时而愤懑绝望的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老实讲，那动不动就以泪洗面，自称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的维特，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恐怕是经常在无病呻吟的吧。为了保存和再现这一风格特征，我的译文除适量选取感情色彩强烈乃至夸张的字眼，常常采用感叹句、排比句以外，还充分发挥汉语语气词丰富的优点。试看下面的引文：
可叹啊，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去世！可叹啊，我曾与在这段情绪激昂乃至夸张的引文中，我上面讲的三种手段 都用上了，而其中的八个语气词，除去两个“可叹啊”和一个“唉”在德语原文中有同一个相应的“ach”以外，其余全都是为了增强语气和情感而添加的。
“近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采（Benedetto Croce）批评歌德此书，以为是首‘素朴的诗’。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此书几乎全由一些抒情的书简集成，叙事的成分极少，所以我们与其说是 小说，宁肯说是诗，宁肯说是一部散文诗集。”这段郭沫若在一九二二年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一开头说的话，道出了《维特》的第三个风格特征，即浓郁的诗意。
如果说，要理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译者都必须具有高度 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话，那么，为了把握《维特》的这一风格特色，译者还必须具有一颗如同小说主人公一般的“敏感的心”，才能把寓于那许许多多场景、细节乃至普通事物中的诗意寻找出来。而为了再现这些诗意，译者就必须在遣词造句的精练、含蓄、优美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在行文的流畅自然、朗朗上口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修辞的问题这儿就不谈了。在重译《维特》时，我尽可能 既避免佶屈聱牙的长句，也避免被拆得支离破碎，因而模糊了原文表情达意重心的短句。例如，德语中常有后置或插入的定语从句，我一般都按汉语习惯予以前置，并在这样做时尽可能注意用词的精练，使句子既不太长，又保持原文自然流畅的语势，突出原文达意表情的逻辑重心。除此而外，我还注意了行文的节奏和音韵。在我看来，好的散文，尤其是《维特》这样 的诗一般的散文，也必须是节奏优美、音韵和谐的。经过种种 努力，加之原著本身富于诗的意境和情感，译文也就该是诗意沛然的了。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理想和追求，至于我的《维特》重译本 实际成绩如何，则有待读者和专家们的比较、鉴别和评论。
上面讲了《维特》的三个值得注意的主要风格特征。那么，这三个特征是不是自始至终地贯穿全书，平均地体现在小说的 各个部分中呢？我在《维特》的《译后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应该说，翻译文学作品是件困难的工作，而译《维特》尤其如此。主人公激情奔放的书简，“莪相”情调沉郁、意 境诡奇的哀歌，“编者”冷静纪实的叙述，统统都要求译文 追随再现，实在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为了不愧对原书作者和前辈译家，后学唯有兢兢业业，勉力为之。
也就是说，翻译文学作品之难，难就难在要再现原著的情 致风格。而在《维特》这本小书中，粗分便有三种大不相同的格调。为了再现这三种格调，我又各有侧重地采用了前文所述 的种种手段。举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在书简中更多地使用了感 叹句、感叹词、语气词，整个行文也尽量带上独白式的口语色彩，以便把主人公的喜怒哀乐都宣泄出来。“莪相”的古老哀 歌——《维特》这“素朴的诗”里的“诗中诗”，原文是没有韵的，我却尽可能地押了韵，并用了诸如“寻觅”、“絮语”、 “秀发”、“把头儿低昂”这样的古雅词语，让诗味儿更浓。至于后面的“编者致读者”，却应有区别于前两者的冷静与平实，因此，我便努力避免了上述那类感情色彩强烈，或太文太雅的语言。至于全书前面那一段短短的“引子”，虽说也同样出自“编者”之手，但却应该是富于感召力和文学味儿的，以 便人一读就感到亲切，就产生共鸣，就被吸引住，因此也更值 得推敲和讲究。

完整地保持和再现原著的风格，使译文变成“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般的神似，接近使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的“化境”，要达到这些文学翻译的高标准，谈何容易！不过，难尽管难，努力追求却是应该的、必须的，至于结果如何，成绩怎样，则是另一回事。而我写此文的主旨，也仅在于向读者和同行们讲一讲自己所做的努力而已。
一九八○年夏秋之交，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交卷”。绿原 同志接过我写得清清爽爽的译稿，笑呵呵地说“哈，你又当了 一次维特！”
说得真不错，我是当了一次维特！在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 中，我的确常常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角色”，和年轻的主人公 喜怒哀乐与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重译《维特》时还比 较年轻，是因为我也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有过某些类似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故而能较好地体会他的思想、情感，与其产生共鸣。这，无疑是我重译《维特》的一个有利条件。
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此之前，我已为人民文学出版 社编选翻译过《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曾经为把握和再现歌德、克莱斯特、海涅、施笃姆等作家的迥异风格而做过尝试和努力，摸索和积累了一些个经验。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的责任编辑、诗人绿原既对我严格要求，又给我具体指点和热情帮助。
在我重译《维特》乃至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过程中，除他以外，我有幸还得到了许许多多师友和前辈的鼓励、帮助和提 携，对他们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于1980年，原载《翻译通讯》《新华文摘》